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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中国共产党时代叙事与历史使命

2017-09-16 08:06:02

【本文是2017年7月5日曹锦清在“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的讲演稿摘编。】

“返回国情,返回实证,返回历史”

中国共产党需要时代叙事

何谓时代叙事?“时代”是指我们这代人所处的历史时间段而言的,时代的主体是人民,范围是国家。当然时代也可以指人类所处的时代,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我们民族所处的时代。时代叙事要回答三大问题:

第一,我们现处何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包括技术、经济、社会关系、政治文化等现处何地,要有大的判断。

第二,我们将欲何往,未来的发展目标。

第三,如何分阶段实现这些预定的目标。

时代叙事即历史叙事,因为时代叙事涉及到史观的重建。包括民主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对这三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史观,而且核心就是时代叙事。

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时代叙事?因为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而是领导型政党,领导党的领导权,要成为被领导的民众的共识,就要形成信奉、追随和服从,领导权转化为执政合法性的强大基础。

西方政党为何无需自己的时代叙事

对此我给出的理由是:西方政党party,它的本意是部分。部分是相对于整体而言,处于对立统一之中。然而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哲学中,这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他们认为整体社会只是一个名,是独立个体的结合体,社会实体是无差别的个人。这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法学的核心。

中国人的思维,是把人放在家、国、天下的关联之中来理解的。而18世纪启蒙学者把复杂的社会系统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全部加以屏蔽,认为社会的实体是一个一个的人,这是物理学的原子论在社会学上的应用。以这个原子为起点谈权力、平等、自由等概念,建构起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政治契约所连接的。所以启蒙契约里的社会皆政治。它同时还受到文艺复兴以来再度复兴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影响,欧几里德把图形学发展为一个演绎推理体系,这对西方的哲学思维影响极大,还蔓延到经济学、法学和哲学思维中。这种从大前提出发而演绎出一个庞大的体系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和著述中都是没有的。

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学里,实体是个人,无差别的个人是作为政治的主体,通过选举赢得多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学说在冷战以后统治了全球。若把人的具体属性、人和人关系的复杂性都抽象掉,把其财富属性、宗教属性、族群属性都抽象掉,那么就成为高度抽象后的简单的量。若说一个人加一个人等于两个人,如果一个人加一只羊呢,那算什么?

在西方政党理论中也有把阶级作为实体的,像马克思主义就认为,统一的社会分解为若干个利益对立而不可调和的阶级,由此展开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各个部分不能组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整体分解为势均力敌或利益不同的party,各个部分找各自的代表,进入政治谈判领域议会,这叫政党理论。

西方选举政治关注选举期的选票,关注选民的当下诉求,故而预先排除了整体利益指向的长远利益。一般来说,整体利益相对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相对于当前利益,这两种利益会处于经常性的冲突和摩擦之中。现代社会中,由相对复杂的社会分工而引起整体的关联性,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类也是共同体。整体相对于部分而言,存在着整体的利益。用卢梭的话讲,社会中存在着公义。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引导、约束着当下的利益。

西方的政党理论强调局部高于整体,当下高于长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核心前提,是承认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分化,社会内有很大的张力,但仍然存在着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重要的问题是对整体和长远要做出明确的判断,这个判断构成了领导力的第一要素。

时代叙事是民主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理论表达。如果是只关注部分与当下的选举性政党,当然没有时代叙事的必要。西方政党不代表整体,它不可能制订中长期的发展目标,他们全部的焦虑放在当下和部分,他代表谁,他能搞多少选票,舆情怎么变动?这是我对西方选举性政党为何无需时代叙事做的说明。

西方式民主的有效运行,需要严格的条件

英国的一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著有《资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四部史书。他在《极端的年代》里介绍,西方民主的有效运行有严苛的条件,而非普适。说它们的民主是普适的,在史学家看来是一派胡言。

霍布斯鲍姆认为,西方民主有效运行有四大前提条件:

第一,政治民主的首要条件是对选举政治合法性的共识。在国民之间对社会问题具有磋商协商的共识和准备,但共识与准备需要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如果经济增量少,要动用存量的分配,内部的斗争就会加剧。

第二,民主政治要求各种成分的选民拥有相当程度的兼容性。霍布斯鲍姆认为,自由主义政治中的公民或选民纯属理论概念,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实体。各国的选民都存在着阶级差别、种族差别、宗教差别。这次美国的选举把它内在的差别性向全世界展现。欧洲的选举也是这样,中东选举的差异其实是宗教与族群,索马里有62个部族,有62个政党。

