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讯 文|燕妮）达摩向左，罗汉向右。阿里巴巴继2017年成立研究基础技术的达摩院后，2018年又成立了研究社会科学的罗汉堂。

6月25日，恰逢罗汉堂成立一周年。短短一年间，全球数字经济可谓风起云涌：互联网经济对中国GDP贡献率已达60%，超越美国，AI人工智能已通过物联网设备“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罗汉堂一周年之际，马云广发“英雄帖”召集全球200多名顶尖学者、政界人士、企业家来到西子湖畔，共同论剑，其中包括6名诺奖得主。

他们票选商议出了数字经济时代最关于人类未来的十大问题。这些问题既宏大又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数字技术会让更多人失业，还是会让工作时间更短？

我们的数据隐私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

人工智能该不该有道德观？

如何才能减少乡下六旬老人与城里年轻人之间的信息鸿沟？

… …

6月24日，马云和罗汉堂学术委员会的5位诺奖得主、10多位全球顶尖学者在阿里思过崖对数字经济领域存在的争议展开了长达90多分钟的讨论。

在讨论中，马云表达了自己对数字经济时代的信心，他把自己称作“数字经济的乐观主义者”。

马云表示，“没人能阻止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时代让过去很多专家才能做的事情，一般人也能做了。现在70岁的人能很简单地用5年前不可想象的技术了。4年前我妈妈还抱怨不会用手机打车，现在他们都会用。”

热议一：我们是应该先控制风险，还是先迎接数字技术？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数字经济带来的福利还难以被准确衡量和估计，这会影响我们平衡数字经济风险和收益。

现有对经济的衡量集中在对经济增长（GDP）的关注，忽略了健康、社会保障、教育等其他福利。

斯宾塞认为，数字变革与生产力下降并存；一是技术成果落地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包括工作岗位、劳动力技能和组织结构各方面的转变，二是增长和生产率并不能完全衡量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效益，GDP难以反映福利水平的提高。

数字经济的长期影响是深度多维的，需要一个更多维的框架衡量个人和社会福利。

热议二：数字技术会扩大鸿沟，还是会让世界变平？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增长速度上，还体现在边远、贫困群体与现有经济资源的结合速度上，这是令人震惊的普惠增长模式。

阿尔伯特·罗西（Alberto Rossi）美国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智能投顾能够帮助用户更稳健地配置资产，尤其是对投资经验少、现金持有比例高、频繁买卖的用户而言更是如此。智能投顾让投资更普惠。

热议三：数据是谁的？谁是真正的受益者？

让·梯若尔（Jean Tirole）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不遏制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的向前？我们想倒掉洗澡水，但别把宝宝也泼出去了。

美国加州伯克利法学院教授詹姆斯.邓普斯：我们现在缺乏足够的经济学、社会学层面对隐私问题的研究，太多的政策只是基于假设。

热议四：数字技术会让更多的人失业，还是会让工作时间更短？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并没有证据证明技术会带来失业率的提高。但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确实会促进就业的结构性转变。以1980年以来的就业数据显示，就业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

本轮技术变革是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驱动力，和以往不同的是，它会对部分技能工种带去冲击，比如已知疾病的诊断治疗和汽车驾驶。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多新的工作，比如在以下六大领域就极有可能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医疗服务、教育、休闲娱乐、房地产管理、家政服务和个人服务。

热议五：谁是平台经济的受益者，是所有参与者，还是少数平台公司？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数字平台是对分散市场匹配技术的改进，它具有提高所有市场参与者效率的潜力。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互联网和平台经济能够有效打破制约成熟市场发展的阻碍。在中国，没有互联网，农民只能进城打工才能提高收入，互联网让他们在家乡也可能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

理查德·霍尔登（Richard Holde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的协同方式和边界，让原本很多公司内部才能完成复杂的协同变得高效和透明，更多的事务可以在公司外部由市场协同来完成。这给小微企业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更高效的利用资源做专业化分工。

理查德·霍尔登（Richard Holde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大型平台的竞争优势来源于网络效应，这种竞争优势很难从无到有的建立，但是已有平台的地位也很脆弱。赢者无眠成为常态，平台必须时刻创新和更好的服务用户，才能保持竞争优势。

杰夫·帕克（Geoffrey Parker） 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网络效应使公司的注意力聚焦点必须得从内部转移到公司外部，因为外面的世界更大，外边的用户更多，人力资源、创新体系、研发中心以及战略部门等都必须要将自己的关注点从企业内部转移到企业外部。

热议六：治理机制要如何改变，才能适应数字时代？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机制，也会改变我们制定政策的方式。

热议七：金融服务在越来越平民化的同时，会不会引发更多的风险？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是一种新的抵押品。有了数字平台上收集的信息，小额借款人获得信贷不需要抵押品，因为贷款人比借款人更了解他的信誉。在这方面，平台模式更接近于西方信用卡的基础模式，同时因为它基于数字识别，并包含大量数据，所以比信用卡便宜得多，也不容易被欺诈。

热议八：数字时代全球化会走回头路吗？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我感到兴奋的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长范式能够启发其他国家，开发巨大的国内市场就能带来巨大的增长机会。在此基础上我们不难想象，只需要一点点的国际合作，这种发展模式就能推广到全世界。各国小微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中或将成为下一个增长引擎，这才是最最激动人心的事。

热议九：人工智能该不该有道德观？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说到底，机器并不是自己在学习，它们学的，都是人类输入的数据。是人类在告诉机器要学习什么。因此，我们人类在给机器提供数据的时候，要努力去除掉一些偏见。

热议十：大算力和大数据，一定会让我们离真相更近吗？

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数字经济时代，丰富的数据确实为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但是实证分析本身的价值则非常有限。对于实际发生什么和可能发生什么，理论模型却能帮助我们做不同情形和不同政策下的比较。因此纯数据驱动具备一定的局限性，模型能让人们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做更好的决策。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大数据和大算力提升了抽象信息理论的价值，它们的高速发展对处理信息的方法论提出更高要求。更优的信息估计技术，算法博弈论，多元时间序列算法和数据模拟技术等都可以在大数据时代散发光彩。

这些热议的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各位学者在罗汉堂激辩、探讨，共同摸索见证未来的到来。马云说：“阿里巴巴成立的时候就说过要做一家102年的公司，我希望湖畔大学、达摩院、罗汉堂和马云教育基金会比阿里巴巴能够更长久，能存在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