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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剧”的年轻化传播:一种考察受众解码电视剧的新视角

2018-08-21 19:34:55

当“正剧”以独特的传播路径重回年轻观众群体,受众解码电视剧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诸种变化。本研究聚焦“正剧”在当前形成的媒介文化新景观,对受众解码心理的变化加以阐释,并由此探讨当前社会语境中电视剧文本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进而对“正剧”在当前的流行状况展开相应的批判性反思。

一、研究缘起:“正剧”传播的年轻化景观

自2017年开始,一系列“正剧”回潮于中国电视荧屏。从年初《于成龙》亮相到《大明王朝1566》重播,再到《军师联盟》引发观众热议,原本“曲高和寡”的历史题材逐渐形成一种“无差别”的流行样态,在消弭受众年龄代际区隔的同时成为具有广泛性的解码协商文本。与此同时,年代题材与当代题材的“正剧”也获得影响力上的大幅增量。如展现20世纪初渭河平原50年变迁史的名著改编《白鹿原》,关照当前反腐议题并加以现实开掘的《人民的名义》等,都在宏大命旨的照拂下以更为“亲民”的话语打开类型剧的传播局面,“近些年不断缺席于流行影视文化中的‘正剧’,正逐步走向前台,形成的最大特点在于不再绝缘于年轻观众。”

此种电视文化景观的形成,一方面源自电视剧创作者在生产观念上的转型,例如将“正剧”原本宣教意味浓重的生硬叙事转向更为个人化、情感化的文化表达,又如“正剧”在视觉和审美样式上融入更多时尚化、青春化的元素等。另一方面,传播观念方面的转型则更具显著性。纵观上述考察对象,它们获得的刷屏式关注甚至于具有的“爆款”潜质,无一不借力于新媒体语境下诸种新传播手段的运用,例如依托剧中人物形象或人物关系生成的微信表情包、在新媒体环境下观看剧集时生成的弹幕讨论等,诸种二次传播文本离散着原本具有集中度的“正剧”文本,逐步表现出比肩甚至超越传统传播路径的潜质,并以这样的文化面貌重回年轻观众社群。由此,“正剧”的年轻化传播成为一种现实。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指涉的“正剧”概念,并非传统戏剧形式中有别于悲剧、喜剧的体裁类型,主要指影视艺术领域中与通俗流行剧集相对的文本类型。“正剧”的指称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在高度浸润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传播环境里,它充当着一种电视剧文化的民间话语形态,所关照的电视剧文本,通常在立意命旨上印迹有某种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或“主旋律”的价值底色,在风格特点上具有严肃性和社会性的双重诉求。

二、解构与重构:受众如何解码“正剧”?

“正剧”在2017年的崭露头角,源自于文本编码和解码的双向合力,但究其实质,受众解码层面的变化更具显著性,相关典型案例能够对此加以说明。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首播于2007年,首轮播出以不到0.5%的收视状况落幕。相较其剧集品相的成色,这枚正剧“遗珠”的光芒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十年后,该剧于视频网站重播,互联网的助推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由剧中人物关系解构而来的“嘉靖海瑞CP”被更多人所喜爱,杨金水、严世藩等饰演者也走下荧屏、变身“网红”……豆瓣评分高达9.5分,上线三天播放量超过1600万,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受众群用一套自洽而独特的语法定义着这部“容颜未改”的剧集,并促成相当可观的传播效果。

纵观过去一年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无论是同一部剧集的先后播出,或是同期创作的系列作品,“正剧”文本自身并未形成太大差异,但伴随社会文化流变的观剧环境却有了新的表现。在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电视剧传播场景中,聚合了多部并非近来首播的剧集的传播次生文本,“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话题常居热门榜单前列,在互联网的播出中,弹幕文化、表情包文化等也令不少过去的“正剧”获得受众(尤其是对互联网有更密集接触的年轻人)解码的多元视角和多重机会。

