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是欧洲“新右派”运动的代表人物。作为文化独特性和整体性的捍卫者，他主张欧洲人在多元文化主义面前保留自己的身份的权利。本文是阿兰·德·伯努瓦在“2014年《元素》（Élements） 期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讲话，收录于期刊Arktos。

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欧洲的现状入手，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欧洲构想的基本问题。为使欧洲重焕生机，作者强调了统一欧洲的必要性，指出欧洲要着重从政治、历史、文化文明方面重构自身，实现欧洲独立的统治权。

观察者网刊发此文，供读者参考。】

（翻译/ 刘清瑞）

欧盟的明显缺陷表明了目前欧洲构想的失败，以及 “欧洲统治权”的必要性。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二十五年前，欧洲似乎能解决所有问题。如今，它却成为别国的累赘。随着欧洲美好未来的幻灭，各方的强烈谴责如期而至。欧盟委员会的各方面都饱受诟病：它限制倍增，干涉无关事务，使平民受苦、机构瘫痪；它的组织形式匪夷所思，且缺乏民主合法性；它企图消灭民族和国家主权，最终沦落为一台失控的机器。在多数国家，对欧盟持积极看法的民众比率已十年多连续走低。2004年，认为“法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弊大于利”的法国民众比率为25%；到2013年，这一比率跃升至41%。最新的一项伊普索斯民意测验显示70%的法国人希望“限制欧洲的权力”。

事实上，如今的欧盟正经历空前的合法性危机，且其前景黯淡无吸引力。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开始“解构”，当时人们正针对是否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做辩论。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未来变得明显问题重重，许多欧洲人开始失去希望。同时，当全球化引起更多担忧时，欧洲并没有保证更强的购买力、更好地规范世界贸易，也没有保证再分配减少、犯罪率降低、劳动力市场稳定和更有效的移民管控。反之，欧洲构想在那时出现了，它没有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而是成为了这种自我重复过程的一个阶段。

从一开始，欧洲构想其实就违反了常识，我们犯了四个根本错误：

第一，集中发展经济贸易，忽视政治和文化。欧洲幻想通过齿轮效应，能将其经济公民身份机械地转化为政治公民身份。

第二，想通过顶层创建欧洲，而不是从基层入手。

第三，倾向于通过早期扩张将还未准备好入欧的国家纳入欧洲，以深化现有政治结构。

第四，对欧洲边界和欧洲一体化的目标从未做出明确规范和决策。

沉迷于发展经济，欧洲共同体的“缔造者”故意将文化弃之不顾。他们最初所做的努力旨在将国家融入一种功能主义者视角下崭新的行动空间模式。对让·莫内一行人来说，为实现国民经济相互交织，政治的联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相比不联盟而言，联盟的代价显然更小。但可别忘了“欧洲”的第一个名字是“共同市场”。 这种最初的经济主义必然有利于制度的自由化转向，必将对联盟领导层即将制定的公共政策进行经济层面的基本解读。欧洲还远没有为政治化的到来做好准备，就因经济的过度膨胀而迅速去政治化，并将专家权力神圣化，实施专家治国战略。

我们在没有建立起欧洲的情况下解构了国家。

1992年，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欧洲共同体变为欧洲联盟。这种语义上的变化也具有启发性：欧洲各国与其“联合”不如寻求“共通点”。当下的欧洲首先是经济的、遵循市场逻辑的欧洲。在自由主义精英看来，欧洲只能是一个完全遵守资本逻辑的大型超级市场。

正如我所说，我们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希望从顶层即从领导层的制度来创建欧洲。恰恰相反，与“整体联邦主义”拥护者的想法一样，我们应该遵循合理的逻辑，从底层开始，从街道到自治体，从自治体或聚居区到地区，从地区到国家，最终由国家创建整个欧洲。这正是严格执行权力下放原则所要求的。根据权力下放原则，只有在下层权力无能为力时高层权力才需要进行干预（这是充足能力原则）。而在欧盟成员国地区，往往是集权官僚机构通过其命令规范一切。高层权力任何时候都要将自认为能做的事情干预一番，结果是导致欧盟委员会决定了一切，认为自身无所不能。

我们绝不能被欧洲主权主义者们对欧盟作为“联邦欧洲”的惯性谴责所误导：通过将所有功劳归功于上层的倾向，欧洲主要基于雅各宾模型而建立。但这样的欧洲绝对不是“联邦”，而是极端化的雅各宾模型，兼具惩罚性的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和不透明性。

第三个错误是欧盟的盲目扩张。我们首先应该深化现有结构，同时在全欧洲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以试图对欧盟的目标达成共识。盲目扩张倾向在欧盟吸纳中东欧国家的扩张过程中体现极为明显。大多数这类国家申请加入欧盟只是想从北约的庇护中获利。他们确实在谈论欧洲，但其实只寄希望于美国！这导致了欧盟的“稀释”和低效，很快所有人都相信这个包含二十五国的欧盟已无法发挥作用。这种看法在土耳其加入欧盟后人们对欧洲文化、宗教及地缘政治前景的担忧中进一步加深了。

