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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蒂西·塔西尔:印度人为了字眼争来争去,背后只因这种情绪作怪

2017-08-01 07:48:23

【翻译/观察者网 张逸舟,杨晗轶】

二十多年来,印度地图册在不断修订各地地名。1995年,孟买从Bombay变成了Mumbai。1996年,马德拉斯(Madras)变成了金奈(Chennai)。后来,科钦(Cochin)改成了柯枝(Kochi),班加罗尔从Bangalore改成了Bengaluru,加尔各答从Calcutta改成了Kolkata,几乎每个大城市都被重新命名过。

有一些名字改得比较合理,例如英国殖民者命名的特里凡得琅1991年被改回古名“锡鲁万纳塔普拉姆”,如果说这还算是某种“拨乱反正”的话,那么另一些名字则改得有些奇怪了,好比法国规定其他国家的人不准再管巴黎叫“Paris”,而要按照法语发音改称“Paree”。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

在印度,名字绝不仅仅是个名字那么简单。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说过,印度是个“存在多层事实、思维和梦想的国家,层与层之间相互掩映却未完全覆盖。”英国殖民史、伊斯兰征服史、古印度王朝史,它们层层叠加却难以相互容纳。每进入一个新时期,都有人自封为历史的继承者,也有人自视为历史的受害者。

既然印度存在多重相互竞争的历史观,如何命名,如何让世界按你认识自己的方式认识你,自然成为了一种根本性的需要。越是受到他人的审视,这种需求就越迫切。人们在封闭社会中有种本能的自信,而随着开放又可能变得过于敏感,竭力试图塑造和控制印度的形象,这种特殊的焦虑感集中体现在改名运动中。

其实从独立之初开始,印度在不断更改英国殖民时期的旧地名时,便染上了改名“强迫症”。 在我的故乡德里,改名过程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90年代,贯穿我整个童年。英国殖民时期的旧地名一个个消失:“哈丁大道”变成了“蒂拉克马格”;“威灵顿弯道”变成了“特蕾莎修女路”。 市政府甚至给我当年住过的街道改了名字:英殖时期标志德里最南端的“南端巷”,被改成了“拉杰什·皮洛特巷”。有意思的是,市政府似乎生怕民众觉得不够混乱,专门在南端巷旧址上竖立了一座比旧路牌更大的石碑来解释旧路名的重要性,却只字不提新路名为何被冠以一位存在并感不高的政府部长的姓名。

如果说英国殖民史只是印度社会表层的浮土,那伊斯兰征服史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印度和巴尔干半岛一样,都经历过长达数世纪的伊斯兰统治,但大量人口并未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文明对印度的征服始于11世纪,一直持续到18世纪。英国作家丽贝卡·韦斯特曾说过,印度城市具有“双重性”,比如在印度全国人口最多的北方邦,中世纪的穆斯林古镇根瑙杰(Kannauj)刚好重叠在古印度的曲女城(Kanyakubja)之上,后者是7世纪戒日王朝的首都。莫卧儿帝国的安拉哈巴德(Allahabad)坐落在恒河与阎牟那河交汇点上,它覆盖着古印度的钵罗耶伽(Prayaaga)。在印度教传说中湿婆所建的圣城瓦拉纳西(Varanasi),伫立着许多宏伟的清真寺,而它们都是在旧寺庙的废墟上修筑的。

印度穆斯林

与英国殖民者不同,伊斯兰征服者在印度后继有人——那就是超过1.7亿的印度穆斯林。这段历史很难抹杀,印度过去也从没尝试这样做过,而总是试图把穆斯林和其他人融合在一起。 因此,具有多重性的城市自然拥有许多名字。例如上文提到的瓦拉纳西(Varanasi),在伊斯兰时代它被命名为巴纳拉斯(Banaras),这个名字直到今天都还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所熟知。 更有趣的是,不管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当他们要提到古印度神话和宗教的精神之城时,都会使用更古老的梵语名字:迦尸(Kashi)。

然而在今天的印度,这套精密复杂的命名规则正逐渐成为历史。随着印度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把历史作为政治武器的印度人民党如鱼得水。印度现任总理的纳伦德拉·莫迪在1990年时,曾组织了一场政治和宗教运动,导致阿约提亚的印度教徒拆毁了一座16世纪建造的清真寺——因为据说它占据了印度教伟大英雄罗摩的出生地。由此爆发的宗教冲突导致2000多人死亡,许多印度穆斯林将该事件视作印度的融合性文化走向崩溃的征兆。

莫迪上台三年以来,印度政府在更改地名这件事上的态度还算谨慎。德里有条大街叫奥朗则布路(Aurangzeb Road),它是英国殖民者以17世纪莫卧儿皇帝命名的,2015年它被重新冠以本世纪初穆斯林总统、导弹与核计划推进者阿卜杜勒·卡拉姆路的名字。也就是说,印度人民党用一位穆斯林爱国者的名字取代了一位穆斯林暴君的名字。

但总体而言,印度人民党越来越倾向于负面看待印度被穆斯林统治的历史。去年,果阿邦的印度人民党主席阿米特·沙阿将穆斯林统治时期描述为印度人受千年奴役史的一部分。就在几个月前,印度人民党的一名部长甚至要求把以莫卧儿帝国第三代皇帝命名的阿克巴路(Akbar Road)改成一个败在阿克巴大帝手下的印度国王的名字。

由此可见,哪怕印度在穆斯林统治下再辉煌,也被多数印度教徒看作失败与耻辱的历史。最近,北方邦新任首席部长约吉·阿迪亚纳斯表示:“过去,我们总拿泰姬陵模型当礼物送给来访的外国贵宾,但此类伊斯兰尖塔根本无法反映印度文化。”如果连泰姬陵都不接受,那恐怕没有什么不会冒犯印度人了。

地名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改名大作战中最紧张的战线。印度与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类似,是一个重生为现代国家的古老文明。印度有两个国名,一个叫“印度”(India),一个叫“婆罗多国”(Bharat),它们反映了该国现代和传统的双重性。后者源自梵语,也是印度人用来称呼本国的名称。前者是拉丁语,光是词源就代表着印度处于西方审视之下的历史。在希腊语中,印度河叫做“Indos”,它来自波斯语的“Hindu”,而后者又源于这条河的梵语名字“信度”(Sindhu)。

“印度”和“婆罗多国”,一个代表着现代性,也涵盖着来自西方的趣味和侮辱;而另一个则代表着人们坚持文化之根的深层需求,两者极难和解。虽然今天许多外来价值观、态度和生活方式都通过智能手机传入印度,但正如瓦拉纳西一位婆罗门种姓的人所言,人们几乎不可能做到在外面当西方人,在家里当印度人。

印度无法消化现代西方内在和外在价值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强奸盛行。在印度,强奸并不仅仅与性相关,更多是权力的野蛮展示。现代性就是权力,那些更融于现代性的人(尤其是体格较弱者),往往会对那些感到权力被褫夺的人造成威胁感。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2012年的德里黑公交车强奸案,23岁的乔蒂·辛格被轮奸暴力侵犯,伤重死亡。

即使在这件事上,印度人也为了字眼争来争去。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集体、印度人民党文化源泉的印度国民志愿团对乔蒂·辛格案的表态,深刻揭示了今日印度对命名的痴狂。国民志愿团负责人宣称:“这种罪行发生在印度,而不是婆罗多国。正是由于婆罗多国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成为了印度,此类事件才会发生。”

阿蒂西·塔西尔

阿蒂西·塔西尔

印巴裔英国作家,《我的穆斯林父亲,一个儿子的伊斯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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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纽约时报 | 责任编辑:张逸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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