由是观之,“正剧”得以年轻化传播的重要基础在于通过互联网语境对剧集文本的解构进而创造出的更为丰富的受众解码空间。伴随当代电视工业成熟度而来的,是受众进行电视剧消费的多种手法,在新媒体崛起的背景下,社交亦作为“看电视”的一种伴随性需求,表情包、弹幕等正构筑起关乎电视剧接触的另一重空间,“电视社交已形成非常宽泛的使用场景”。与此同时,维系“电视社交”属性的通常是在内容编码和解码层面可能产生巨大落差的文本,“正剧”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因其相对严肃、审慎的题旨传达,受众在解码过程中才更有可能通过弹幕、表情包等形式生成去中心化、去深度化的个人解读,从而规避了这些类型作品在过去缺乏流行基础的状况。以《军师联盟》为例,相关数据显示,较之1994年版《三国演义》和2010年版《新三国演义》,该剧对30岁以下的主流观剧群体有更强的集聚效应,“90后”观众占比逾三分之一;较之同期播出的流行偶像剧(如《夏至未至》《楚乔传》等),《军师联盟》在受众结构方面的年轻化态势更明显。

另一方面,2017年以来“正剧”所取得的社会积极影响并非是内容编码和解码层面的分野使然,恰恰是传播两端寻求协商的正面结果。编码层面嵌入的官方话语与解码层面受众生成的民间话语,在诸如表情包、弹幕等次生解读文本的助力下完成了意义裂痕的弥合。观众对这些精品“正剧”的解码大多处于霍尔指出的协商式(negotiated)解码之中,而非对抗式(oppositional)解码,即“包容与控制的双向运作”。换言之,诸种“正剧”年轻化传播的形式,是以年轻观众为主导的受众群体与“正剧”文本的一种和解路径,与官方话语或存一定差异的民间话语,借由一系列次生解读文本重构了“正剧”的意义再生产。这些新的传播手段同时也作为内容存在:以《人民的名义》为例,反腐议题的开掘由剧集文本自身建构,而文化影响力的扩散则在“像守护GDP那样守护达康书记的双眼皮和保温杯”等个性解读中完成。

当前,以历史题材、主旋律题材为代表的部分精品化“正剧”,其编码过程虽深嵌官方层面的主导意识形态,但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对“正剧”的解码正不断受到民间话语形态的影响,随之生成的诸如表情包等文化再创作,正与“主流”形成合流,最终使得“正剧”与流行受众市场相接合。

总体上,这样的文化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电视剧在传播路径上(不自觉)探索出的更契合于当代社会文化特质(尤其是年轻人)的表达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线索是并行于文艺创作的,并非是对文艺创作本身的取代,作为一种代偿性的手段拓展了电视剧的生存空间,因而能够形成相对积极、主动的社会反响。

三、消解权威:当前“正剧”传播的文化反思

新媒体的崛起不仅为人类带来一场新的传播革命,更对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产生深刻而有力的影响。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作为主流受众群体的年轻人因对新技术、新信息的接受和使用能力远超成年人而获得更多的文化话语权,打破了以往传播内容和渠道被少数人/机构所垄断的局面。互联网赋予年轻人自由表达的新途径,其效果不仅作用于虚拟生存的网络世界,更扩展到社会现实之中,形成“文化反哺”现象,即,亲代从子代中汲取文化营养,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反向输出文化影响。在年轻社群话语变迁的大背景下,颇具解构色彩的青年文化逐渐成为主流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受其影响,诸如“正剧”这样的一系列代表“主流”的符号文本也出现了新的传播形态与文化表达。如上文中所论述的当代青年群体对媒介文本的多元解码,“正剧”的传播正以轻盈的、普遍的样式逐步构筑起一种自洽的民间话语形态,获得触达受众的更多可能性,也形塑着互联网时代传统影视艺术的观看热度与传播黏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晰地意识到年轻化传播背后的某种隐忧——流行的究竟是“正剧”文本本身,还是各类基于剧集衍生而来的次生解读文本?