由于各国经济水平、社会状况和税收体制的差异，欧盟早期扩张也导致了敲诈式的工业再分配，这损害了工人利益，并最终成为欧元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引入单一货币非但不利于欧洲国家经济的趋同发展，还恶化了经济状况，令人难以承受。

欧洲主权无处可寻，国家主权也成回忆。换句话说，我们在没有建立起欧洲的情况下解构了国家。这个悖论完全说得通——欧盟不仅试图以欧洲取代国家，还试图以经济取代政治，以官僚管理取代人民治理。欧盟接受了一种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以对经济首要地位的强调和通过对政府管理的“去政治化”来废除政治的意愿为基础。也就是说，这种自由主义为“去政治化”创造条件，使任何诉诸合理政治决定的行为都变得不合时宜。

此种自由主义倾向还滋生出某种道德危机。长久以来，欧洲一直沉迷于普遍主义，将愧疚感和自我否定塑造的世界观内化。它已成为唯一一片“为开放而开放”的土地，而丝毫不考虑此举将会给别国带来什么后果。

欧洲起初就致力于将普遍性概念化，无论是追求向好还是向坏的普遍性。它想成为“关于普遍性的文明”，但“关于普遍性的文明”和“普世文明”并不是一回事。常见的一种美好说法是，“普遍性”这个词最积极的意义是“地方无边界”。但主流意识形态忽视了“普世文明”和“关于普遍性的文明”的区别。在领导人的要求下，欧洲陷入了自我忽视和忏悔之中，因为它仍记得——是人权宗教使同一性这一概念推广开来。毫无远见的人文主义者将自身定位为历史的审判者，将无差别视为一种救赎的理想，同时强调不同文化归属的过程。正如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所说，“这意味着为了不再排斥任何一方，欧洲必须摆脱过去，不再迷茫，将自身的遗产看作人类权利的普遍性留存下来。我们什么也不是，这是我们不被任何事物禁锢的先决条件”。“虚无至极，宽容至极”，社会学家乌布里希·贝克（Ulrich Beck）以同样的方式说；然而正是这种历史文化虚无感令人对一切过敏。

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欧洲领导人拒绝将自己看作其历史、文化和共同命运的担保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欧洲从未停止重复“自身历史乏善可陈”的论调。欧元钞票完美印证了这一点：票面上只有空洞抽象的建筑结构，没有一处景观，或是一位名人肖像。总的来说，欧洲想逃离历史，尤其是自身的历史。它被禁止确认自己是什么，甚至不想质疑自身身份，只因害怕对其成员国造成“歧视”。欧洲宣称依附于“价值”，其实就立即强调了这些价值并不属于它，所有人都应该有相同的价值。强调“价值”而非“利益”，目标或者对政治主权的渴望恰恰表明了欧洲的集体无力感：不知道想要什么。她甚至不会对此有疑问，因为她应该清楚自身什么都不想要。为什么？因为她已经不知道欧洲是什么，也再不想搞清楚欧洲到底是什么了。

如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在移民领域，欧盟对移民采取了一种十分慷慨的接纳政策，这个政策没有成员国能表示异议。工商业领域，拒绝任何“庇护”的论调同样盛行。自由贸易壁垒的完全移除导致大量新兴国家的低价商品和服务涌入欧洲，并在各种领域（社会、财政、环境等）实施倾销；而欧洲本土的生产系统越来越多地流向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使欧洲去工业化，失业和贸易逆差问题更加严重。

为终止美国超级大国的统治地位，我们必须为世界恢复多极化维度。这是“构建欧洲”的另一个原因。

外交政策是国家主权的对立面。由于欧盟并非一个政治机构，显然不可能存在共同的外交政策；最多会有一个周期性的国家外交集团，其“对外”政策源于“共同体”的能力。无论是对美国干预伊拉克的问题，还是对利比亚、马里、叙利亚战争问题，或者俄罗斯、中东、巴勒斯坦、科索沃和最近的克里米亚问题，欧洲人一直无法达成共同立场；大部分人仅仅在附和美国的立场。既然无法分享共同利益，欧洲自然也无法拥有共同意志，采取共同政策。

然而，尽管欧洲构想令人失望，但我们却比以往更加需要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为什么？首先是为了能够让（因长期战乱冲突以及各种形式的对抗而分裂的）欧洲各民族重拾对其共同文化和文明的归属感，以确保这个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再彼此对抗。而且，就当下这个历史时期而言，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也同样必要。

雅尔塔体系时期，世界被美苏两极支配，欧洲第三方力量的出现已成必须。苏联解体后，此种需求日益增加：如今支离破碎的世界里，只有欧洲团结统一起来，才能保证其民族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充分发挥职能。为终止美国超级大国的统治地位，我们必须为世界恢复多极化维度。这是“构建欧洲”的另一个原因。

