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日，巴西参议院经过马拉松式的辩论后，决定将总统罗塞夫拉下马。55票赞成，22票反对，巴西参院正式通过受理总统弹劾案，罗塞夫接受审查停职180天，该国左翼工人党长达13年的统治也宣告结束。罗塞夫受审期间，副总统特梅尔将成为代理总理。】

可怜世界上的新兴市场：它们在本月甚至本年都不会再是投资者的心头好。你只要看投资者是如何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从政治动乱的巴西逃离就知道了。而且，巴西并不是个例。

巴西圣保罗

本世纪大多数时间，甚至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中国和印度主导的新兴经济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富有洞见地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归纳为BRICs首字母缩略（字母“s”因为后来南非的加入而变成大写字母）。用他的话说，这些市场不仅是新兴的，它们已经出现了。

然而如此的盛况事实上正逐渐消失。中国，作为巨大的新兴市场引擎，未来可能继续以6.5%－7%高速增长，但是比起高速增长的前些年，速度明显放慢了。其它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石油和其它出口商品价格直线下降的严重打击，增长率同样显著下降，甚至负增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卡门·莱因哈特预测这种煎熬将持续下去。

她的哈佛大学的同事丹尼·罗德里克进一步论述道，这些新兴经济体从未经历过连贯的增长。“从表面看，”他说，“你会发现高增长并不是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的，而是由国内需求带来，相应地由暂时的商品繁荣，不可持续的公共及更常见的私人贷款所支撑。”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持续的信贷业膨胀帮助延长了快速的增长，但是并不会持久并且需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正如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鲁比尼所说：“新兴经济体正深陷泥潭。它们面临国际逆风（中国的经济放缓，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结束，美联储退出零利率政策）。双活期账户和财政赤字正在上演，这些经济体必须面对通涨上升和增长放缓的问题。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采取结构性改革将潜在的下行增长向上推起。货币疲软增加了上个十年累计的上万亿美元债务的实际价值。”

我的观点也很相似。例如，巴西和俄罗斯的产量在2015年下降了约4%，今年的损失预计差不多。但是，尽管下降的主要动因是商品价格的下降，但是这些国家（和其它的领先的新兴经济体）的关键问题是糟糕的治理。

2014年11月1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

转入慢速车道

当下的增长乏力并不能掩盖20世纪90年代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许多国家建立了巨额的外币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绝大多数推行了谨慎的财政政策，使它们遗留了较小的公债。浮动汇率作为重大改变中的一项，限制了它们的外债。

但是这些改革不足以抵御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事实上，中国的缓慢增长和商品价格降低并不是新兴经济体的仅有担忧。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前管理者凯末尔·德尔维什写道，“服务和制造公司的许多经营活动从发达国家转到发展中国家的趋势”正走向终结。德尔维什将原因归纳为“越来越多的经营活动可以自动化操作。所以，那些过去设在低工资水平国家的呼叫中心，现在建在纽约，因为电脑机器人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对话工作。”

罗德里克对此有更深刻的论述，他说：“新兴经济体过早地去工业化了。和工业商品相比，服务并不是那么容易交易的，大部分情况下也不能展现相同的技术活力。因此，目前为止服务被认为是出口主导的工业化的不良替代品。”

此外，上一代浮动汇率的转向使新兴经济体较易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和短期的资金流动的起起落落的影响。正如前智利财政部长安德列斯•贝拉斯科在去年指出的：“正是次贷危机，在富裕世界的极端低利率导致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前所未有的借贷数目。”结果又怎样呢？当市场对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看跌时，美国在12月调高了利率，资本流走了。

破碎的金砖国家

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别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样严格审核，中国正在转变其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到国内消费和国内服务导向。但是这对于其它金砖国家而言却是不成立的，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印度保持了粗放的经济增速。例如在巴西，围绕弹劾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的政治危机和大量的围绕半公有石油巨头巴西石油公司的贪污丑闻已经使全球经济疲软的影响进一步恶化。此外，根据圣保罗大学的卡米拉·维拉德·杜兰，基于罗塞夫财政政策管理的弹劾“强调了全面改革巴西经济体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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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俄罗斯，面对被低石油价格和西方制裁蹂躏的垂死的经济，弗拉基米尔·普京除了改变治理体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只要该体系仍然将经济，政治和媒体权力限制在克林姆林宫亲信的小圈子中，它就能够很好地为国家领导人所用。

尽管政府改革已经出台，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仍然处于早期的阶段。克林姆林宫被迫削减公共开支，此举进一步削弱了不堪重负的医疗和教育系统－从而危及俄罗斯长期的增长预期。流亡的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指出政府其实是在依靠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获得收入。但是，随着这些股份流入普京的顶级亲信手中，“私有化2.0”将既不会带来大笔的收入也不会带来急需的效率提高。

