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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柯明思:美国的帝国群岛

2017-09-18 17:02:22

导言

布鲁斯·卡明斯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著有《朝鲜战争的起源》一书,也为《纽约书评》《新左派评论》《伦敦书评》《国家》杂志撰稿。他是《亚太周刊》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版了新作《两洋之间的统治:太平洋崛起与美国力量》,本文即摘于此书,该选摘部分刊登于亚太期刊(The Asia-Pacific Journal)2012年第10卷。

本文论述了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演变及美国对外政策在美国历史中的起源。大多数美国学者采用大西洋主义视角(即欧洲理论)来看待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关系。作者指出,这类观点在解释美欧关系和美国历史时存在严重的偏差。事实上,美国在二战后做出了一系列世界秩序安排是“太平洋主义”的体现,美国向太平洋扩张的不法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直至形成今天的“帝国的群岛”秩序——美国在全世界几十个盟国的领土上建立起永久性军事基地,事实上形成了一个隐形帝国。美国主导着这些盟国的外交、防务和其他事务,与处理对欧关系时的平等、对话原则完全不同。

这一自二战结束以来构建的体系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美国自身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军工企业和政府紧密结合的利益集团,美国对外则不断输出霸权主义政策,塑造了今日东亚的基本格局。作者批评道,这种太平洋主义的政策导向既没有为美国带来预想中的政治利益,也造成了东亚地区的长期分裂,并且美国领导人至今仍未能对这一现状做出清醒的判断和有力的制度安排。

《两洋之间的统治:太平洋崛起和美国力量》(Dominion from Sea to Sea: Pacific Ascendancy and American Pow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这本书和我的其他书都不同,因为这本书没有太多关于韩国和东亚的内容。我的《朝鲜战争》(三联书店2017年版)一书以朝鲜为中心,我的论文集《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三联书店2016年版)也是以韩国为中心来审视美国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的。

尽管如此,这本书如果没有我自1967年在韩国的经历是不可能写成的。东亚在现代的历史以及它与美国的关系赋予我一种检视美国与东亚和世界的关系的不可或缺的视角。这种视角与绝大多数观察美国与世界关系的视角都截然不同。

大多数论证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的美国人都是从大西洋主义或者欧洲优先的视角出发的。这种视角假定了跨大西洋关系是首屈一指的,是第一要务,而且始终如一。事实上,从独立战争到珍珠港事件150多年的时间里,大多数美国人对欧洲漠不关心,对英国或多或少存有鄙视,因此他们背对大西洋,向西部内陆开拓来建设国家。当然,也有不少美国国家关系专家论述过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却很少有什么深度。最好的例子是亨利·基辛格,一位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的三卷本备忘录对欧洲的观察很深刻,但当他论述中国和日本的时候,一个成了“歌舞伎”,一个成了“箱子套箱子”。学者们习惯性地认为源于欧洲经验的理论——例如现实主义,可以同样适用于东亚。

矛盾的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段具有强烈大西洋主义色彩的时期却是从1941至1991年的半个世纪,这一时期美国通过冷战和热战与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之后大西洋两边的关系相对缓和了,但是也不难找到新困难(比如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以及新出现的源于1941年之前的反欧洲趋势的组织(例如茶党),这些组织猛烈抨击19世纪欧洲人的独裁统治,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但是大西洋主义仍然占据着许多美国对外政策精英和学者的世界观,他们认为美国和欧洲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如民主、平等、自由,多边主义和法治,特别是联合国代表的世界法治。

我年轻时对东亚—美国关系的体验和这些理论所认识的东亚—美国关系并不一致。我看到驻韩美国大兵穿着联合国指挥官的蓝色制服运动,却在想为什么这种局面在朝鲜战争结束这么长时间后依然存在。我也注意到了大多数美国人对韩国人所表现出的明显的种族主义,这一点在应当为我这样的年轻人做出表率的成年人身上尤其如此。