罗兰·巴特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之观点,他认为“作者在完成作品的一瞬,其与作品的关系便宣告结束,解读权回归读者手中”。这一论断以颇为结构主义的姿态洞察了文本在神话构建中的独特位置,其并非是封闭的符号系统,而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拥有着丰富的解读空间。因此,文本的意义生产与读者(受众)个体的解读紧密相关,并非全然源自作者(创作者)的生产——“每一次阅读,同时即是一种写作(writing)”。

这样的观点同样适用于电视符号的传播分析。霍尔曾指出,电视符号是一种内涵式符号(Connotative Sign),为实现正确表意被相当的结构化了,虽有受限,但较之外延式符号更开放。其对意识形态敞开,是文化系统与符号系统的深度交织。这些电视符号都是对社会生活、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进行表意的实践,构成“意识形态的碎片”。电视符号的构造方式受到主导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同时又高度依赖语境化的社会过程,因此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特征:“传播过程不是将视觉元素准确地分配到既定的符号体系中,而是由表现规则(Performative Rules)构成……将某一特定的语义领域置于其他领域之上。”霍尔强调电视符号是由编码者营造、不同于真实世界的一整套表意系统,其中包含权力斗争中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嵌入整套社会文化,是社会总体的意识形态输出。约翰·费斯克将电视文本分为三个层次:初级、次级和三级电视文本。以生产性文本(Productive Text)为代表的三级电视文本最为重要,包含人们对电视文本的生活化的解读。在“解读、闲聊、谈论”中使得电视文本重新构成新的符号文本。

由此,“正剧”文本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多义性,加之互联网的平等性、意见发布的便捷性,使得编码者生产的元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新的状况”。年轻观众主导的受众群体基于自身的认知逻辑建构不同于元文本的认知路径,解码者对文本意义的二次生产使得其内涵不断增殖,甚至出现对主导意义的多重“误解”。

例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借助检察官侯亮平查办贪腐案件的过程,讲述中国维护公平正义、法制统一的故事。有观点认为,“人民”在剧中似乎只能作为反腐运动的“名义”,创作者(即编码者)的本意是希望强调反腐运动实质是体制内部纠错和自我净化;其根本目标是展现一个理想、有机的政权体系。在播出过程中,《人民的名义》收视率不断走高,直到剧中李达康书记这一角色变身“网红”,才使得本剧真正成为全民关注的文化现象。“达康书记的GDP由我们来守护”成为网络流行语,网友自发制作、分发大量“李达康”表情包、语录以及相关周边并实现广泛传播,增加了剧集的曝光度和关注度。这些对剧集的再创作,虽是紧密贴合于元文本的加工,但经由受众诠释而来的次生解读文本显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编码者的创作意图。

在观众所开展的群体化的意义重构中,虽然整体叙事仍在政治的、反腐的框架之内,但其(作为编码层面的)对政权体制、权力运行的探讨和关注转向了(作为解码层面的)对李达康书记等角色形象个人崇拜式的追逐当中,“像追星一样追剧”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话语策略。以表情包、语录以及相关周边文本所促成的流行化传播,已然在很大程度上将“李达康”这一符号从剧集原有的文本释义中剥离,进而形成了新的人物语境——一个游走在理想和现实夹缝的“百姓代言人”。虚拟的“达康书记”还拥有自己的粉丝群,名为“darkcom”,他们宣称要“守卫达康书记的双眼皮和保温杯”,关注其个人的个性特征远胜过剧中反复强调的京州GDP。与《人民的名义》相似境况的“正剧”还有许多,如《大明王朝1566》《军师联盟》等,都或多或少以这样的形态维持着相当的传播热度。