非洲及中东的期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依靠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非洲成为了世界新增长巨头（当然必须承认是基于非常低的起始水平）。但是现在非洲的出口同步于中国的放缓，已经大幅下降了。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前副行长金斯利·切杜·莫哈鲁与罗德里克观点一致：“问题的核心在于：非洲错把商品超级循环主导的增长当作可持续的经济转型。”

在此，弱治理加剧了经济下行。在经济蓬勃发展期间，“除了正式民主在非洲大陆的蔓延”莫哈鲁说，“大多数非洲国家国内政治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真正的领导不仅是引导公民投票给候选人，而且是有效的管理，战略和公共政策的落实。”

如今，“阿拉伯之春”过去已经五年了，利比亚和叙利亚仍然处于极度政治混乱，约旦和摩洛哥持续保持了政治稳定，埃及也恢复了政治稳定。但是在中东和北非，增长仍然非常疲软。除了削弱政府的经济角色的持续改革，哈佛大学的依萨克·戴文认为自从2011年来政治利益仍然是主导因素。“通过阻碍自主创业者的方式发放经济特权，谁能够最终挑战独裁统治者的控制，被支持的企业能够对所有的自由经济部门实施虚拟垄断。”

对于拉丁美洲的忽视

罗塞夫的个人命运是更广泛的趋势下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以色利前外长什洛莫·本·阿美称之为“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左翼霸权循环的终结。”罗塞夫的政治死亡紧接着“在委内瑞拉近期国会选举中长期掌权的查韦斯政府的惨败，以及在阿根廷庇隆党12年统治的终结。“很明显，因为这些转变是经济压力所引发的，它们标志着“向政治实用主义的可见的转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变化。”

同样令人鼓舞的是，现在出现了真正的反腐的群众动员。美洲开发银行总裁路易斯·阿尔伯托·莫雷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当贪污丑闻在拉丁美洲震动时，许多观察者正在质疑是否该地区将会摆脱历史遗留的弱体制的问题。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巴西首位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

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回归到民主制时，许多拉丁美洲的国家事实上是在强化政治机关相互的制约，所以根据莫雷诺的观点，最终提高的管控的质量。也许巴西石油公司的丑闻，会像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的反腐败诉讼一样，推动政府内部清理。但是对立面也有可能发生。正如韦拉斯科所观察到的，“往往在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降低的时候，平民主义得以兴起。”

谈到委内瑞拉，名副其实的世界上经济管理不善最严重的国家，其产量骤降，通货膨胀严重。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里卡多·豪斯曼（也是委瑞内拉前计划部部长），罗列了“这种人为灾难的四种基本构成要素：市场约束，信息封锁，对不同政见者的惯常迫害，将灾难归咎于受害者。”豪斯曼的批评致使委内瑞拉总统以刑事指控相威胁，他呼吁“市场机制的复原”以“阻止人为的灾祸。”

金融市场的好消息可能来自于阿根廷，平民主义者在11月选举中战胜了自从2002年主权违约以来的在位政权。但是马丁·古兹曼和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担心如果中右翼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不够小心，阿根廷将面临收支平衡危机，考虑尤其是从2011年至今的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失调。”当然宏观经济失调正是马克里获胜的原因。在早期，古兹曼和施蒂格利茨就高度赞扬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总统在经济政策管控上表现不错－但是很遗憾他的继任者，马克里并没有达到他的水准。

害怕的原因

拉丁美洲现在涵盖了世界最具有前景的新兴经济体和部分最糟糕的经济体，然而最受到关注的区域还包括大中东和前苏联。俄罗斯很可能是前苏联国家中仅存的寻租式政体，但是它濒临破产。前《经济学人》编辑比尔·艾默特写道，“中亚地区包括阿塞拜疆实行石油生产独裁统治的国家，在石油价格下降的浪潮中位列受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列。”艾默特认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独裁政体将会容忍到下一届独裁者，之后将其推翻。

当然，这对于委内瑞拉也可能适用，彻底的政治改革也许会带来民主制的尼日利亚，更不必说巴西和南非了。（乌克兰的大多数问题来源于俄罗斯的入侵，所以它是经济政治危机的特殊例子，该危机不会缓解民众的痛苦。）

可以这样说，所有的主要的新兴经济体都在重温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教训。只有印度例外，因为印度的经济增长并不依靠商品出口。沃伦·巴菲特曾总结说，“只有在潮落时，你才知道是谁在裸泳。”在上一代的大部分时间中，上涨的商品价格曾作为一片无花果叶，遮盖了新兴经济体严重的治理失败。现在无花果叶已经被剥去了，这些领导人必须面对现实。

（青年观察者王欣翻译自Project Syndicate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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