我注意到龙山军营自1880年代起相继被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占领,也注意到我可以轻松地进出大门去买干酪汉堡,而韩国人却必须出示身份证。我得知庞大的南韩军队的总指挥官是一个美国人,以及美国人最喜欢的韩国人是朴正熙,他很快将自己变为终身总统。

我并没有看到所谓的民主、平等和法治,所见的也只有韩国和美国商人自由经商的所谓自由了。接下来20年情况变得更糟了(除了快速增长的经济之外),直到韩国人自己掌握了政权后才建立起令人尊敬的民主。

这些都不能确切反映大西洋主义,以及美国与日本(战争结束很久之后美国军事基地依然遍布日本)、中国、北朝鲜(美国寻求尽一切手段孤立北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关系。相反,美国与这些东亚国家的关系反映出的是单边主义、等级秩序、傲慢、没有认真严肃对待任何一位亚洲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可能是一位,还是基于错误的原因)的失败,以及对武力的盲目自信,这导致了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化。

在这本书中我解释了为什么“太平洋主义”( Pacificism)很难称为“大西洋主义”的反义词,因为这听起来像“绥靖主义”(pacifism),这显然不是我的意图。军事扩张主义,始于1846年詹姆斯·波尔克入侵和分裂墨西哥,这对于美国进军太平洋具有重要意义,也把加利福尼亚并入了美国领土。佩里在1853年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是墨西哥战争的直接延续。然而,美国内战很快吞噬了美国人,扩张主义直到美西战争和美国侵占菲律宾时才回归。那种正式帝国的经验迅速让位于美国的意识,然而,孤立仍然主导着战争之间的年月。1941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即美国成为世界警察,和太平洋地区的绝对霸主。

今天,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势力是由一种我称之为“帝国的群岛”所构建起来的,即这些地区遍布的美军基地,即使催生它们的战争早已结束。然而,在过去15年里,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后,这种东亚模式是通过非西方世界扩张的:中亚、中东和非洲的几十个新基地;对外政策表现出的明显的单边主义(特别是在小布什治下);迅速诉诸武力解决政治问题(小布什和奥巴马);以及对法治惊人的无视。

如果小布什无缘无故地入侵伊拉克,招致许多欧洲盟国的谴责,如果奥巴马暗杀了那些逃过惩罚的我们所宣称的敌人,并在“禁飞区”的掩护下帮助推翻利比亚政府,那么我们的很多敌人毫无疑问罪有应得(例如奥萨马·本·拉登),但这已经严重背离了国际法规则。但是却没有背离美国历史上的从波尔克总统开始的扩张主义思潮。换句话说,我许多年前在韩国和日本的所见正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处理对外事务的方式。我非常幸运地得以在青年时代体会这种经验,这要感谢韩国人以及其他人,他们给了我一种批判性审视我的国家的方式,在它跨过太平洋“面向东方”的时候。

美国在美洲大陆和随后在太平洋的扩张很快遭遇了有色人种的抵抗——首先是美洲土著人,然后是墨西哥人,19世纪中期是中国人,1890年代是日本和韩国移民。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只在我们这一代遇到了阻碍——1950和60年代,被激怒的反帝国主义的韩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所阻碍。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几乎没有美国总统拥有必要的经验和智慧来以早已在美欧关系中自然而然存在的平等、相互尊重和包容来对待东亚国家领导人。如果这些交往规则不能很快地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起来,那么恐怕21世纪对东亚—美国关系来说将是十分艰难的一个世纪。

以下章节选自本书393-402页。

20世纪后半叶一种全新的现象在美国历史中出现了,这就是美国在地球表面的诸多国家修建了无数永久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又和国内巨大的军工集团关系密切。在现代历史上主导国家第一次在其盟国和经济竞争者的领土上保持了密集的军事基地网络,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以及除法国、俄国之外的工业国家。

