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最重大的变化。

2002〜2010年，一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国内舆论处于“狼来了”、“与狼共舞”的惊慌之中，另一方面，中国GDP高速且平缓增长，连续超过英、法、德、日，这一现象激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何时超美”的预测。在一些西方著名学者与智库的预测中，中国在“最近的未来”GDP超过美国“已无悬念”。

我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认为：“中国可以在2015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他一些欧美学者也有类似的预测。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刊文预测中国“未来时点”是2018年；经济学家卡尔森、霍兰德预测的是2020年；首创“金砖四国”概念的前高盛资产管理部主席吉姆·奥尼尔的预测是2027年。显然，近10年来，关注中国发展前景与东西方战略地位变动的欧美学者，争议的中心已不是“中国能否超美？”更非“何时崩溃”，而是“何时超过美国？”

对于这样的问题，国内大部分学者也基本持相同观点。不同的是，国外一般以“中国崛起”来描述这样的状况，在国内，近些年我们一般以民族复兴来指称——复兴的意思是说，我们民族通过现代化的努力，要努力回复到原来曾经有的国际位置。当然，国内也还有一部分知识界不认同这个观点。

在我看来，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国内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在未来10年或20年内，实现邓小平第三步发展战略（即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总量接近或者超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但对其“意义”的判断与理解，则需十分谨慎。

文明复兴是带有自己语言的复兴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话，他们怎么理解中国的崛起？

美国学者萨布雷曼在《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之下》一书中表示：“中国将在相当短时期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出现相当贫困国家成为最大经济体的现象。”

因而，首先我们要理解，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中国的块头太大，人口规模也太大。

我们是个由13多亿人（接近14亿人）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而这13亿人中，又是以汉族为主导的。对比一下西方世界，欧美人通过500年的奋斗，尽力扩展自己的范围，但在这500年过程中崛起的国家体量都比较小。葡萄牙崛起的时候人口大概100万，荷兰崛起的时候人口大概也是100多万，西班牙是四五百万人口，英国崛起时核心的英格兰区域也是500万，法国人口多一点，大概有2000多万，到了19世纪，增长到3600万人口。总的来说，欧洲诸国只是百万和千万级别的国家。

因而，500多年的发展下来，即使后来有俄罗斯、美国这样的超大国家，总的来说覆盖人口满打满算不超过10亿，而且，这10亿人口分散到四十几个国家，也不团结。中国则是属于10亿级别人口规模的。因而，从这些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样一个超10亿人口规模的经济体的崛起，必然要改变全球的整个资源配置，也必然会改变整个全球的格局。

这样的人口数量与面积直接影响到原来奠基于西方国家崛起经验的判断。这个体量的人口，这些劳动力和现代技术相结合，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1910年，有一位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罗斯，对中国部分城市作了大约6个月的考察，回国后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变化中的中国人》。在书的第一章，他就重新解释了“黄祸”。过去，“黄祸”说的是中国人多，如果吃不饱，就要向西方涌动——即由人口的外迁而引起的“黄祸”。比如说古代的匈奴、蒙古人的向西移动，这叫“黄祸”。

1900年人口数量排前十的政治实体（数据来源：populstat.info）

可罗斯是这么理解“黄祸”的：中国人如此众多，比西方总和还要多；作为劳动力，他们又如此勤劳，如此便宜，如此聪明⋯⋯一旦这些人和西方的技术结合起来，必然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铺满全球。他认为，这才叫真正的“黄祸”。

他还指出，这种状况可能不是他们这两代人的问题；因为这两代人当中，中国不一定能具备向现代工业技术转型的条件——诸如教育技能、政治统一等。但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他估计有可能是在本世纪末，这可能就要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到这时，西方工人能把自己的福利和工资降下来与中国工人竞争吗？——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崛起的忧虑在西方世界早就有过，而且一直就有，只是这种思考原来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

更进一步看，相比于之前500年间发生过的不同国家的崛起来说，中国崛起与之最大的差别，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可能是带有自己“语言”的复兴——这个语言，因为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理论体系，会让西方世界更感到震惊。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西方世界还是把中国崛起纳入到西方整个话语里在言说。比如，从政治的角度，去年美国就在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一个板块上来了，另外一个板块要维持原来的位置，那么，彼此的关系就必然是猜忌、防范、武力冲突；其结果，要么是两败俱伤，要么把老大赶下来，建立新的全球霸主地位。

这套叙述方式完全符合西方2000多年的经验，这个经验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延续到宗教战争，最终，在欧洲形成了关于国际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世界格局。那么，中国的崛起是不是要重新被纳入到这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内部，与西方国家建立某种平衡？这很难讲。

