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来，东北多地出现六级严重污染天气，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指数“爆表”。这使人联想到近年来，许多人提出应该向曾受严重雾霾困扰的英国伦敦取经，学习其治理空气污染的经验。然而，专门研究伦敦大雾的科顿博士在《纽约时报》发文指出，伦敦空气质量有再次恶化之虞。】

今年一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宣布，仅仅在2015年的头四天里，伦敦市中心牛津街的污染指数就已经超过了规定的全年总量，而伦敦其他街道的污染指数同样令人担忧。然而，伦敦市长约翰逊却宣布，要推迟到2020年才开始执行更加严格的空气质量管理措施。

伦敦的污染情况正在全世界的城市上演。人们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总是受到既得利益者短期利益的阻挠，而这种短期利益背后潜藏着灾难性的后果。

这不是人类第一次面对空气污染的威胁。在19世纪，工业革命将人类大规模地吸引到城市，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而由于城市居民每天都要燃烧化石燃料，向空气里排放了数量巨大的煤灰和含硫气体，这给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所有城市中，伦敦的空气污染是最无法忽视也最具危害性的。每个人一睁开眼，就能看见恶名昭彰的伦敦烟雾漂浮在面前。

伦敦被小山环绕，城市边缘有沼泽地，还有一条大河贯穿整座城市，因此伦敦在自然状态下本就容易受到冬季大雾的侵袭。伦敦的地形使空气容易产生逆温层，即连续数日，暖空气都将冷空气困在下方，在这样的环境下，家庭燃煤和工厂作业释放的含硫气体无法上升到高空大气，而只能渗入自然雾中，将其染成黄色、棕色、绿色乃至黑色。克劳德·莫奈就曾在他的伦敦烟雾系列绘画中艺术性地描绘过这个过程。

这种烟雾被人们戏称为“豌豆汤”，顾名思义，这种烟雾非常浓，以至于人们走在街上都看不见自己的脚。随着城市版图扩大，这种烟雾会越来越浓，越来越频繁，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

伦敦人非常清楚这些烟雾对健康的危害。1873年，在伦敦市中心举办的史密斯菲尔德牛展上，一群优选牛在浓重而令人窒息的浓雾中被呛死。报纸和医学专家都指出，伦敦烟雾发生时，死于支气管炎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数显著增加。现在人们或许不记得了，当时有一批低俗小说作者，如威廉·迪莱尔·海伊等人，他们创作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故事，想象伦敦全城人都死于这种浓雾。

烟雾也可以用来遮掩罪行。烟雾大规模爆发时，有些男性会举着火炬，领着人们走过黑暗的伦敦街道，凭此赚上几便士，可他们有时会故意带着人们走到无人小巷里，并实施抢劫。入室窃贼也尤其喜欢在大雾中闯进居民住房，因为这时候人们不仅看不见他们，也同样听不见他们弄出的任何声响。

1936年某日，话剧“追凶通缉令”在被雾霾紧锁的伦敦市中心上演

尽管如此，几十年来，议会提出的控制烟雾排放的议案却总是被一再搁置，没有实质性的效果。是什么导致了立法机关的这种不作为？

既得利益团体是主要的阻力。从19世纪到20世纪，伦敦的许多工业团体一直在阻挠历届政府净化伦敦空气的努力。他们常常拒绝给工厂烟囱安装烟雾净化装置，还要将烟雾排放的责任推卸到居民日常生活的排放上。

此外，政府对工厂超额排放的罚款太少，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这是因为法官同情工厂主，尤其是一些小工厂主，他们掏不出足够的钱来购置更高效清洁的锅炉。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工业排放意味着就业岗位和经济增长，而这反过来又保证工人们能够赚取收入，在家里使用燃料，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空气污染。

当然，议会迟迟不愿立法的背后还有着文化因素。英国人钟爱开放式火炉，尽管封闭式火炉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都大为流行，却始终不被伦敦人接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有首著名的歌这样唱道，“让家里的炉火一直燃烧下去”。政客们当然不愿意冒着支持率降低的危险去强制伦敦人用煤气或电力供暖代替传统的燃煤取暖。在今天的英国，由于以上这些担忧，政府正在减少对乡村地区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站的补贴，以免得罪当地选民。

只有一场大灾难才能让伦敦在燃料问题上转变方向。1952年，一场“杀人雾”持续了整整五天，导致约4000人的死亡。对于想要尽快走出二战阴影的伦敦而言，这样的损失是无法接受的。1956年，《空气清洁法案》通过，政府强制伦敦居民使用无烟燃料、煤气或电力。此后随着这些能源产业的扩大，燃料价格也便宜了很多。

空气清洁法案由当时的很多政治家共同通过，而其中最出人意料的当属杰拉尔德·纳巴罗爵士，这个留着蜷曲八字胡的保守派因其各种高调而浮夸的观点闻名，其中包括要求保留死刑、反对欧洲一体化以及强硬的种族主义立场。然而，正是纳巴罗提出了1956年的法案。

更让人惊讶的是罗伯特·麦克斯韦，这位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英国传媒大亨，同时也是议会的工党成员。1968年，他推动了进一步立法巩固《空气清洁法案》的条款。由于麦克斯韦的商业交易方十分可疑，他被人们称为“跳票的捷克人”（观察者网注：在英语里，捷克人与支票是同音词），但在这件事上，他做的是名副其实的公益事业。

1956年法案在实施很长时间之后才见效，但确实起作用了， 1962年的黄色烟雾被认为是最后一次严重的烟雾事件。从此以后，尽管其他国家（不仅仅是美国）仍然认为伦敦有大雾天气，但“豌豆汤”般的浓雾的确再也没出现过。

然而，在享受了几十年的新鲜空气之后，我们似乎开始了倒退。如今，机动车辆是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游行示威者们正试图给当前的议会施压，从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可是，就像一个多世纪前人们离不开开放式火炉一样，人们现在也同样离不开汽车。这次会不会再出现一个古怪的英国政客，勇敢地担起推动法案的角色？

约翰逊市长是个古怪的人，但他却强硬地否认了关于伦敦污染恶化的报道。他在推特写道：“这不过是荒唐的城市传说罢了，伦敦空气质量比巴黎以及欧洲很多其他城市好多了——或者，你们可以和北京或者墨西哥城比比。”此后，他稍稍收敛了部分言辞，同时却缩小了伦敦城内超低排放区的面积，并将各种有效的空气治理措施都推迟到了2020年。

如果连伦敦都无法控制空气质量，那么北京或墨西哥城该怎么办？世界上其他快速扩张的城市该怎么办？或许伦敦人再也不用被迫灌下“豌豆汤”，但这并不意味着全世界都能免遭雾霾的侵害。

（青年观察者黄郁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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