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一百七十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的是“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前仆后继、不懈奋斗，其间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历史性选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解决了绵延百年的“救亡图存”悬题；而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举世瞩目，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成功地开创了一条独具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夙愿在一定的意义和程度上得到了初步的实现。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时，怎样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不可回避地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由程亚文、王义桅合著，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一书，试图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思考。这部著作以“天命”为主线，在纵论时代巨变和中国复兴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如何成为领导型国家这一新的历史性课题。如果套用前两个历史性课题分别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四个字来表述的话，这一新的历史性课题似可以用“引领世界”四个字来概括。本书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回到常规的世界”、“文明中国的再出发”和“开创一个新时代”三个部分，在叙述上则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一是“世界怎么了”，谈世界发生的重大变革；二是“中国的新使命”，谈中国要站在自身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新高度，承担起引领世界的历史责任；三是“中国如何做”，谈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具体战略运筹。正如乔良将军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所说，读罢全书，令人振奋的不仅是那些让人血脉贲张的文字和不失理性的进取心所激发出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更是作者站在人类文明高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所做的思考。

程亚文、王义桅/著  《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群言出版社出版

本书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这样一个判断：“2008年以来的欧美金融危机及西方世界的衰落景象，显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已陷入崩溃，西方世界近世以来用以处理自身及全球性问题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效用已发挥到极致，世界急需新的国家走到前台，提出并实践新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推进新的制度安排，为全球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全书所有的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个判断展开的。

众所周知，由于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率先在全球开启并完成了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过去的几百年是西方国家建立世界秩序并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几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总体上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在主导世界秩序，尽管有过不短的美苏两霸对峙和共治的冷战时期，但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世界的秩序主要是由美国在维持的。具体来说，现今的世界秩序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所提供的思想、知识、制度、组织乃至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建立起来并维系着的。在思想、知识、制度层面有普世价值、选举民主、议会政治、多党制、福利制度，在组织层面有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七国集团等，在经济、金融层面，美元始终保持着全球“一币独大”的地位，在军事层面有北约和美国主导的双边和多边同盟安全体系及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判断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有原则地、有条件地、逐步地融入这一世界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取得了超常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

然而，最近十多年，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政治动荡表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出现瓦解的迹象，美国及其盟国所打的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几场战争导致国力大受损耗，只得草草收场，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革命”对美国来说也是事与愿违，而当前的乌克兰危机、IS突起和叙利亚内战恐怕更是美国所难以承担和解决的。问题还在于2008年爆发的欧美金融危机以及其后演化出的债务危机，不仅暴露出欧美国家产业空心化和过度福利的严重问题，还说明他们所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为继。这些正象本书所说：“西方世界当前的狼狈局面，无疑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用于解决自身及国际问题的那些方案业已失效，霸权体系面临解体。”显然，当今世界需要新的力量、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和新的制度，来建立新的秩序。这一点连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提出世界正在迎来自由民主制度一统的“历史终结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意识到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看法，并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中国，包括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治理模式。

其实，把解决当今世界失序问题的目光投向中国的西方人士大有人在，远不止福山一人，我们在亨利·基辛格、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乔舒亚·库珀·雷默、尼尔·弗格森、马丁·雅克等人的著作中均可读到他们对中国制度乃至文化的解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与和平崛起，说明中国在学习西方国家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尽相同而符合自己国情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成功引起了世界的重视，觉得需要从中寻找一些制度上乃至文化上的原因。二是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大国地位使其的探索天然就会吸引世界的目光。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五千年文明连续不断的大国，其中有许多治理天下的经验资源和制度安排，西方不少学者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都非常关注这一方面。不仅如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治理天下的情怀，并有过长期主导东亚秩序的经历。全球趋于一体化是近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活动交往日益加深才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全球体系是由若干互不联系的区域性秩序组成的。倒推六百年，世界还是三大区域性秩序并存的全球体系，即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奥斯曼帝国主导的横跨亚欧大陆秩序和欧洲国家秩序。还有，中国是人口、面积、体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的巨型国家，它的一举一动本来就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更何况近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新引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至今还高达30%。

正是沿着这样叙述逻辑，本书提出了中国应成为新领导型国家的使命。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召。“中国梦”是一个极具民族凝聚力的口号，需要加以具体化，给予很好的定位。本书围绕着如何建设新领导型国家对“中国梦”做了很好的解读，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也有不少新的见解。

