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作者Barry C.Burden，译者李祺）

【王绍光在《民主四讲》中曾经强调，不能简单地把竞争性选举与民主相等同，选举中有很多可以操纵的技术手段，使得最终的选举结果偏离真实的民意。而选区划分就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掌握划分选区权力的党派，完全可以画出非常奇怪的选区形状，分散对方党派的选票，使之无法转化成多数议席。这是选举政治学研究者的常识。但是，法院能否介入这样的涉及党派政治的敏感议题，纠正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呢？如果介入，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深度？这个司法政治学（judicial politics）的问题，其最重要的回答者，还是法官自己。 

10月3日，美国最高法院听取了“吉尔诉惠特福德”（Gill v. Whitford）案件的口头辩论，该案涉及的核心议题是选区的划分是否具有过强的党派性从而违反了美国宪法。2011年，威斯康辛州议会的共和党人主导制定了新的选区地图，作为其结果，在2012年的选举中，共和党人获得了该州议会60%的议席，虽然其只获得了总票数的49%。2015年，12位民主党人提起了诉讼Whitford v. Nichol，领衔的是William Whitford教授。

2016年，联邦地区法庭以2比1通过了一个判决，宣布选区划分违宪，法庭而且阐述了一个认定选区划分党派性过强的标准。法庭要求威斯康辛州重新绘制选区地图。威斯康辛州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受理了案件，但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最晚会在2018年6月作出判决。人们期待最高法院就此作出判决：是否存在可行的实质标准来认定某个选区的划分具有过强的党派性？

在此之前，最高法院曾经裁定以歧视性的种族标准来划分选区是违宪的，但涉及到党派性问题，情况显然会更加复杂。而选举政治学是美国政治学中比较发达的一部分，许多政治学家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对威斯康星州的选举地图持否定态度。此案的判决，也会涉及到法官对于选举政治学家的研究的采信。让我们拭目以待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

美国参众两院

案件的内容是什么？

在这起被称为“吉尔诉惠特福德”（Gill v. Whitford）的案件中，一个由三位威斯康辛州法官组成的审判团发现，2011年共和党采用的威斯康辛州议会选区图违反了第一和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当时的法庭多数宣布，这张选区图“构成了一个存在党派偏见的、违宪的选区划分”，因为它企图“在全州范围内稀释民主党选民的投票权”，并且这“既无法用威斯康辛州的政治地理情势来解释，也不能被一个正当的州的利益所证实”。这是数十年来联邦法院第一次基于过分的党派偏见而推翻选区划分图。

在上一个裁决政党重新划分选区的大案——2004年的“Vieth v.Jubelirer”案中，斯卡利亚大法官代表法院多数意见宣布，政党选区划分的认定不在法院的权限内，也就是说，没有可诉性。

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为Vieth案投出了关键性的一票。肯尼迪同样认为，在该案中，宾夕法尼亚州的选区争议问题不应该由法院来判断。但是，他保留意见称，极端党派性的选举划分案件应该是可诉的。肯尼迪写道，这其中的关键是，当小小的党争恶作剧变得违宪时，我们缺乏一个清晰的裁判标准。正如他所说，不能认为因为目前这件案子中还没有这类标准就断定未来也不会有。

杰利蝾螈（Gerrymander）指选区划分之方式是专为某方选举利益而设计的。这个字词从美国麻萨诸塞州州长盖利（Elbridge Gerry）的名字，及当时划分后的选区形状貌似蝾螈（salamander）此两者而来。

该案中运用的是什么标准呢？

原告吉尔方的论证主要基于一个极其可信的方法——效率缺口（efficiency gap）。它首次被艾瑞克·麦吉提出，随后在他的同伴尼古拉斯·斯迪法诺普洛斯的合作下，测量出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在一系列立法选举中浪费票数的相对数量。

存在两种浪费选票的情况。第一种是实际票数多于选出一个候选人需要的票数。例如，在一个选区中，假如百分之七十的选民为一个民主党候选人投票，那么其中百分之二十的票就都是废票，因为这个民主党人只需要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票就可以胜出了。第二，当某个候选人只得了很少的选票时，这些票同样被浪费掉了。还是在这个假想选区内，有百分之三十投共和党的票因为没有对选出党派候选人起到任何帮助作用而被浪费。