第三,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不会做太多的治理。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大社会才能有小政府,政府做的事越少越好。西方政治三权分立,国会的设置主要目的不在于治理而在于制衡,对当权的行政权力制衡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行政部门。所以民主政府原来设计的本意,是有一个刹车制动机制。然而20世纪以来,政府却承担了引擎发动的担子。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各国政府所承担的复杂的治理责任,是19世纪不能想象的。那时因为要维护被市场肢解分裂的社会,19世纪自由主义赋予政府的只是治安职能,即守夜人职能。另外还有防卫职能。自20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的政府行政职能都不断扩大,因为公共职能不断扩大。中国近代以来,我们的行政机构又承担着更加超常的职能,即“赶超”。西方的制衡职能的那一套政体安排,为什么不适合于第三世界?道理就在于此。

第四,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民主成为一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工具。民主是一种二次分配机制。而二次分配机制要有不断做大的客观现实。所以蛋糕不断做大,经济有一个增量,增量的分配通过民主来进行分配,会有吵吵闹闹,但不会打起来。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常常把特殊说成普遍。这种套路各个民族都干过,比方我们曾经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下之公理,朱熹说成是天理,王阳明说成是良知,总之是普适的东西。但这个普适的价值为什么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前屡战屡败?这就显出它的特殊性了,于是被抛弃了。

时代叙事即历史叙事

为什么共产党需要时代叙事?它要回答我们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重建叙事需要有两大哲学前提。

第一,我们要相信有一个历史进化的史观。

第二,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国家存在着整体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型政党而不是部分代表政党,它的领导权来源于三个方面。

(1)民众的服从,服从则来源于民众对执政党提出的奋斗目标的认同。

(2)对总体目标分阶段实施效果的肯定。

(3)执政党协调部分利益和当下利益与整体和长远利益间冲突的能力。当代中国要协调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最难协调的是阶层之间的差异。如果执政党做到这些,就获得了民众的认同和追随,因而形成了领导力和执政的合法性。

一个民族的长远、整体利益和眼前、局部利益之间的冲突,可以举土地的例子来说明。1950年的《土改法》兑现了共产党的理论叙事的承诺,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它均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内容。反地主制就是反封建制,反封建在马列主义的表述里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共产党革命的力量来源是土地革命。所以土改以后,亿万农民拥护共产党。

那么,土地分了以后为什么要集中起来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经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了呢?刚把土地分给农民,1952、1953年开始互助组、初级社,土地私有制还没有解体,到1955、1956年就进入到高级社,1958年变成人民公社了。

在梁漱溟和毛泽东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说,你搞的是小仁政,我搞的是大仁政。因为组织起来搞合作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地主的7亿亩土地分给农民以后,连带上面的地租也分给农民了。而这个地租是构成城市供给的主要来源。当时16亿亩耕地,88%左右是种粮食。解放前最好的年收成是1936年,粮食产量大概是3000亿斤,其中200亿斤国家税收征上去,500亿斤左右作为地主的租子,留下的给农民,当然是半饿半饱。土改后500亿斤的地租留给5亿多农民,每人每月只要多吃几斤白馍就吃掉了。而城市需要700-800亿斤粮食,通过农业税征收上来的也不过是300多亿斤,400亿斤的缺口怎么办?这就是合作化的充分理由。这当然侵犯到农民的当下利益。那个时代国家必须进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积累,因为我们百年落后,挨了多少次打。所以长远利益和当下的利益是有冲突的。所以,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要进行正确的表达,而把这些表达通过宣传让老百姓感知,直到大家认为是正确的,这是领导权的核心问题之一。

当前时代叙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原历史叙事

这个原历史叙事是毛泽东奠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按照这个框架写的。这里指的是毛泽东1939年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当时的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内部的两派(可以称为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三派之间进行了一场理论混战。他们的问题是“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这个理论争论的背后,是要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的问题,这是一个革命党的核心问题。争论又延伸到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争了很多年,这是近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争论。

长征完成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开始关注这场争论,也请了一些史学家一起讨论。他要为共产党建立时代叙事史观,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列宁的学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个史观的建立就是历史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这个史观为党内的高层所接受。共产党的目标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如何一步一步走,毛泽东也讲清楚了。这个史观后来又为党内或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近当代史学家所接受。没有这个框架,中国历史就写不成了。其中还带了一个争论,即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期。范文澜说断在商周之际,郭沫若认为断在春秋战国之际。毛泽东当时只是说自周秦以来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来偏向于郭沫若一说。总之,这是一个史观的建立过程。