这意味着与欧洲均势、现实政治和美国历史的彻底决裂:帝国的群岛。大英帝国的军事架构是环绕全球的战略海军基地,比如新加坡的基地;从没有人设想过英国海军基地会建在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的领土上。美国群岛的海军力量远比大英帝国强大,但美国还拥有更强大的全球空军和陆军力量,以及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

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美国帝国,一种领土般的存在—如果不存在任何国际法文字上的障碍的话。海恩的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美国更偏好的策略是非领土性的—无论是一个世纪前在中国获得帝国主义让步,还是显示出美国优先的多边主义的战后霸权:美国优势但并非主导,这种运用霸权的方式和这个词体现在修昔底德和古罗马帝国中的希腊语原意一致,即一种非主权式的权力。但是霸权和帝国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不太恰当:听起来像是美国在运营着一个殖民帝国,正如七十年前的英国和日本一样。

并不是这样的。但我们又确实运营着一个领土意义上的帝国——一个由全球737-860个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在153个国家驻扎的美国军事人员组成的网络,大多数美国人却对此知之甚少。正如卡西·弗格森和菲利斯·特布尔所说,这是一种“藏在明处”的秘密帝国,这个帝国的一部分可以关闭(比如美国于1992年关闭了菲律宾军事基地),它的整体却得以保留,因为这个帝国在文化和政治上是隐形的,至少对美国人来说。

战后秩序是通过积极政策和明确的外部限制的建立成形的,这其中的罪恶是罕见的、难以想象的,立即引发了危机——比如西柏林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选择。在那里建基地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盟国,却也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像是轻轻地捏住了他们的命门,对美国人来说可能过于强烈了,除非他们扪心自问如果自己的领土上有很多外国军事基地会怎样。然而这种霸权主义通常看来却是一种平庸的、善意的、几乎没人注意的、似乎已习以为常的微妙限制:美国多年来使盟国一直在防务、资源、经济上依赖于美国。

这种渗透在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前线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日本、西德和韩国。坎南认为这是一种从外缘进行的对最坏结果所做的间接控制,麦克默特里称之为“受限制的决定”:既限制了盟国,又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自主决定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日本和德国被美国军事基地捆绑在一起,今日依然如此:战争结束七十多年后我们依然不知道日本和德国真正独立的样子。在近期内也不会知道。

罗伯特·拉萨姆给出了一条重要解释,他把这种秩序称为“国外之国”,并视之为自由世界秩序建构的中心要素。“自由世界”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和威权附属国家。这正是国务卿艾奇逊的自由秩序,也导致了普遍的全球军事化趋势(上世纪60年代超过150万美国军队驻扎在35个国家的数百个军事基地,与43个国家签署正式防务协议,为70个国家的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并被广泛看作是与苏联两极对抗的不幸后果。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在日本和德国的军队也成了他们的国外之国,因为没有这些基地他们就要大规模扩充军备。

这种永久的跨国军事秩序却没有始终保持胜利之势。自1950年以来美国已经打了四场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并且只打赢了一场战争(截止本文写作时)。但是这个胜利结果对帝国群岛的持久性影响微乎其微。胜利、战败或者撤退,战争结束了,但是军队不再士气低落,军人也没有回国(越南是个例外,如果美国能稳定南越,军队就会驻扎在那里)。美国在1945年赢得了决定性的战争胜利,但是随后军队也没有回国:十万士兵驻扎在日本和德国,就像朝鲜南北对峙留下的3万到4万名士兵一样。

随着遏制共产主义成为一种开放式的全球提议,朝鲜战争就成了构建永久驻扎军队和从未有过的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机遇。十年之后艾森豪威尔就可以说“我们被迫建立了一套永久的全面的军工体系”,国防部拥有350万雇员,花掉“所有美国企业创造的净收入”。这句话出自他的告别演说,少有人记得的是他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他说道,军事工业已经如此普遍,以至于它 “无形地渗透了我们的思想”,使美国人认为美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生产武器和导弹。当西欧共产主义国家解体的时候永久军备看起来似乎会缩减,但是“无耻国家”以及“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又对军备扩散产生了无形的、开放式的影响。

