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全民党（Volksparteien）已经成为最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中左翼政党迎合右翼对移民问题的担忧不仅不是其挽回颓势的解决之道，反而加剧了更多选民选择民粹主义极端右翼的趋势。社会民主的意识形态霸权已经被发展3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侵蚀；如今，社会民主党的最大任务不是加强国家认同，而应是找到一种方法将“不稳定者”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正义进程，并重塑社会民主的核心价值观。

一

中左翼的中坚分子对于他们曾经领导的政党的衰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移民。在最近接受《卫报》采访时，希拉里•克林顿、托尼•布莱尔和意大利前总理马泰奥•伦齐都口径统一，宣称欧洲必须“控制移民”，以阻止右翼民粹主义。几乎每周都有候选人或专栏作家宣称，自由主义者只有在封锁边境后才能重新掌权。

对移民问题的关注并非偶然。人们普遍认为，欧洲中左翼政党（法国的社会党、意大利的民主党以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势力的下降是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激进新政党的崛起。他们用本土主义甚至威权主义的手段“窃取”了老工人阶级的选票。因此，中左翼政客们一直在忙于制定政策，以“赢回”工人阶级。

据布莱尔的前欧盟顾问斯蒂芬·沃尔（Stephen Wall）回忆，布莱尔在2001年就已经在担心这个问题了。沃尔透露，布莱尔曾认为“在下次选举中，唯一可能让我输掉的就是移民问题”。

这种观点并不局限于希拉里和布莱尔。在唐纳德•特朗普意外获胜后，许多美国自由派人士坚称，只有民主党人接纳白人对移民的恐惧，“赢回铁锈地带”才有可能发生。事实上，希拉里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发表声明，并在参议院投票反对“非法”移民和支持“边境安全”(包括建造“围墙”)，而欧洲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呼吁“移民现实主义”。

但自2015年所谓的难民危机以来，随着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争相表达对移民问题的担忧，这些担忧已升级为恐慌。去年，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发表了一份全面声明，称“欧洲移民必须减少”，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新任领导人表示，她的国家“不能接受”所有抵达其边境的庇护寻求者。

丹麦社会民主党走得太远，以至于他们在移民问题上的声明很难与极右翼的丹麦人民党区别开来——该党指责丹麦的穆斯林生活在“平行社会”中，并辩称移民“破坏”了丹麦的福利国家。

表面上，中左党派的言论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但这其实是近年来西方对如何阻止右翼民粹主义蔓延的更大恐慌的一部分。传统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权威人士的影响，这些学者和权威人士往往来自右翼或中间派，他们提出了同样的建议：社会民主党将会灭亡，除非他们通过限制移民来照顾“落后”选民。一些学者甚至公开捍卫白人身份政治。有人认为，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将重振社会民主党，并遏制激进右翼势力的崛起。

这种观点基于两个基本错误，它们共同反映出人们对中左翼政党的历史作用产生了更大的误解。

第一个错误是，人们普遍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和传统中左翼政党的衰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是由工人阶级选民抛弃旧的社会民主党，转而支持新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本土主义造成的。

第二个错误与第一个错误密切相关，即如今支持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选民，主要是过去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可靠的白人工人阶级。

正如数据所显示的，这两个被广泛复述的假设都建立在松散的经验基础之上。事实上，大多数民粹主义极右翼选民并不是工人阶级，而且大多数工人阶级并不支持民粹主义极右翼。社会民主是一种通过自由民主和混合经济框架支持平等主义和社会正义的意识形态。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念的启发，社会民主主义旨在提升所有被边缘化的群体。但那些认为中左翼政党需要迎合白人对移民问题的焦虑的人实质上是在说，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利益集团——在这些报道中，工人阶级总是被假定为白人。

这种对中左翼衰落和民粹主义右翼崛起的误判，导致了复兴社会民主的错误处方。事实上，数十年来，中左翼政党一直试图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行动”，并经常支持限制移民的政策，但这并没有阻止移民数量的下降。

至少从新世纪开始，一场关于如何回应右翼民粹主义的辩论就一直在激烈进行。争论主要在两派之间展开的，一派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是“经济焦虑”的副产品，另一派则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是一种“文化反弹”。但双方的药方都错了：如果社会民主制度要生存下去，其政客们需要回归核心价值观，而不是追逐像他们以前的核心选民追逐的那种海市蜃楼。

振兴社会民主命运的关键不是迎合一部分白人工人阶级的本土主义，而是接受作为社会民主基础的思想和政策——平等主义、社会公正、团结、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和全面的福利国家。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这些价值观代表着一种广泛的共识——在这种意识形态霸权被30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侵蚀之前。回归社会民主的唯一途径是让这些价值观再次占据主导地位。