我们要看到，在这个体系的内部，表面上说的是主权国家平等，其实是有很大矛盾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个基本架构，是在主权国家平等基础上以君子结盟来达到均衡。但这里，又内含着什么样的国家是主权国家，什么样的国家是非主权国家，以及主权国家与非主权国家的不平等关系。

在这个架构内部，只有宗主国才是主权国家，非宗主国就不是主权国家；很多谈判，就因此可以不列入主权国家的平等谈判。因此，主权国家的平等理论和主权国家与非主权国家的不平等理论，同时在这个体系内纠缠着。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我们在输入国际法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中国学者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了。中国崛起以后会不会带来不一样的格局？能不能不遵守这个结盟内部的对抗关系，并且适当克服实际的不平等格局？这样的国际关系新型体系该怎么建设？中国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一套话语来表达？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我们在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之后，经历了很多的努力，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结伴不结盟”，其实就是对整个西方体系基本准则的重大修正；我们在国际关系上提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实际上也是希望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体系。现在很难说这样一个新的体系能够完全被接受，但至少，这样一套语言是以文化自信应对西方已有的体系。

对于中国这样有着延续性历史的大国，话语的表述非常重要——这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复兴能否改变整个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内外关系，为世界格局带来更加平等的中国方案。

言说的语言为什么那么困难

但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虽然文明复兴的物质力量不断显现，关于文明复兴的话语重建，却非常困难。为什么？

首先，我的判断是我们现在还处于崛起的前夜，即还没有完全完成赶超的目标。我们至今仍然是在崛起与复兴的前夜来研究这个问题。因而，我们有点自信，但自信并不太多。

用亨廷顿的观点来看，他认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阶段，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来引领现代化。两阶段交接的时机：一是该民族自身在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足够的“民族自信”；同时，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发生重大变化而出现大量问题。因此，这两大动力推动着整个民族“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实现新的民族认同。现在有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似乎正在接近“两阶段”交替的临界点。但是，当欧美人看到我们这个大块头正在崛起并感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身在内部，也许很难感觉到如此数量庞大的人口与现代的技术结合生产出的产品覆盖全球对世界产生的震撼。

这种自信不多，在国内的自由主义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不说自由主义现在是错了，而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明显落伍，它有点跟不上中国复杂的进程，看不到中国和西方如今各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因而，自由主义到今天还认为制约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的落后，这个问题不解决，其认为中国不能完成现代国家建设。如果对中国崛起没有一点自信，何谈文明复兴？

其次，这个问题和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有关。近代以来，我们处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之中，中国的传统武库找不到应对来自于海上的、被工业化武装起来的国家的入侵。“施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随着晚清五战五败而梦碎。在这种几乎全面失败的语境之下，我们得出结论是必须全盘学习。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这件事情对中国未来的影响非常重大。

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的谕旨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废科举、建新学当然有它的必要；但同样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废除科举，不仅仅是废除了科举的考试制度，而且是整个废除了支撑科举制度的经典——五经，在某种意义上，承载了过去我们民族的价值核心。废科举带来的废五经，儒家天地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等观念逐渐衰微。随着新式学校建立，西方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内容的输入，整个西方知识分类体系全面取代了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这场知识革命对中国近代而言，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种分类体系的变动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过去我们的知识体系是按照“四书”分类，经史子集；西方的知识体系分类是按照科学原则来分类，自然科学是一类，社会领域能用科学来处理的叫社会科学，不能用科学处理的历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归到arts里面去，也就是人文学科，这是一级分类，然后二级三级分类。可以说，100多年来，我们通过整个的教育系统全面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及它的专业知识，我们以此来实现我们民族复兴的任务，但也以此为尺度来重新考量中国的现实经验和中国的历史经验。从此以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中国自身的经验都成为这种知识分类体系的研究对象及西方理论的分析对象，从此，中国的经验大部分就被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定义。

当然，这其中不是没有反抗。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尊重中国自身经验的人。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相结合。怎么结合？要调查研究。他认为，理论要为中国的实际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界大趋势的学科建设，全部是以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以及各学科背后的学理来看待中国的经验与实践。

法学这样看，政治学也是这样看；而这些学科的学理背后浸润着的是西方价值，潜移默化进入到一代一代知识分子的脑袋里去。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丧失了评价自己经验的主动性。我们一直生活于这样的话语体系里，即使不满意西方话语的那些人，他也在西方话语里面，而且必须用这些话语来言说。我曾经把这种困境概括为两句话:如果没有西方的话语，我们已经无法表述；但是有了西方的话语，我们就胡乱的表述。我至今还认为这两句话仍能概括我们要重建话语遭遇到的困境。

我参加过一些会，主题是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与会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有中国道路这一说，也都认为要重建中国话语。但开着开着，英文就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了。大家不要小瞧这个细节。为什么在关键的一些词语上，我们非得用西方的概念来表述呢？这就证明我们中国当代的理论话语还不足以表述那么精微的思想，它使得我们有时候不得不用西方语言来表达。