第一，基于对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及未来走势的研判，作者提出中国成为新领导型国家并不是取美国和西方国家而代之的零和博弈，而是主张共同领导、走出霸权体制，开创新的领导模式、领导风范和领导准则，因为世界已经进入“去单极化”的时代，所谓“美国之后，再无帝国”。作者还指出领导型国家应该是一个国家群体，中国只是世界多个领导性力量中的一个，不排斥其他国家也扮演全球领导角色，所以不仅要学会与美国打交道，还要善于与欧洲以及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做“同事”。作者关于中国成为新领导型国家的这番界定无疑与“霸权”划清了界限，也有利于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疑虑。

第二，中国如何扮演领导型国家的角色，涉及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这是世界各国特别关注的问题。作者从中国拥有的五种身份（有自身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地缘上的亚洲国家、非西方后发经济体、大国群体的组成成员、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出发，提出中国作为新领导型国家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应起的作用：（1）从地缘环境说，作为亚洲国家，中国的领导作用和国际责任首先还是要在邻近的国际场域展开；（2）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在第三世界的范围内承担更大的责任；（3）作为大国体系中的一员，需要扮演一般性大国的角色，在联合国安理会或其他国际组织框架内与其他大国协调共处，捍卫国际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4）作为全球性国家，中国需要广泛参与全球事务，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样化的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维护全球和平安宁，促进普遍性的公平正义。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由于中国所具有的多元国际身份，还应该成为“两个世界”的协调者，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起到中间人的作用，平衡两者间不同的主张与需求。

第三，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处理与守成大国美国的关系，这是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一对双边关系。目前在西方国家的舆论场中，中国的兴起被描述成“规则破坏者”，打破了以往的国际平衡，以至美国一再嚷嚷着要进行亚太再平衡。本书作者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不平衡的状态，而这恰恰是守成大国造成的。比如，守成大国负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已大大降低、行为也大为减少，但仍死守对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宰，并意图寻求绝对安全；而新兴国家对国际事务担责日多，国际授权却未见增长，却仍备受传统强国的非难。又如，当守成大国声称要维护国际规则的时候，恰恰是他们，现在成了既有秩序的破坏者。2014年乌克兰局势的恶化和近年来南海争端的加剧，都与守成大国的煽风点火密切相关。作者进而指出，今天国际社会存在的不平衡需要破解，而所谓破解，并不是要去颠覆和取代，而是进行改革；破解不平衡主要是做加法而非减法，不是寻求新兴大国取守成大国而代之，而是新兴大国要把守成大国不能负责的那些责任部分地承担起来，与此同时，守成大国该放弃的部分权力就要放弃。作者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领导作用要兼顾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对既有规则、秩序与守成国家的权势，要在维护与反对中取得平衡。

第四，作为一个新领导型国家，中国当然要参与到新的世界秩序建构中去，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各个领域应有不同的参与策略。作者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对外战略安排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推动建设以亚欧大陆为依托的新经济全球化体系上。其最终结果，是要形成保障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三环’国际体系。”作者进一步解释到：“在中国周围的是第一环，即东亚、中亚和中东，东亚连结世界财源，中国与此地区内的国家形成工业分工体系，中亚和中东连结世界资源，中国要背靠此地区内的国家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相当的安全屏障。第二环是‘亚非拉’广大后发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原材料和工业品交换，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应主要面向这些国家。第三环即最后一环则扩展到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工业品和技术交换。”作者还主张以这“三环”结构来安排外交工作的轻重缓急和前后左右，这意味着中国有必要调整对外交往的方向和内容：先从东亚做起，进一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提高地区经济整合水平，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以“丝绸之路”连结亚非欧，推动亚洲与非洲、欧洲形成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改进政治和安全关系；以共有、共生、共治的理念，建设促进中美合作的多边机制，致力于建立积极、建设性的新型大国关系。作者的这些构想是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强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中印形成战略互信、促进中国－东盟关系更上一层楼、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战略决策的具体解读。顺便说一句，以往中国外交优先顺序的安排，某种程度上是在适应西方尤其是美国外交所作出调整。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和中国在制衡苏联霸权上有共同利益，中国的经济也优先向西方开放。如今美国明确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者，并在东海、南海制造紧张局势，建立排除中国的贸易圈，中国当然有必要应对美国的挑战，联合亚洲、欧洲、拉美国家，改革世界经济秩序，构建新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美国内部的现实主义力量改变美国传统的冷战思维，承认新的国际现实。中国未来的对外战略选择当然是与世界互动的结果。