二

乍一看，将社会民主党的衰落与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相关性并不总是等于因果关系。首先，它们不是同时发生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各自的原因。

1940-2010年社会民主党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平均投票份额数据分布图

如果我们看一下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平均投票份额，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世纪50年代上升到30%以上，并在80年代末前一直保持稳定。在90年代末，平均投票份额回落到略低于30%，但在本世纪头十年急剧下降。如今，这一比例略高于20%。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在西欧基本上都是无足轻重的，其民调为1%左右。到了90年代，这一比例略微上升到5%左右。但是，随着社会民主党在这十年的选票份额下降，民粹主义政党并没有增长。在本世纪头10年，它们开始再次增长，尽管幅度不大，但目前的平均增幅约为10%。

这些数字代表了整个西欧的平均选票，但当目光转向具体的国家，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崛起并没有导致社会民主党的衰落。在许多情况下，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在崛起，而中左翼却没有出现类似的衰落；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中左翼政党在主要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出现之前很久就开始急剧衰落。

在瑞士，西欧最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在1995年至2015年间的支持率几乎翻了一番：从14.9%升至29.4%，而同期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仅下降了3%。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98年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但在2009年遭受了最大的打击，比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的成立早了四年。

荷兰工党（Partij van de Arbeid）在2002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富图恩名单党（Pim Fortuyn）的崛起中受到了打击，但第二年就恢复得很好。它在2017年的全面崩溃，损失了19.1%的选票（超过2002年总数的四分之三），比2010年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自由党的鼎盛时期晚了几年。此外，极右翼政党，即自由党和新民主论坛（Forum for Democracy）在2017年仅取得相对温和的增长（+4.9%）。更不用说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了，在民粹主义的声音党（Vox party）最近崛起之前，该党的支持率几乎下降了一半，但在声音党以10.3%的选票进入议会的同一场选举中，该党实际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从22.6%升至28.7%。

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社会民主党的衰落与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有着很大不同的原因。首先，社会民主党的衰落主要是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造成的。这导致了传统工人阶级工作条件的急剧下降，以及工人阶级在更广泛人群中地位的相对下降。

面对日益衰落的工人阶级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开始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来瞄准中产阶级。受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成功转向中间路线的启发，托尼•布莱尔在1994年将工党更名为新工党（New Labour），并接受了围绕文化（多元文化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国家（欧盟）一体化的新的“一体化共识”（“integration consensus”）。

此外，他试图“去政治化”政治——声称要宣传一种新的“务实”方法和“常识”解决方案。在这种方案中，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赢家。不久，其他西欧社会民主党纷纷效仿，如荷兰的工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其领导人格哈德•施罗德声称代表“新中间路线”（die neue Mitte）。甚至法国社会党及南欧的政党也开始稳步效仿。

在德国科布伦茨聚首的欧洲极右翼领导人，从左至右为：马泰奥·萨尔维尼（意大利北方联盟党）、弗劳克·佩特里（德国选择党）、基尔特·威尔德斯（荷兰自由党）、马琳·勒庞（法国国民联盟）

在上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的平均选票份额仅小幅下降，但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的选票份额根本没有进一步上升。这一重大转变直到本世纪初才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反恐战争”的政治框架使移民、伊斯兰教和安全等文化热点成为新世纪的主要问题。由于以文化而非经济术语来定义，在许多西欧国家，这种新的政治结盟导致绿党成为主要的左翼政党，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成为主要的右翼政党。

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领导人喜欢被视为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的接班人，即“真正劳动人民”的真正代表。例如，德国新选择党前党魁弗劳克•佩特里（Frauke Petry）公开宣称“德国新选择党希望成为新的社会民主党”。自封的极右翼巡回大使、前特朗普顾问史蒂夫•班农声称，“有很多站在桑德斯一边的人将在2020年投票给我们”。

但即便是这样的雄心壮志，也包含了对工人阶级投票历史的一种误导性假设。的确，自二战以来，西欧的工人阶级不成比例地把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以及有关的共产党——但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总是把票投给右翼政党。

三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出现以来，其选民基础一直在不断变化——白人工人是一个重要但远非主导的组成部分。80年代少数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的选民人数较少，民调一直低于5%。其选民有着不同的阶级背景和过往投票行为。诸如比利时弗拉芒集团和法国国民阵线等政党在自雇者中的影响尤其强大，同时也吸引了蓝领和白领工人。不出所料，考虑到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宣称自己是左右两派的替代品，它们吸引了两派选民，也吸引了一些首次投票和未投票的选民。