这个效率缺口可以衡量一个重新划分的选区方案是否潜在地通过使一个党派比另一个党派浪费更多的票来对抗它。该测量方法的正值代表着民主党占上风，负值则代表着共和党。例如，4%说明民主党获得的席位数比他们本该有的又多了四个百分点。

威斯康辛州的这张地图有多不公正？

威斯康辛州印章

在争执不下的“吉尔——威斯康辛州议会选举”案中，2012年的效率缺口是-13%，在2014年则是-10%。这意味着共和党获得了更多的剩余席位。事实上，在2012年民主党获得了53%的选票但是仅得到了39%的席位。

从1972年到2014年，政治学家西蒙·杰克曼一直为每个州的选区地图计算着效率缺口，他发现威斯康辛州的数据在2012到2014年间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说，在统计学意义上，+7%或-7%的临界值就已经是很极端了。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地图上的党派偏见到底是来自于重新划分选区本身还是取决于一个州的政治地理。如果一方政党的选民都集中在少数区域，就像民主党常常集中于大城市，那么哪怕没有事先预谋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他们的选票也会自然被浪费掉。在联邦地方审判中，肖恩·特伦德辩称效率缺口并不能把蓄意偏见从地理聚集中区分出来。

在另一方面，政治学家肯尼斯·梅耶认为，绘制出一张满足重新划分选区条件的地图是有可能的，还可以让效率缺口值不那么极端，他暗示选区划分上的党派偏见不能简单的归因于地理因素。

还存在其他衡量选区划分不公的方式吗？

是的，这样的方式的确存在。即使效率缺口在威斯康辛州一案中表现突出，它也不是唯一的测量方法。

在地方法院的审判中，学者尼古拉斯·格代尔批评效率缺口在赢得多数票的党派和获得多数席位的党派之间假定了一种不真实的关系。效率缺口在处理席位与投票之间的关系上，抛弃了常见的S型曲线模型，而假设了一种直线模型。

如果法官们担心效率缺口会存在某种局限性，他们还有很多其他测量方法可以选择。比如，安东尼·麦卡恩和他的合著者们就曾标榜一种叫做“党派对称性（partisan symmetry）”的标准。对称性意味着拥有最多票数的党派会获得最多的席位。其他的学者倡导过一种“均值-中值”测试，这种方法比较了一个党派在所有地方选票数的平均值和中间值。如果该党派的支持者们都被“打包”进了少数地区，中间值就会低于平均值，这样的不对称性意味着它比其他党派更有优势。另一个测试则模拟出一些依中立标准划分的地区，并将这些地区与真正的地区做对比。温迪·曹和刘燕研发出了这样一套可以衡量既有地图偏见的测试。

政治学家们告诉了最高法院什么？

自从最高法院同意听审本案，政治学家们已经递交了好几个意见书。

贝纳德·格罗夫曼和基斯·加迪认为选区划分是可裁决的，并且，政治学家的方法可以帮助法庭确认选区图是否偏向某个党派。

数个政治学家和其他学者总结说，威斯康辛州的地图超出了任何党派对称性方式的测量能力，他们要主张另一种“可行性标准”方式，它很容易操作且合法合理。

陈家伟和乔纳森·罗登和其他一些人认可其他三种不同的技巧，它们都可以表明威斯康辛州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违反宪法。

宾厄汉姆大学的一个政治学家团队推导出了几个模型，它们指示威斯康辛州地图大约有一半的党派偏见是政治地理造成的，另一半则是由于地图制作者的蓄意偏见。

我和另外17个选举法学者也写了一个简报，认为威斯康辛州地图展示出了一种十分狡黠的党派偏见，它避免将紧性的地区绘制进去。因为之前的法庭决定通常都使用非紧性的地区作为可能违反法律或宪法的证据，所以这点显得十分重要。

法院的决定暗示着什么？

“吉尔案”很可能成为选举法法学理论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法庭裁决驳回原告，那么它将意味着再大的党派偏见也不会被认为是真正违宪的。但是，法院可以确定的是，威斯康辛州和一众其他的州在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上做得太过了。

不管怎样，该案倒是刺激了学者们去拓展关于重新划分选区的研究。因此，肯尼迪和其余的最高法院法官们在这条路上将会有更多的指明灯。

翻译文章

Barry C.Burden,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Supreme Court’s big gerrymandering case,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 2017.  

网站链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7/10/01/everything-you-need-to-know-about-the-supreme-courts-big-gerrymandering-case/?utm_term=.90fbd628bd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