第五，呼唤新的人类文明。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是否伴随着一种新的文明的出现，它与中华文明的复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这无疑是人们所关心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当然要从中国传统文明中寻求资源和智慧，更何况我们的历史和文明宝库是那么的辉煌和灿烂，其中有许许多多思想观念、制度架构和治理经验可供借鉴。就领导世界而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晚年在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到，现代社会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避免民族国家因为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灭亡，出路在于走向一个“世界国家”，而建设“世界国家”这一任务，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的，因为西方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其政治传统一直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他认为，只有中华文明才能解决今天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纷争，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几千年来一直以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且以自身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天下文明”能将不同的民族整合成统一的国家，它应该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对此，本书多处强调在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重建国际理想主义，并具体论述了其可能带来的益处。同时作者还指出，中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天下文明”的简单回归，而是有待探讨、实践和总结的一个新事物，它需要站在全球文明的高度，吸引欧洲文明、美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的成果，融会贯通各种文明，形成一个“源于自己而属于世界”、“包容历史又包容西方”的新的人类文明体系。为此，作者从探索“无界世界”、创新“中国模式”、注重树立典范、建设开放社会、善用传统治理资源、推动中国文明转型等角度作了详细论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完成自己伟大复兴的同时，还肩负着引领世界走进新文明的历史使命，这是贯穿全书的一种情怀，也是这部著作最终要告诉读者的理念和担当。

本书论述的是如此重要的历史性课题，涉及的方面是如此之广，提出的新的观点又是如此之多，自然会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探讨的地方。比如，本书对中国成为新领导型国家这一命题的论证更多地是从历史、文明的层面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角度展开的，但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被国际社会接受为领导型国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实现了良好且具备可推广性的内部治理，是否创造了良性且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中国虽然在国家内部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国际社会有“中国模式”之说，但我们依然面对许多严峻的挑战，诸如资源与环境的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挑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挑战，文化软实力不强的挑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挑战，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挑战等等，亟待解决。我们的国家治理模式还远未到可推广的程度。在国际事务方面，尽管我们提供的公共产品日多，提出的倡议日增，影响力不断扩大，但也还未能提出一整套成熟的“源于自己而又属于世界”的国际关系构想，更遑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显然，本书对这两方面的论述是不尽充分的。又如，与前一个问题相联系的是本书关于“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关系的论述，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需要平衡和把握的关系。本书的重心显然是强调“有所作为”，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主动去创建新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就处理不了所面对的与中国有关的国际纠纷，保障不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扩大。但是，现今的国际秩序虽已失序但还未到崩溃的地步，美国无论是从经济、货币、军事、文化还是综合国力来说，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虽然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伴随着的是国际纠纷的增多，周边摩擦的加深，我们还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花很大的精力来化解这些矛盾，因此，我们还必须在“韬光养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即在维持和建设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下，积极参与国际重大事务的改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还可以避免一些国家的忧虑，以至出现战略误判，影响其对华政策和行动。美国在一战前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但仍然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直到二战结束才开始真正主导世界秩序，这值得我们思考。再如，中国要成为新领导型国家，迈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本书对这个问题有不少讨论，也有一些精彩的论述，但在强化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方面仍嫌不足。就中美关系而言，虽然两国存在着不小的利益冲突点，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相互之间依存度不断加深，形成了多领域不易拆解的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中美两国都存在搞好国内和稳定国际的迫切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如果都把保持对方稳定和保持国际体系稳定作为双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公倍数，则中美之间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利害共同体”的构建就有了广泛而牢固的前提和基础。以上所述恐怕是中国学者下一步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王义桅教授是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领域涌现出来的重要学者。2013年他曾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该书力图通过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当代欧洲问题的文明史解读，消除长期以来西方刻意渲染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使我们更好地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本书体现了作者具有很强的“文明自信”。而这次他与程亚文合著的《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洋溢着“中国已受天命，不能不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建设人类新文明”的精神，这体现了作者已从“文明自信”的阶段上升到“文明自觉”的高度。我们国家有这样一批高度自觉、挥斥方遒的思想者，怎能不唤起全民族新的觉醒，新的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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