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宽以律己、严以待人的日本官员。2014年，他光是出国访问就花了1.56亿日元，2015年，他更是像个没事人一样，多要了一亿日元的外访预算。他闲着就用公车去百里外的别墅，报销了在意大利餐厅和寿司店的高额用餐费，可是请下属吃饭时，却要下属去他家拿麦当劳的优惠券。

他就是日本东京都知事（市长）舛添要一。

最近，舛添要一惹上了麻烦，而且是大麻烦。他滥用公款的罪证被媒体曝了个底朝天。这不是媒体上第一次出现关于他的负面报道，从上任以来他一直都饱受着风风雨雨。

谁都喜欢出国旅游，当权者也不例外。2014年2月就任以来，舛添要一仅在一年间就出国访问六次，到访五个国家，花费1.56亿日元，平均每次2500万日元。更加让人诧异的是，据东京2015年度的预算，舛添要一计划出国访问五次，平均每次出访预算更是2014年的两倍——5000万日元，合计2.4亿日元之巨。

2014年舛添要一出国访问的城市以及花费

2月  俄罗斯索契／4天／3150万日元

4月　中国北京／3天／1100万日元

7月　韩国首尔／3天／1000万日元

9月　俄罗斯托木斯克／6天／2400万日元

9月　韩国仁川／3天／1030万日元

……

光看以上数据就十分夸张了，然而更为夸张的是舛添要一在2014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间的伦敦柏林之行。据政府文件披露，仅仅七天的行程竟然花费7000万日元，如此巨额的花销不但让国外的政治记者们震惊，也让日本国内的政治新闻记者们汗颜。

据常与东京都政府打交道的记者称：“东京政府的事务官还有东京都议会的议员们都一直批判舛添知事花费巨额经费出国访问的行为。‘没有必要’‘花的太多了’诸如此类的抱怨却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在东京都政府内部，那样的出国访问被戏称为‘大名旅行’。之所以花费如此之高，原因之一在于有时会带上二十人以上的事务官随行。同时订房也会选择一晚15万日元以上的五星级酒店。”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舛添知事并没有因为外界的质疑有过丝毫动摇，仍然我行我素。他在2015年的预算中，更是提出要比前一年增加1亿日元的要求。

政府的预算并不是官员的钱包，这个简单的道理谁都明白。

前东京都事务官现中央大学教授佐佐木信夫认为：“2015年每次访问费用高达5000万日元，无论谁来看都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然而东京现在还面临着医疗和福利等紧迫的课题，同时还有下水道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其它更需要用钱的地方数不胜数。“让东京奥林匹克成功举办”这一名义就像一顶帽子，让这些访问看起来合情合理，但是谁都明白，无视紧迫的现实问题，沉醉在花费大量的税金在这样的外交旅游上，这样的行为是不正常的。”

作为对比，之前的猪瀬直树和石原慎太郎两任东京都知事在任期间也曾用筹划东京马拉松、申请东京奥林匹克等理由，有过一次性2000万到3000万日元左右的出国访问开销。虽然并不能完全让当时的巨额开销正当化，但是无论哪一位前任的经费申请理由都比舛添知事的任性来得更加合理和有说服力。

舛添的肆意妄为不只表现在巨额的外访开销上。

2016年4月27日，东京都政府公布自去年4月以来，舛添知事使用公车来回位于神奈川县汤河原町的私家别墅（距离100公里）共48次。

据媒体换算，包括汽油以及人工费在内合400万日元

该别墅的产权所有者为舛添政治经济研究所，实际上舛添就是该研究所的老板。1979年，舛添当上了东京大学的副教授。混了十年后，苦于没能够当上正教授的舛添决定出来单干，成立了该研究所，该研究所为股份有限公司制的民间智库，巅峰时期每年为舛添带来数以亿计的收入。舛添决定从政以后，法人代表才更改成舛添的妻子。

情报公布以后，社会哗然一片。舛添本人却有独特的辩解：“那里本身就是我以前的办公室，我去别墅也是去考虑问题和阅读资料。在准备东京奥林匹克最忙的现在，别墅才是我最有效率工作的地方。而且使用公车我也是遵循规定，没有什么问题。”