计划向市场转轨的政体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怎么对待?原来的史观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以指导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所以文革结束以后要反思,邓小平的判断是那条路不能走,准确的说法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能走”,既反左又反右。

要走一条新路,目的是清楚的,必须改善民生,加快经济发展。建国后20多年低消费、高积累的状态不能维系下去。农村土地承包的效果是明显的,然后是城市经济改革。但是不要忘记,长期以来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密切结合的,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亲和的,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叙事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生产不是商品生产,而是产品生产,不再通过货币中介来交易。所以我们建国以后,如何处理市场一直是犹豫不决的。毛泽东的意思是,公有制实现以后,要把市场和货币应用的规模尽量缩小,但不能取消。陈云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市场外边要有一个笼子。邓小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提出让市场活跃起来。让市场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引起很多纷争。原来是基础性作用,现在是决定性作用。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动的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

党的十三大文件的理论基础,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讲,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邓小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毛泽东虽然已经制定了史观,但是建国以后急于求成,把历史发展阶段估计过短,并且超前了。现在我们判明,我们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相当漫长,那么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发展生产力,各种方法都可以使用,不必纠缠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这样,思想解放有了更扎实的理论基础。

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市场和公有制是什么关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性质无关。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重要概念,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

这样,邓小平也建立起一个时代叙事,用以回答现处何地,将欲何往,如何去往这三个问题。他提出“三步走”理论: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分两步走,GDP每10年翻一番,到2000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达到小康社会水平。小康社会概括为四条标准:一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得到解决;二是乡镇企业就地吸纳劳动力;三是老百姓能住上楼房;四是地方财政有能力进行科教文卫等公益事业的投入。第三步到2030-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4000美元水平。这样就设定了小康目标的方向和分步实施的设想。

中国的时代叙事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关联

中国自身的时代叙事,蕴涵着强烈的西方背景。近代以来,我们民族是在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口号下进行的。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实际对比以及相互关系,是我们当代的时代叙事要做出判断的。习主席说,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于复兴,和西方的实力对比也更加接近。

目前我们的技术和制造水平叫“三跑并举”——跟跑、并跑、领跑,但主体的大部分还处于跟跑阶段。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我的看法是,近代以来由于贫弱挨打积累下来的民族自卑心理有所修复,但自信仍显不足;一有风吹草动,自贬、自嘲、自虐的思潮重新泛起。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自创话语体系,我们仍处于自信不足的阶段。

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实力对比上

胡适曾经说过,中国人的自信不能建立在历史传统文化上,只能建立在今后的努力之中。傅斯年在上世纪40年代初也讲过,我们不能够背负着四千年的垃圾前行,只能面向未来,只有在未来才能建立民族自信。恕我直言,这两个人的判断我痛心地加以接受。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实力对比上的。没有现代化,没有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和西方的接近,这个民族的自信是无法建立的。

第二点,要反驳他们的观点。因为实力的提升而形成了现在的民族自信,这给我们民族带来一副全新的眼光,不再仰视西方而是平视,不再鄙视我们的历史,我们才能重新带着宽松、自信、温情来看待我们的传统。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谓国学复兴,传统带着迷人的眼光走进我们当代的一个背景。

民族自信的根源来自实践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对成功,我们保持了稳定,保持了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从2000年开始,我们超意、超英、超法、超德、超日,没有这样的赶超,没有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哪儿来的自信?如果我们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挫折,那种自怨、自卑,自毁的思潮将重新泛起。不要低估百年来的心理。这30多年来,邓小平的“三步走”是唯一对现代化承诺的兑现。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做出的承诺多了,哪个兑现了?民族自信的总根源,来源于当下和未来的实践。只有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的地位提高,然后以自信的心态重新打量我们的传统。习近平第一次和传统如此的握手言欢,在以前有吗?