这个群岛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最鲜明的领土元素,并且在国内有相对应的诸多军事基地和军工体系来服务于防务需要,也形成了一个利润丰厚的获利渠道——退役的将军担任军工行业的老板,军工行业的老板又轮休去华盛顿当局当官。(例如,2001年乔治·布什任命洛克希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彼得·蒂茨为国家复兴办公室主任,该机构是目前获得最多财政拨款的情报机构;与此同时,该机构的前主任杰夫·哈里斯则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任职)。

但是这个群岛却是美国社会中最不为人所知的现象。虽然数亿美国人就居住在这些基地之间,但是这些基地的全球格局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全貌对于外行人来说足以使他感到惊诧(即使对于内行人来说也是这样,根据两名亲眼目击者所说,2001年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入主五角大楼时曾惊讶地得知韩国依然驻扎着四万名美国军人)。

军工集团以及某几家公司几乎等同于这个群岛体系,因为正是它们塑造了这个体系:例如柏克德公司(译者注:柏克德公司是一家位于旧金山的国际一流工程建设公司)。但是外行人很难了解这个体系的运作,也容易高估它们的影响。当柏克德公司把卡斯帕尔·韦恩伯格和乔治·舒尔茨安插进里根政府任职时,便不难发现他们履职行为中的加利福尼亚倾向:权力现在全面向西(指偏向加州)。

事实上,柏克德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基于党派利益来影响美国政治;约翰·麦克恩毕竟是肯尼迪的中情局局长,柏克德1980年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不是里根而是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人约翰·康纳利。而且,乔治·舒尔茨对韦恩伯格重返尼克松政府也十分不满,因为舒尔茨担任规划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时韦恩伯格还只是他的副手,舒尔茨习惯性地绕过韦恩伯格去听取阿诺德·韦伯的意见——他的芝加哥大学前同事。舒尔茨在共和党政府和企业交接权力的时候比亨利·基辛格表现得更有智慧、更加沉稳,当1974年5月尼克松的弹劾箭在弦上之时,他离开华盛顿执掌柏克德公司,后来又应里根邀请出任国务卿。

早在乔治·舒尔茨从华盛顿转去柏克德后来又回到华盛顿之前,约翰·麦克恩就是一个充当国家安全部门和军工产业之间掮客的典范:他在华盛顿高官和柏克德、军火公司、大型石油公司以及波斯湾重大工程项目之间建立起联系,他是第一批参与该工程的西方人,并且是军工集团一名权势显赫的成员。在伯克利获得工程学学位后,他出任了位于洛杉矶的卢埃林钢铁厂的管理人员,这家工厂曾为顽石大坝供应钢架构。1937年他在洛杉矶创立BMP公司,主营美国、南美、波斯湾的石油炼化厂和发电站工程的设计建造。

二战爆发后,他的公司在伯明翰建造了一个空军改装中心,B24和B29轰炸机在那里接受改装而后参战,他还通过一家叫做太平洋油轮的子公司为美国海军运营着一支庞大的油轮舰队。1950年时,他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富可敌国。冷战期间他接连担任过许多关键职务:1948年出任后来成为国防部长的詹姆斯·福雷斯托的特别助理,1950年出任空军副秘公司,主营美国、南美、波斯湾的石油炼化厂和发电站工程的设计建造。

二战爆发后他的公司在伯明翰建造了一个空军改装中心,B24和B29轰炸机在那里接受改装而后参战,他还通过一家叫做太平洋油轮的子公司为美国海军运营着一支庞大的油轮舰队。1950年时,他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富可敌国。冷战期间他接连担任过许多关键职务:1948年出任后来成为国防部长的詹姆斯·福雷斯托的特别助理,1950年出任空军副秘书长,原子能委员会(AEC)主席,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届政府期间的CIA(中央情报局)局长。在麦克恩担任AEC主席(后来艾森豪威尔将担任该职的麦克恩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期间,他的朋友肯尼斯·戴维斯卸任AEC核反应堆研发主任一职后到柏克德任职。