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边界消失，时间和空间概念不再重要，这也使民族国家日渐衰落。在现代化末期——或者用新兴术语说，在后现代时期，随着跨国事务持续增多，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陷入危机的民族国家已日渐式微。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丧失了全部权力，而是说它们再也无法招架由金融系统引发的全球问题了。在一个充满变数和全球风险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指望自身解决与之相关的问题。换句话说，民族国家不再是解决国家问题的首要实体。它们过于庞大，无法满足公民的日常期待；同时也过于弱小，无法招架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束缚。如今的历史时期是地方活动和大陆集团当道的时期。

在如此情境下，“主权主义者”变成了一群能写好批评文章却提不出好办法的人。他们谴责（但并非无端地谴责）欧盟领导层的决定中官僚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倾向时，很多事例表明如今民族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技术专家政府也不过尔尔；他们批判欧盟的“大西洋主义”时，各国政府也正往相同的方向发展。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浩大的全球同质化运动，同时影响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民族国家的存在无法以任何形式阻挡其声势。这场民族同质化的载体是无国界的，能够通过简单地联结国家来应对同质化的信念是严重错误的。因此，大多数针对欧洲的批评放在国家层面来看也同样适用。

其他批评则互相矛盾。所以经常是同一群人在谴责欧洲的政治无能（围绕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冲突这样的话题），以此来绝对抵制必要的领导人物组建一个真正的，政治性的，且唯一能在外交政策领域做出必要决定的政府。

有关国家“主权”的争论也半斤八两。当我们说欧盟牵扯到国家主权的让渡时，我们忘了一个事实：长久以来，民族国家已经在所有至关重要的领域丧失了政治决策能力。在全球化领域，国家不再是名义上主权的承载者。如今，面对资本转移，金融市场的力量以及资本的空前流动，各国政府表现出明显的无能为力。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关注，以便找到建立新主权的可行办法，也就是说，恰恰需要建立欧洲层面上的主权。这是“构建欧洲”的另一个原因。

显然，欧洲的构建出现危机的潜在原因之一是好像没人能对“欧洲是什么”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其实答案是不少的，大多数人们也都同意，但却没有答案立场一致。而要回答“欧洲是什么”这个问题，自然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欧洲应该成为什么？

欧洲是一项关乎文明的工程，否则将毫无价值。

欧洲到底是寻求建立具有明确边界和共同政治制度的自治、独立的政治权力，还是仅仅成为一个巨型市场和对“公海”开放的自由贸易区？欧洲领导人其实一直没能在这点上统一意见。这注定导致欧洲在无限空间中被削弱，并被大规模地去政治化、中立化，只能通过技术专家和政府间的决策机制运作。迄今为止，欧洲的仓促扩张和对欧洲结构造成影响的不确定性助长了第二种模式的发展，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或“大西洋”灵感。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就意味着在政治与经济，陆上力量和海洋力量之间做出选择。不幸的是，那些参与建造欧洲的人根本没有地缘政治的意识，他们完全忽视了陆上和海上逻辑的对立。

1964年，戴高乐将军完美定义了这个问题，他说：“对法国来说，打造一个“欧洲化”的欧洲是一个议题。“欧洲化”的欧洲意味着欧洲由自身建造，为自身存在。换句话说，欧洲要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屹立于世界当中。有些人言语上希望这一构想能够实现，却在行动上有意无意地抵制这一构想。没有自身独创政策的欧洲基本上仍然会受到美国方面的支配，但直到今天，对人们来说，欧洲从属于美国这一事实似乎仍是正常和令人满意的。”

欧洲是一项关乎文明的工程，否则将毫无价值，这是一个独立而坚定的欧洲所应当拥有的观念。她既不遵循个人主义，也不遵循集体主义，拒绝种族中心主义也不推崇自由主义。因此，我希望欧洲遵循整体联邦制，只有坚持这个概念才能辩证地实现自主和联合，同一和多样的必要平衡。正是基于此，欧洲应该立志成为一种能捍卫其特定利益的主权力量，一个能在多极化世界中规范全球化的杠杆，以及一项关乎文化和文明的独创工程。

目前，如我们所见，局势闯入了死胡同。我们想要文化意义上的欧洲，却只受到技术官僚的支配。我们因为使用单一货币而深受其害，毫无收益。我们目睹着国家主权的消亡，同时没有维护必要的欧洲主权。我们视欧洲为全球化的辅助者而不是其中一员。我们看到欧洲将紧缩政策，债务政策和对金融市场的依赖合法化；看到她在新一轮的美苏冷战中站在美国一边，准备与美国签署跨大西洋贸易协定，任由美国摆布。我们还看到她变得健忘，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因此无法从过去脱身，投身于未来建设；她不再传播历史遗产，无法开展伟大的公共事业；她脱离了历史，就要沦为别国的话柄和谈资。

如何摆脱这种桎梏？这是属于未来的秘密。很多人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值得我们抓紧时间去研究。我常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欧洲的未来只会走向坟墓”。我们知道，尼采也呼吁大家做“合格欧洲人”。那么，让我们成为 “合格欧洲人”的一员吧：让我们呼吁构建欧洲政府、实现欧洲统治权，缔造我们期冀的自治而主权独立的欧洲，以免欧洲自掘坟墓。

朋友们，欧洲万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