处于不同社会群体、文化背景的观众通过与诸种电视符号的互动和博弈,重构出了满足自身文化表达诉求和逻辑的新的阐释文本。在新媒体语境的关照下,“正剧”在今天所生成的强传播效果,往往不是源自于元文本,而是这些次生的、建构性的、带有信息“误差”的新文本。这种差异化的指意系统,不仅作用在符号的外延——表层结构分析,更深植于符号的内涵层面,其产生的“基础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传播性的。在讯息层面上,它反映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冲突、矛盾和协商”。以弹幕、表情包等为代表的次生解读文本的大量涌入,某种程度上也致使“正剧”的文本主体性遭到了稀释,甚至于受到威胁;同时,作为传播反馈的诸种次生解读文本还会反作用于元文本,试图消解主导意义中的文化权威。年轻化的传播固然拓展了“正剧”的受众面,但深嵌其中的某种群体化的文化反抗也在裹挟民间话语的包装形式下构成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某种分立,这也是当前“正剧”传播在文化差异性之间“夹缝中求生存”的真实写照。

四、结语

电视剧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传播载体,在浸润于消费逻辑的生产与传播中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不断产生变化,“正剧”是其中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的一类文本。当人们对“正剧”的消费不再停留于这一被生产出来的电视产品本身,而“沉浸”于一系列由文本及其符号形象所象征出来的意义时,人们经由媒介的互动也为相应的符号及其消费行为赋予了新的意义。

当前处于转型期中的社会正呈现出文化层面上颇为浓重的“后现代状况”,表现为“一种去深度的、去中心的、多元主义的文化特征……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以及文化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权威经由一系列针对符号意义展开的杂糅、戏仿、拼贴得以消解,不同个体的个性得到张扬,受众由此借助最大众化的新的叙事方式认识世界。鲍尔德温这样描述此种状况:“它仍然包含着某些现代(不是传统的)的面貌,但是已经为大众传媒或消费增添或开放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受众以电视工业为代表的文化产品的接触和使用,正逐步显露出更为鲜明的“躲避崇高”的特点。如包括“正剧”在内的电视剧文本,观众消费的并不止于电视剧本身,更多的是观看、评论文本的过程对于自身权力与身份象征的彰显。与此同时,互联网媒介进一步赋权个人,原本具有宰制性的主导意识形态被充分解构,大众转而依照个性、兴趣聚集为细分群体,形成更趋多元的文化面貌。积极的一面在于受众的能动性得到提升,人们更乐于对元文本进行积极的二次生产,且因受到自身所处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潜移默化的影响,“主动”的传播正逐步构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集体行动,对当下的文化传播形式产生更进一步的影响;但也应当警惕权威的坍圮所可能造成的意识形态危机,文本的编码与解码之间高度不对称的具体表现,如何在其中弥合差异也成为需要整个创作环境加以重视的命题。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正剧”因其疏离于流行基础始终难以进入大众文化的主流。在互联网传播的“后现代”逻辑下,年轻受众群体的心态更为开放和包容,表现出对各类题材作品更强的接纳程度,并主动寻求与“权威”和解的方式。很显然,这对于“正剧”在新时期的传播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同样需要反思,年轻人借助各类流行元素对“正剧”元文本的解构,在实现一场场文化狂欢的同时,“正剧”本身的意义也在不断弥散。这对“正剧”的创作有所启示——应当在“有意义”和“有意思”两条线索上进行叙事与表达的探索:“有意义”意指确立其元文本的主体性地位,这是此类剧集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有意思”则指借力诸种新媒体传播手段实现更多元的观众解码方式,由此扩展“正剧”的传播空间。

为平衡二者的关系,创作者(编码者)可由两个层面展开实践:在观念层面,予以年轻社群文化影响力充分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来自于他们的文化反哺,并让渡更多话语权,尝试涉入新的叙事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这有助于编码者在创作中使用过于同质的呈现形式,尽量减少“正剧”意义弥散的可能性,如自觉放弃“元叙事”、颠覆传统的连续性叙事等;在实践层面,“正剧”的价值话语和传播话语应在文本意义上实现合流,当下的年轻化传播大多是在元文本相关构成“素材”基础上延伸出的二次传播,与“正剧”试图传递的意义和价值有所背离。若能在剧作和制作阶段进一步融入更当下的文化表达,使之成为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统一性的新“正剧”,不仅能够维系其文本自身的主体性地位,也能促成“正剧”的新发展。

(本文刊于《中国电视》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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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电视》 | 责任编辑:何书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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