柏克德、舒尔茨、韦恩伯格和麦克恩形成了一种国家和企业利益共同体,并代表一种保守共和党风格的政治经济形式,一种偏右翼的明显自由放任的并与国家紧密结合的产业主义,但这一状况在六大公司(为修建胡佛大坝专门成立的公司)修建胡佛大坝之后得到了改变:那时的同一批精英中出现了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民主党人。

军队的起起落落

在1950年之前美国从未供养过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除却军队在战争中的角色之外,军队在美国历史文化中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宪法本身“是基于对庞大军事力量的恐惧构建起来的” ,各州都有独立的民兵队伍,似乎只有海军与美国“国家军事力量使用”的概念相符。美国人喜欢取胜的将军,如华盛顿、杰克逊、格兰特、泰勒和艾森豪威尔,并拥戴艾森豪威尔成为总统。但在战争胜利后军队重新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结构中。军队在美西战争期间达到了50000人的规模,随后又缩减到10000人,其中的90%部署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对抗印第安人的79个据点和路边堡垒中。

美国军队在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膨胀到数百万人,但是又在战争胜利后几年内迅速缩编——在19世纪末缩减到25000人警卫队的水平(当时的法国有50万士兵,德国有41万九千名士兵,俄国有76万六千名士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降到可以忽略的135000人的水平,1945年之后又再次迅速缩编。同样,海军也在内战结束后迅速裁军,亚洲中队只保留了五六艘老旧残破的炮舰,尽管美国的造船技术很发达。

每次战争后军队实力都有所增长,但在1941年之前美国军队与其他大国相比始终处于中等规模,军费不多,影响力也不大,而且事实上军人也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整合十九世纪美国国防支出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十九世纪的美国军队却不是一支可以被忽视的武装力量。规模虽小但却足够有效和灵活,和其任务十分相配——和印第安人作战,并且这支军队能够快速扩张,因为许多美国公民具有爱国情绪并且熟练使用武器。这是一支从大多数男性公民拥有步枪的公民群体中汲取兵员的民主军队,一种可以快速扩张和快速缩减的核心力量。这支军队驻扎在全国各地和前线要塞中,但其卓越的去中心化特征也赋予其与印第安人进行小规模战斗甚至游击战的优势。

当然,19世纪的美国军队的功能是镇压明显处于劣势的印第安人和守卫一块几乎不可能被攻击的大陆,太平洋和大西洋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当印第安人被镇压下去之后,大多数美国人无法设想这支军队的其他用途:怀特·米尔斯这样描写1890年代的老将军:“在他凌乱的蓝色制服中残留着几缕内战的硝烟”。也有一些官员寻求建立一支军队来拓展美国的海外实力——向西或是跨越大西洋,后来又加上了中美洲,但始终没有欧洲。

1940年代之前这些想法无一实现。亚瑟·麦克阿瑟上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父亲)在1883年发表了他的“中国备忘录”,主张“一个威严的和进步的国家”只有在“我们对太平洋行使主权时”才会实现。但这份备忘录当时只有他的下属读过,直到一百年后才有人在档案馆里发现它。对于美军总指挥雨果·斯科特来说,美西战争之前的美国军队“只比国民警卫队人数多一些”。

麦金利和罗斯福总统任内的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重组了军队,将其扩充到10万人,并于1912年在菲律宾、夏威夷和运河区部署了殖民军队,虽然直到二战时期这些军队都处于不满员状态,但确实创建了一支具有太平洋经验的“半永久性殖民地骨干”(用林恩的话来讲)。他们志愿选择在菲律宾服役两年或在夏威夷服役三年并重复换防。1903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西点军校毕业,四年中有三年都是第一名,并得到了仅次于罗伯特·李的评价。随后他随第三工程营来到菲律宾,两年后成为他父亲的副官。