讲中国叙事的西方背景,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崛起,有自信却自信不足,这个时候我们要完成这个时代叙事,要如实的评价西方,评价自己的传统,把当代放在中国的复杂脉络里面重新叙事,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大概可以下几个判断: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时期大体结束了,中国对“东渐”的西学,大体而言已经消化吸收了。作为西方学生的中国已经处于毕业状态了。所以,以中国为方法的叙事时代正在到来,它呼唤着那些有这样的意识能力的头脑,来参与这个时代的工作。

这些结论不是轻易做出来的。历史上佛教几百年东渐,大概到隋唐之际得到消化,然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学禅宗。慧能是对那些经典加以消化后,已经站在佛学经典之上,而给出中国自己的佛学,那就是禅宗了。与他同时但稍早一点的还不自信,还认为真经在西方,认为翻译过来的真经不完善、不全面。所以不辞劳苦、万里迢迢跑到印度求经的玄奘是不自信的。他搬来的法相传给他的弟子,第三个就传不下来了。而慧能是自信的。当然玄奘是伟大的翻译家,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写的《大唐西域记》保留了一段西域和印度的信史,而且他的翻译无出其右,他翻译的经验至今对我们也是很宝贵的。

时代叙事与中国文化资源

时代叙事的能力表面上是个智力问题,背后是一个民族自信问题。如今处于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中国,开始修复被近代历史革命批判切断的传统,在创建时代叙事中,我们开始重返历史。有两个观念的近代复活是很有意思的,也进入了现在的主体思维:一个是“小康”,一个是“和谐”,而且这是返回传统的观念讨论的过渡。我的建议,时代叙事要和历史文化资源对接,不仅要在观念层面,还要在制度层面对接。因为制度既和观念联系,而且它有社会经济基础,制度贯穿在历史中,有长久的生命力。毛泽东讲过,“百代践行秦政制”,传统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丰富的经验。建议大家读唐代杜佑的《通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中国制度的全面系统的著作,它是对历史的一个概括,开启了制度史的研究。这本书把制度分为郡县制、科举制、职官制、礼制、乐制、刑制、兵制、边防制九部,可称为围绕郡县治理的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科举制度应该说是“中国第五大发明”,1905年我们废除科举,而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曾派人来华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意图改革他们的吏制、官制。

另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设了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下设同文馆,聘请了一个英国传教士(是一个中国通)丁韪良。丁韪良在1880年前后写过《汉学精华》一书,其中有一章比较了美国的票箱民主制和中国的科举民主制的优劣异同,建议美国采纳中国的科举民主制度,抑制在美国病入膏肓的选举腐败。当时美国的民主实际就是政党分赃制,假若没有引入中国的科举和文官制度,美国的治理不会达到后来比较好的状态。

丁韪良

中国价值尺度的重建

重建时代话语的核心,是中国价值尺度的重建。套用沟口雄三的判断,中国近代以来走了“三步曲”:鸦片战争前是文化自信的国家,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是牢牢确立的。沟口雄三有一本书谈方法的中国,方法的意思是,把中国放在自己的历史的过程来理解当下,方法的第二个定义是价值尺度。

近代思想以中国为中心没问题,救亡当然要以中国为中心,但不再以中国为方法,因为中国方法的武器库里无法找到能够有效抵御西方入侵的武器,所以求之于海外。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以近代是以西方为方法重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有它积极的意义。由此而形成现代语言当中的大量概念都来源于西方。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极端派是以西方为方法,以西方为中心,胡适派就是这样,也可以叫崇洋媚外派。当代中国要摆脱西方中心观念,重建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为方法。这个方法一定要在我们建国以后的成功实践中来提炼,来概括,尤其是治理体系特别重要。这个治理体系的当代治理体系和传统的关系,经过近代的断割未断绝的,一定会有生命力的。

目前形成的时代叙事,是习主席提出的两个百年,伟大复兴。第一它是现代化的叙事,第二它是民主主义的叙事。这个叙事如何与原有的史观接轨,如何将这个叙事放到更大的历史叙事里边来加以建构,依然还在探寻之中,还有很大的扩充空间。目前为止,这两个口号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

链接:与曹锦清教授的对话

问:从柏拉图理想国到中国的和谐社会,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改革开放30年,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力量,是不是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市场经济、股权激励是激发人的私有欲,这跟公有制精神是矛盾的,怎样平衡两者关系?