除此以外，媒体还接连曝出舛添使用公费消费的丑闻。今年5月，据媒体曝光，舛添曾多次使用公费报销家族旅行以及私人聚会的餐饮。2015年1月2日、3日，舛添携家庭以开会名义报销了37万日元的旅游费。

舛添还多次报销私人聚会费用，光是在其住所附近的意大利餐厅就花费了近20万，共六次。另一方面，前文提及的别墅附近的寿司店也是舛添常报销的地方，一年间三次，约5万日元。

舛添还利用公款，花费900万日元购买美术品，购买了自己写的书100本共计10万日元。更加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舛添居然还把孩子理发的发票拿来报销，金额为3000日元。

除了各种名目的报销费用外，舛添在政治资金的使用上也出现问题。日本法律规定，政治团体的资金只能使用在与政治相关的用途上。据日本总务省公开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显示，两个舛添作为代表的政治团体在2014年向舛添的家族企业舛添政治经济研究所支出531万日元的房租。这可能还打了一点法律的擦边球，然而让人们愤怒的是，该研究所的办公室以及两个政治团体的办公室都在舛添家族名下，怎么看这笔房租都流入了舛添的口袋。

使用公款如此大方的舛添，对于自己的钱包倒是格外抠门。据东京都厅的某位年轻官员透露：“有一次舛添说请我吃饭，居然叫我去了麦当劳。但是当我们到了麦当劳，舛添想起来家里还有麦当劳的优惠券，于是叫我帮他把优惠券拿来。最后我、他还有保镖三个人一起吃了麦当劳。”

日本政治家乱用公款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

比方说前两年闹得众人皆知的“大哭议员”野野村龙太郎。野野村是日本兵库县的县议员，2014年被媒体揭发称其滥用公款。在2013年短短一年间，野野村就报销了195次到福冈市、丰冈市等十分遥远的城市的交通费，合计300万日元，而且都是当日往返。当日往返在理论上几乎很难实现，除非其到了之后立刻返回。且不说365天195天都在出差，如果都是在做正经事情，也称得上是兢兢业业，但如此多的出差报销是与他的议会行程相冲突的。更为止夸张的是，195天中有许多天是特快列车休运的日子，让人搞不懂他到底是如何买到特快列车车票的。

在担任县议员的三年间，野野村几乎每年都利用虚报交通费的方法将政治活动费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三年总额在800万日元以上。

滥用政治活动费可以说是日本政治界长久以来的恶疾。除了像舛添一样担任公职的公费报销以外，每一位议员们也有自己的政治活动费。东京都议员每年政治活动费的上限是720万日元，地方议员则稍微低一点。

政治活动经费的出发点是好的，能让议员专心于代议士的工作，不再为经费烦恼，但在使用上却有许多漏洞。因为根据日本地方自治法，地方议会的议长没有提供政务活动费详细收支报告书的义务。虽然迫于舆论压力，经费使用的明细一直以来都是公开的，但具体详细到哪个地步却由地方自己规定。

再者说，即使法律要求政治活动费用不完要上缴，但大多数地方都不要求提供发票报销，所以几乎不可能核查，这也大大增大了腐败的空间。

此外，关于活动费的用途上，还有一个兜底的“其他用途”，多数腐败的政治家正是使用了这一款项作为报销的名义。

5月14日，舛添终于顶不住外界压力，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澄清。尽管舛添不否认利用公款私人消费的事实，同时也作出谢罪，但是他随后强调“并没有违反法律”。

可是人民群众们并不买账，据日本BLOGOS网站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7414人中，16758（96%）人认为该发布会上的发言“毫无说服力”。

东京都议会的在野党强烈批判舛添，甚至还发表了“不配做人”这样极端的言论，并且有可能在五月下旬的定例会上要求舛添辞职。然而现实是在野党只占1/3的议席，牢牢把持着决定权的是占据着2/3席位的自民党公明党联盟，其正是舛添的靠山。

舛添会被自己的政党当成弃子，还是会顶住压力厚着脸皮借着多数党的优势继续在东京都知事的位置上待下去？这些都将在未来揭晓，然而东京都市民燃起的熊熊怒火却不是那么容易熄灭的。讽刺的是，正是他们在两年前一票一票地将舛添投上了东京都知事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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