道格拉斯在1905年一次走访亚洲兵营的途中领悟到:在东方有“西方文明最后的前沿阵地”,他确信美国国运或者说“未来”将“不可避免地与亚洲及其外围岛屿交织在一起”。但麦克阿瑟很快融入了太平洋驻军安逸如田园般的生活中。随后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和立即进行的800万人全国总动员,但是杜鲁门又一次缩减了军队:1948年美国有55万4千名士兵,海军军费从1945年的500亿美元滑落至60亿,空军取消了大部分订单(航空工业销售额从1944年的160亿美元跌落至1947年的12亿美元)。国防开支下滑到13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00亿美元。

在NSC-68号文件公布之前美国军队在国家生活中依然称不上是一个重要因素。该文件回答了美国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准备”这一问题,从而结束了一个长期争论:并且在华盛顿主流意见中今后再也没有出现争论。孤立主义者在1941年当然会因为缺乏军事准备而受到指责,但是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它应当拥有何种军事力量的争论在建国之初就开始了:美国是一个共和国还是帝国?

毕竟,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支出了相当于今天的6500亿美元的国防经费,在21世纪初达到了最高点,这个数目超过了2009年排在美国之后的18个军事大国国防预算的总和。

大西洋主义倾向

自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8月15日发布一号将军令以来,美国的一系列行动塑造了当今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将盟国军事力量从日本排除出去;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裂朝鲜并以北纬16度线分裂越南;在蒋介石治下试图通过要求侵华日军向国军投降来统一中国。唯一没有成功的军事分裂是中国,并且在共产党1948-1949年解放大陆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分裂: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后,台湾岛和大陆正式分裂。麦克阿瑟像一个温和君主般统治着日本,朝鲜战争却加深了东北亚的分裂:重重戒备的非军事区取代38线并延续到今日,成为全球冷战的遗迹。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中国都被其自身的极端主义、美国的封锁和战争威胁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

星罗棋布的军事基地是镶嵌在美国在北太平洋地位中的暴力机构,为盟国之间提供了缓冲,却也施加了可见的影响力。美国的军事基地也同样遍布欧洲,区别在于亚洲没有类似北约的机构,也没有能够采取独立行动的国家。没有人真正在意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或台湾人是否支持这种政策,美国人或多或少可以为所欲为。东亚的帝国群岛完全消除了美国和日本之间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敌对关系。作为二战和朝鲜战争的产物,这些密集的军事基地一直延续到21世纪,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1947年乔治·坎南和迪恩·艾奇逊为日本制定了复兴战略:他们都明白日本是亚洲唯一重要的工业国家,因此也是美国唯一的真正的威胁。坎南的设想是重造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大国,进而重现20世纪初东亚的权力平衡,但是艾奇逊的策略更加精明,他主张复兴日本工业并将其纳入美国体系,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引擎和美国所定义的“经济动物”,但是要剥夺其战前拥有的军事和政治实力。这个设想紧随冷战的开始而成型,并随着日本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获利颇丰而更加圆满。

日本的后续几届政府想要日本在太平洋防务中“承担责任”,但是由于任何扩军都必须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进行,日本领导人只能步履蹒跚地依靠缓慢增长的国防预算扩充军备。现在的日本国防预算仍然只占GDP的不到1%,并且依然无法想象东乡平八郎(日本帝国海军元帅)建造航空母舰和山本五十六(日本帝国海军大将)建造核潜艇这样的事情发生。用美日安保条约的条款来说,日本依然对美国“在日本国内的海陆空军”的永久驻扎保持开放,该条约还赋予美国以任何方式使用美国驻扎在日本领土上的军队的权力,和美国在朝鲜、越南的做法相同。