曹锦清:关于私欲,《荀子》里面有一句话“欲不做,心过之”。所以欲望其实还不是一个人性本能的现象,应该说是一个文化现象。本来没有那么多欲,硬要刺激起来,那就是文化了。这是攀比形成的。比方农民盖房子的一个强烈动因,是村落社会中地位的攀比,他自己不常在村里住了,但看到别人盖好房而他自己的房子破破烂烂,他有了钱就要回去盖得比别人还好。这就是欲。人在一起就要比。佛教千言万语一句话,叫你不要疯,不要比。但我们的制度规则都是按照分、比、攀、竞制订,只是让竞争变得有序一点。人类至今没有办法解决这类问题,佛教两千年来没有说服人心,佛教叫你无求无欲无分无比无竞,心里干净,结果人们硬是把无求的佛教变成有求必应的佛教。儒家现实一点,要比就比道德高低,但还不行,因为学而优则仕嘛。后来就比光明,后来变成明教。到宋代就公开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结果宋代一方面讲理学,一方面道德败坏。

我的意思是说,在制度安排上,对土地、对劳动者不能完全由市场支配,国家要把金融、土地、劳动者约束在可能的范围当中来进行保护。

如果把共产主义按照原来的定义——共同体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虽然有竞争,有市场,但还相互关联,相互承担责任,国家收税转移支付,你心里面觉得比较舒服,那就有共同体意识了。现在共同分配的东西多起来,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当代中国,生活发生变化,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两个久经崇敬的关键词不能丢。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党,毛主席回答了一次叫“1.0版”,邓小平回答了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共产党“三个代表”。这个版本要与时俱进,但概念不动,才能稳定天下人心。

问:我们的自信不能建立在传统中,而是应该在当下和未来的努力中。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条件更加客观地去审视传统。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的政策,比如说两个一百年,三个代表,是政治口号还是理论阐释?

曹锦清: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头脑,它和政治家是同步思考的。同步思考可能是同方向的,也可能方向不一致。所以提供你自己的独立见解,然后尽可能形成某方面的共识。这些共识一定会反映到我们党的意识形态中,参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设。事实上中央和知识界是有联系和沟通的。这个批判是分析性的,建设性的,而不是诋毁。有的人成心为着诋毁,一听前30年就骂起来,这是不负责任的。在当代中国,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党和政府,这是毋庸讳言的事情。在这个大的转型时期,超大规模的人口在空间流动,短时间内阶层的形成,我们的行政机构的管理,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和经验不足。

改革开放30年来,货币摆脱了过去计划的限制,可以购买一切。于是货币就成为一个绝对的社会权力,要求学术和权力不腐败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晚明为什么超腐败,就是因为进入了白银资本时代。过去汉唐官吏薪俸、农民交税都是实物,大规模贪污没有条件。所以高位货币白银的流通,是造成晚明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宗羲的《明夷待访》里就有一篇《废金银论》。所以这30年的腐败是可以解释的,中国30年搞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巨额货币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守住底线并不容易。腐败使共产党执政的资源流失,所以现在要大规模反腐。

问: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吕梁的时候接见了15位老红军,我后来问其中一位老红军,您家里这么贫寒,有没有当面跟总书记说一下,帮我解决?他说总书记那么忙,我的事情还有县委领导可以解决,今年不行就等明年后年。我感到如果不真正深入一线去感受民间的话语,和他们的需求,我们的讨论可能就有空中楼阁的感觉。在民众的话语建构和学者的叙事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关联。

马克斯·韦伯说,价值无涉和价值介入之间很难达到平衡。学者在建立自己的体系时怎么样能够不介入自己的情感,同时又能提出一套合理的治理体系?

曹锦清:没有激情就没有行动,就没有思考。当下的家国情怀,被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消灭得差不多了。过度的专业化、学院化、功利化,竞争的重压,把年轻学子压在那里不能自拔。但人毕竟有头脑,会从个体当下的关注里跳出来,关注这个民族当下和长远的事情。所以情怀不可能不参与。韦伯也讲了,关键是你研究什么,关注什么,当然有你的价值选择。没有价值你怎么选择,为什么关心这类问题?所谓新闻的话语霸权,第一个是你选什么报道,不选什么报道,怎么评价。选择权、评价权就是话语权。但是在研究过程当中,就要客观分析事实之间的因果关联。如果因为你的偏好只选它的优点,缺点不讲,把和你预先的价值不相符的那些事实顶替掉,视而不见,那就是偏见了。如果说你新发现的事实脱离了你的价值,你有修正自己价值立场的权利。如果到了对基本事实都不尊重的地步,这其实就是过度的选择,只选择符合自己价值的事实加以夸大,来滋养自己的价值。所以,研究什么、关怀什么都基于价值。无价值的研究根本就不存在。事实、材料、经验只对有一定价值取向的那个理论框架才能呈现出来。所有的风景都不是当地人发现的,因为他们身在其中,所以对风景没感觉。

曹锦清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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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导刊 | 责任编辑: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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