上世纪90年代，当一些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开始公布更好的选举结果时（得票率在5%至15%之间），其支持者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政党保住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支持者，但工人阶级的选票开始大幅增加。汉斯-格奥尔格·贝茨(Hans-Georg Betz)是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学术研究的先驱之一，他是第一个注意到民粹主义极右翼无产化（“proletarisation”）的人。

上世纪90年代末，极右翼党的宣传方式发生变化，这进一步强化了工人阶级对民粹主义激进右派的忠诚。以前，这些政党中有许多支持典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如降低税收和私有化，但现在他们开始强烈支持沙文主义的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将是强大的，但只针对“我们自己的人民”。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国民阵线和奥地利自由党等较为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选民结构开始变化，其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选民结构更接近。在世纪之交的大众和学术著作中，这些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开始被称为“工人党”，因为它们是（白人）工人阶级中比较受欢迎的政党之一。在西欧，典型的民粹主义极右翼选民现在被描绘成一个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阶级男性。

但这是一种误导：与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相比，年轻选民和工人阶级选民在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选民中所占的比例确实过高——但在这些政党的选民中，他们充其量只占简单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

今年5月，德国社民党主席安德里亚•纳勒斯(Andrea Nahles)发表讲话

事实上，大多数支持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选民都不是工人阶级，而且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也没有把票投给民粹主义极右翼。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5年间，“只有”31%的“工业工人”和23%的“服务工人”投票给了西欧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虽然法国国民阵线和奥地利自由党是例外——工人分别占选民的45%和48%——但其他这类政党的数据要低得多，比如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只有17%。此外，调查显示，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并不主要从社会民主党那里争取选民。抛弃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不会主要转向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

在2017年的德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从25.7%下滑至20.5%，与德国选择党相比，社会民主党更多输给了其他主流政党和不投票者。德国选择党以94个席位（12.6%的选票）首次进入联邦议院，从默克尔领导的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不投票者和“其他党派”（尤其是极右翼的国家民主党）那里赢得的选票比社会民主党更多。

荷兰和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荷兰工党在2017年被淘汰，从25%跌至6%，但其前选民大多转向了绿党、激进左翼和社会自由党，而非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民主论坛和自由党。第二年在意大利，伦齐领导的民主党失势，但几乎没有一个选民转向马泰奥·萨尔维尼领导的北方联盟，该党主要从其他右翼政党和首次投票的选民那里获得选票。

这些例子表明，与上世纪90年代最初的扩张不同，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最近的增长并不是靠赢得更多工人阶级的支持来推动的。真正的叙事是，主流评论人士和政界人士对9·11和“难民危机”等事件的反应使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观点更多地进入了主流讨论，而他们的“解决方案”也因此被更广泛的公众群体所接受。因此，最成功的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现在是全民党（Volksparteien）——“人民的政党”而非“工人的政党”——且不只是代表工人阶级。

四

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辩论。这种对民粹主义极右翼选民的误解给中左翼政治带来了严重后果，因为这导致许多社会民主党对民粹主义极右翼采取了失败的策略。人们愈加明了“第三条道路”只是推迟了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衰落，并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但压倒一切的战略重点是如何“赢回”“被抛弃的”（白人）工人阶级的选票

这一争论一直被两大对立阵营所主导——粗略地说反对社会派的自由派。每个阵营对社会民主党衰落和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崛起的主要原因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为“赢回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任务。这场辩论的一个版本发生在特朗普获胜后的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白人选民之所以投奔特朗普，是因为他们在财务上遭遇困境（“经济焦虑”），还是因为种族和民族优越感（“文化反弹”）？

自由派倾向于主要从文化反弹的角度考虑白人工人阶级对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支持，尽管他们不否认经济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这是正确的——正如我们接下来看到的那样——但他们的反应是无效的。其往往采取模糊的呼吁“恢复民族主义”的形式，而这几乎总是归结于收紧移民政策。

尽管许多自由派人士一直在前线抨击“民粹主义”，将其视为当今对民主的最大威胁，但许多知名自由派人士已含蓄地接受了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框架。曾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近10年的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在2016年宣布，希拉里输给特朗普的教训是，“那些失去了锈带工人支持的人，无法被加州的潮人拯救”。这与作家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流行的民粹主义二分法——“某些地方”（somewheres）和“任何地方”（anywheres）——没有太大区别。

以布莱尔命名的全球变化研究所一直在努力推动一个针对移民问题的“进步方法”，但对于自由派而言，民粹主义的反弹不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抑或是其导致的在之前相当平等的西欧社会中的巨大的经济不平等，而是“人们感觉欧洲移民正在造成损害”。