美国在东亚的这种单边主义的长期后果可以总结如下:这是一个非对称的辐射形体系,其中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都通过美国来互相交往,双边防务条约(美国与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结成的防务条约)巩固了这一垂直体系,凌驾在这四国外交部之上的美国国务院具体负责运行这一体系。东亚国家互相之间成了“隐形国家”,如果他们与美国之间不存在外交关系的话:中国不和台湾和韩国对话,甚至和南北韩之间都没有民间信件往来;南北韩都憎恨日本;日本外交政策也要看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的脸色,但却不看邻国的脸色。

每一个国家都变成了受美国军事力量深入渗透(美国对韩国军队的指挥权、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四国在防务上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在四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的半主权国家,也不能拥有主权国家所能从事的独立外交政策和防务计划。这个体系中唯一的裂缝是中国的崛起,这就将台湾置于美国的顾虑之下:但是这一状况也随着尼克松总统对华开放以及中国对美国开放而发生了变化,尼克松总统、卡特总统、基辛格都放弃了台湾以及美国对台湾在条约中的承诺。

当然,日本领导人也对东亚地区的持续分裂起了一定作用,他们没有严肃地反思日本队邻国的侵略,这与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也是由美国政策、美国支持的日本领导人以及日本在40年代后期得到的和平环境所造成的。

这种战后安排也就强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东亚没有形成像欧洲一样的诸多多边机构、合作机制和战后和解。东亚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北约,这里曾经存在过SEATO(东南亚条约组织),但是类似机构的数量没有增加,也没有孕育类似北约的组织,仅仅存在了二十年便解体了。曾经有过一个粗略版的马歇尔计划(ECA,经济合作署,从1947年开始资助韩国和台湾),与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类似,ECA被发达工业经济体的复兴而取代——在东亚则是唯一的日本的崛起。

东亚从来没有出现过欧洲的安全合作会议(CSC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很遥远,理论上具有包容性的联合国本质上是美国在东亚活动的代理(似乎不和潮流、返祖现象才是这一体系的名字,美国在韩驻军从1950年起就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有着复杂名称的东南亚国际组织,如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APEC(亚太经合组织)、ARF(东盟地区论坛),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组织的影响力能够超过一艘美军航空母舰,即使确实比得上,他们的传统也是互相尊重、没有尽头的咨询、不介入各自事务(即使是缅甸的人道主义惨剧)。即使是有希望孕育多边组织的金融、货币、经济领域,合作也“十分有限,至少以欧洲标准来衡量是这样的”。

美国掌握着东亚的一切。

中国在70年代末的对外开放代表了一种地区经济力量侵蚀和绕过冷战边界的途径:从前的敌对国家重新恢复联系,但却是通过经济联系和流行文化的方式,而不是多边机构。如果说冷战第一阶段强调安全考量并分裂了东亚地区,那么第二阶段则展现了经济实力上升和地区加速融合,特别应注意的是这些趋势发生的首要原因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由此对亚洲国家造成的压力。

当今东亚地区深度一体化的障碍依然要归结到美国身上(虽然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随后我们就会发现当代美国对外政策越来越像是美国的太平洋单边主义模式的回归。但是这一模式不过是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西进政策的细化,却完全不考虑盟国以及这条道路上各国人民的看法。(如果存在先例的话绝不是大西洋主义,中美洲干预可能更接近,但是这只能代表美国的太平洋扩张主义的一部分。)一号将军令、对日本七年的占领、仍在新世纪发挥作用的安全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讲,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所为是在向他父亲的美国式太平洋主义致敬。

翻译:段阳蕃

翻译文章:Bruce Cumings, 'Dominion from Sea to Sea: America's Pacific Ascendancy,'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0, Issue 7 No 1, February 13, 2012.

网络链接:http://apjjf.org/2012/10/7/Bruce-Cumings/3687/article.html

布鲁斯·柯明思

布鲁斯·柯明思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亚太周刊》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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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意读书 | 责任编辑:韩京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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