近些年来，为了走出这样的困境，很多学者有着从传统里面寻找思想资源的动力。但目前来看，寻找的大部分都是传统的观念——基本是以儒家为主的某些个概念，诸如和谐、大同、小康等等。寻找这些概念本身没有错，但这远远不够。近年来的国学复兴，大多重在观念变迁，以观念解释观念，随意性太大。这些观念即使在儒家经典里面，也比较飘飘荡荡，用这些概念去理解什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人人说的都不一样，很难达成共识。

国内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热衷于讨论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朝贡体系”：这内含着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重建“中国中心”叙事的强烈要求。但是，关于“天下-朝贡体系”的重新叙事，是否内含着民族自信之后的民族自傲之情，这需要警惕；至于此类重叙，能否被周边国家所接受，那是更大的一个问题。

以制度研究重建话语体系——从政体到治体

我的建议是我们从制度研究落实对于中国话语的重建，要从制度角度入手研究当代中国的治理结构与传统中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为强大，王朝有兴衰，但制度是有沿有革。比如郡县制贯穿百代、2000多年；科举制1300多年且目前又有恢复的样子；监察制、巡视制也例行2000多年，且巡视制在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当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我们要看到，制度，上和观念有关；下，则是和整个中国版图内的社会生活实际有关，所以制度的变动是比较缓慢的。故而，以制度的沿革为中心，上，要考察和制度相关的观念变化；下，要考察与制度相关的社会经济生活之变迁。

对于如何看这些制度，国内大致也有两派。一派认为，经过了那么多的批判与革命，这些制度还延续到当代，那么就证明我们批判还不够。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浩浩荡荡。这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意见。另外一种意见，我借用胡适的话——他也是自由主义大师，他说如果经过西方洗礼和涤荡能够继续沿承下来的那些东西，就是中国的好东西。

换句话说，凡是历史上发生，且经过近代百年革命政党的批判与否定仍传到当代的制度——这些制度往往是名虽变，实未变，这就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传统。凡历史上发生，又在历史流变的过程中消失的制度、学说、观点等等，皆是“非”传统。这些非传统的唯一去处是博物馆。

要研究这些制度，意味着我们研究的重点应从政体转向治体——中国的政治学史其实向来无政体一说，重在治体；而西方则恰恰相反，重政体而轻治体。西方重政体的传统源于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中国以治体为核心的研究分治道、治术与治效，此一研究取向历来是儒法合流。

事实上，政体之争不仅是当代之困惑，也不仅是近代之困惑。对于中国政体之惑，肇始于利玛窦，然后在我们民族的思维中纠缠了400年之久。进而形成了一个很难摆脱又难以言明的东西。在《中国札记》一书中，利玛窦追问：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他的回答首先是“西方人从来没有看到过”。

接下来他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有皇帝，所以中国是一个君主政体；但中国事实上是由士大夫在执行整个治理，那么按照西方分类，中国又是一个贵族政体；可是中国的贵族并非来自世袭，而是源于科举，那么中国又是一个民主政体。显而易见，利玛窦最终并未回答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政体，但他开启了不知而强为知的先河。

如果我们摆脱用政体来理解我们的经验，转而以治理体系作为理解我们自身发展的重点，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做东西方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中国史学叙述里面第一类就是正史，纪传体，比如二十四史；第二类是编年体，以春秋和资治通鉴为主。第三类是事件体，第四类就是制度史，以唐代杜佑的《通典》为典型。我们今天，就要重返这个资源，看到古代制度的近代沿革，从当代治理的绩效来重新评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信息化时代的快速流动，给我们的治理制度带来的冲击。

我们要从这儿出发，梳理中国的内部治理和对外治理的话语。也许这样的传统并不是一无是处，也许这其中有能够满足当代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和一般概念。

如果从治体的视角出发，我们要注意的是，就西方的治体而言，自西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入侵建立了国家之后，那里由原始国家演变为封建国家，再演变为主权国家和民族-主权国家——但有一点没有变，这些国家始终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战国”状态。因而他们所有的政体理论与治体——包括国际学说的叙事——均与这个“战国”状态有极大的关系。与之相较，中国今天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上有分有合，但以合为主。我们的治理体系，总而言之是建立在一个以合为主的大一统的框架之内。

这样的传统，使我相信，只要是中国的领导人，就不会将“替代美国霸权”作为未来中国的最高发展战略。我也相信，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的“不当头”、“永不称霸”，绝非一种掩护“崛起”与“扩张”的外交辞令，而是中国传统智慧使然。在此问题上，东西方历史观之间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异。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看来，这个提法表明，延续了20多年的、围绕着政体展开的无谓而有害的争论被转移到有效的关于治体的研究上。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08月号，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