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社会民主党和民粹主义激进右派都有同感：社会民主党支持开放边界，反对“人民”的意愿，“人民”通常指的是（含蓄的白人和本土主义者）工人阶级。数十年来，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客们一直声称，社会民主党“背叛”了白人工人阶级，转而支持移民和穆斯林——他们所谓的新选民。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与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确实是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许多西方欧洲国家，这些政党和反种族主义运动联系紧密，如在法国种族求救组织（SOS Racisme）的第一任负责人后来成为法国社会党的第一书记，且社会民主党人之前一直在与右翼政治斗争的最前沿。

但整个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在实际政策上往往不那么支持。他们不接受或承认自己的国家已经成为像美国或加拿大一样的“移民国家”，他们明示或默示地支持经济移民的限制（如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的震荡中）和政治庇护的限制（如在90年代早期南斯拉夫内战后）。

同样，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党制定出连贯的政策，更不用说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民主愿景了。布莱尔自己的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威尔•萨默维尔（Will Sommerville）所指出的那样，布莱尔和新工党扩大了经济移民，但公开支持“更强大、更严格的庇护和安全措施”。

在许多方面，布莱尔的做法说明了社会民主党在上世纪90年代对移民日益政治化的反应是多么混乱。随着第三条道路不再能阻止其在选举中的衰落，中左翼政党加入了中右翼，采取了一种合作策略——换句话说，拥抱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主张，以试图将支持它们的政党边缘化。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对“更现实”移民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主要是）穆斯林“移民”的“更严格”融合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只要记住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7年发表的“为英国工人创造英国工作（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演讲，就知道这是对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狗哨——国民阵线在上世纪70年代的竞选口号与之类似。

五

这种摇摇欲坠的自由主义方法的左翼替代方案来自那些通常认为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人。这个阵营公开接受了“左翼民粹主义”的观点，深受比利时政治理论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及其已故丈夫阿根廷人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影响。他们最著名的是对第三条道路的批判，即从政治上消除冲突和党派之争。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的呼吁影响了整整一代左翼学者和政治家，尤其是在拉美和南欧。

自拉克劳2014年去世以来，墨菲已成为新左派民粹主义最引人注目、最直言不讳的火炬手，最近一次反应在她那本题为《为左派民粹主义》（For a Left Populism）的书中。然而，虽然她对“左派”和“民粹主义”这两个词的使用非常广泛，但都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定义。她的关键论点是，左派必须通过“重新政治化”政治来破坏新自由主义共识——接受对立团体之间的争论和冲突是政治生活的根本。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墨菲认为，这种冲突不应该沿着传统的阶级断层线展开，也不应该沿着任何特定的断层线展开。相反，她认为，左派必须围绕一项故意含糊的反建制计划团结起来，该计划旨在容纳进步事业和怨恨情绪的尽可能广泛的联盟。

墨菲和许多其他左翼民粹主义策略的支持者看到黎明的崛起。经济危机爆发几年后，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选举中获胜——她甚至和西班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Íñigo Errejón一起出版了一本书。但自那以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屈服于欧盟的压力，伤了欧洲各地左翼民粹主义者的心，而由于个人和政治冲突失去了前进动力。墨菲已经把希望放在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身上，将自己重塑为一个民粹主义的局外人，也是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圈内人。

Íñigo Errejón，“我们能”的领导人之一，在西班牙的地区和欧洲选举期间参加竞选活动

尽管墨菲远离了其他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的本土主义倾向，最著名的是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和她在德国的新运动站起来（Aufstehen），她也明确地把目标对准了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特别是那些在第三条道路上输给了民粹主义激进右派的选民。在几次采访中，墨菲说：“当公民去投票时，他们看不到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之间的区别。这使得右翼民粹主义得以发展。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谈到了大众阶层的痛苦，她告诉他们，外国人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需要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另一种对立话语。”

左翼民粹主义者也认为，白人工人阶级投票给民粹主义激进分子，是出于对经济的焦虑，而非文化上的强烈反对。因此，一旦左派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经济选择，他们将不再关心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然而，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60多年前证明的那样，部分工人阶级是威权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数十年的研究已经证实，这些本土主义工人阶级选民——和其他支持民粹主义激进右派的选民一样——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动机是反对移民（和伊斯兰教）。换句话说，是文化上的反弹，而不是经济上的焦虑。

然而，尽管布莱尔或希拉里等“自由民粹主义者”可能比左翼民粹主义者更了解民粹主义激进右翼选民的动机，但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学术研究一贯表明，当主流政党转向右翼，试图拉拢激进右翼的问题时，它不会伤害民粹主义右翼政党——事实上，它往往会帮助它们。此外，其他研究表明，这也不能阻止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大出血。

这很有道理。主流政党将移民问题列为优先议题，并强化对移民的负面描述，只会有助于推动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主要议题和框架。此外，民粹主义激进右翼选民不仅是本土主义者，也是民粹主义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移民现实主义”最终是无效的。即使他们不只是口头上支持更严格的移民和融合政策，大多数反对移民并认为这是一个突出话题的（工人阶级）选民也认为，主流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总体上是不可信的。事实上，他们的右转被认为是对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确认，因为它确保了其他政党实施自己的政策，所以投票给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是最有效的选择。

六

为了在21世纪重新获得地位，无论是在自由主义还是左翼形态方面，社会民主必须超越民粹主义的诉求。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英国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美国取得的惊人成功，已表明人们有复兴社会民主的愿望。

但在社会民主得以复兴并为21世纪做好准备之前，它必须接受自己在民粹主义激进分子目前公开捍卫的政治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社会民主主义从来没有公开捍卫过白人至上，但它的政治制度和福利国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之上的：比起非白人的“外来务工人员”，它更喜欢本地的白人工人，并接受单收入男性主导家庭生活的父权统治。尽管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迅速吸引了非白人工人，但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基本模式。

社会民主需要以包容所有工人的方式重申其理想。它应该回归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回归一种不论阶级、种族或性别，基于团结所有社会弱势群体和个人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实践它。在21世纪初，整个西欧，萎缩的工人阶级中女性和非白人（或移民后裔）所占的比例将不断上升。

此外，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传统的工厂工人拥有相对优越的地位、受到良好保护和报酬丰厚的长期工作。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里，这些经典的工人阶级职位不仅被外包给更贫穷的国家，而且被缺乏保护和安全的不稳定职位所取代。在21世纪，找到一种方法将所谓的“不稳定者”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正义进程，是社会民主的巨大挑战。这是否还能在传统的“工人阶级”标签下实现其实是次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认同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利益之上的，而不是民族国家认同。

必须强调，我们目前面临的是社会民主的党派危机，而不是社会民主的理想危机。在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屡败屡战之际提出这一主张，似乎有些不切实际，但社会民主主义依然存在，而且发展良好。事实上，在我的成年生活中，我不记得还有哪个时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有如此激烈的辩论。公平地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辩论几乎只发生在美国，而且用的是一个错误的术语“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但这场辩论正在激烈进行，而且不仅限于传统的进步主义“沙龙”。

许多传统的社会民主政策得到欧洲和北美大多数人口的支持。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所有21个成员国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对富人增税以支持穷人。超过一半的人希望他们的政府确保更好的养老金（54%），而近于一半的人在更好的医疗保健方面有同样的想法（48%）。超过三分之一（37%）的人甚至支持有保障的基本收入福利。

然而，社会民主党继续失去选举支持，福利国家中许多政策的制度性表达不断瓦解。这是因为对富人增税，以及建立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等政策，都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已被新自由主义取代。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看待政治的方式。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辩称，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意识形态进程比作为一项经济计划更为成功。积极的公民已成为消极的消费者，他们认为公共部门是私营部门之外的一个效率低下的选择，并认为公司或个人之间的竞争是理想社会的最佳模式。

因此，在社会民主党能够在选举中复兴之前，社会民主党需要挑战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假设，重新作为新的常识确立他们自己的平等主义和团结的观念。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近一个世纪前所解释的那样，政治成功只能在文化霸权确立之后才能实现。只有当人们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时，政党才能成功地推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此外，没有对关键社会民主价值观的广泛支持，即使是受欢迎的政策也很容易被击败。

重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化霸权，需要动员现有政党以外的人，包括一部分社会民主政党。在大多数国家，这些政党的领导人都是在“第三条道路”鼎盛时期加入的，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真正的”社会民主的鼎盛时期。同样，意识形态复兴应该与绿色和“激进左翼”政党合作，但独立于它们。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构成虽然重叠，但本质上不同。

社会民主的复兴将需要一个新的文化和政治基础设施，首先以选举政治的外围为中心。它应该包括工会，尽管工会的权力有所削弱，但工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仍然很密切。它应该包括进步的少数族裔组织，尤其是那些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组织，以及植根于当地社区的新的基层组织。简而言之，复兴社会民主需要一场新的社会民主运动——一场比现有政党更大、更大胆、更有活力的社会民主运动。

（原载“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史庆/译，北京大学2018级法律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