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梅狐狸:两会又见“国服”提案,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它?

来源:观察者网

2019-03-19 07:43

春梅狐狸

春梅狐狸作者

传统服饰研究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春梅狐狸】

今年的两会期间,又有代表提出与国服有关的提案,希望可以推出“中华正装”。其实类似关于国服的提案在两会中并不罕见。画家李延声委员曾早在2009年就提出过“中山装不能承担新时期国服的重任”,2001年上海APEC会议上的唐装“设计不够理想”,希望可以重新设计“中华服”作为国服。今年两会上是由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委员提交了关于“举办国服评选,推出中华正装”的提案。

“国服”在中国的历史上,很难仅仅从服装的角度去解读它,因为自古以来就有“改元易服”的习惯,尽管服饰发展并不会因为朝代的更迭而发生猛烈的变化,但典制服饰自古就承载着政治符号的作用,历代更是有修撰《舆服志》的习惯记录服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国服”其实是由两个看似无关的命题所组成的——其一,我们为什么需要国服?其二,国服应该是什么样的服饰?在实际讨论中,这两个命题却又互相纠结,并且延展出许多话题。

李延声委员曾提出“拟定《国服条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感到有些陌生的条例,然而新中国却是中国历史有阶级规范以来第一个没有衣冠典制的时期。如此看来,我们似乎真的相对于过去的岁月显得有些特殊,但是这份特殊并不是突然产生的。

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堪称舆服典制最为规范详实,这些朝代的《舆服志》里会按照社会地位的高低、场合仪式的不同而规定衣服的样式、颜色、材质乃至数量和种类。那个时候是不需要讨论“国服”的,也没有资格讨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贵贱等级穿衣,甚至连生活空间都是被规范好了的。当我们意识到“国服”也开始聊起它的时候,是推翻清朝以后的中华民国。

清内府制 皇帝冬朝袍图样

与“国服”相对的是“洋服”,中华民国面临的选择题就是这个。由于中国落后太多,当时的“洋”几乎意味着全面的优越,而社会进步人士广泛的留洋背景也让“洋服”披上了革命色彩,传统的长袍马褂也因为被推翻的清朝也带有腐朽的气息。中华民国是最后一个出台服饰制度的政权,当时等级已经被放开,关于服制的规定也从厚厚的一本变成了简单的几页纸,男女一两套服饰就差不多了,这是最后一个拥有官方“国服”的时代。

中华民国前后出台了三份《服制条例》,有意思的是从出台的政权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纷乱,因为它们分别由北洋政权(1912年)、蒋介石政权(1929年)、汪伪政权(1942年)出台。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民国的“国服”似乎就是女性穿旗袍、男性穿中山装。而我们当时官方《服制》中却能看到:旗袍是1929年才进入《服制条例》的,因为1912年时旗袍还未单身,当时女性礼服是如今中式婚礼中“裙褂”的前身;中山装则是在1942年才刚被明确提及,这时候距离孙中山先生过世已经过去了17年。

1942年,汪伪《国民服制条例》中的国民常服和国民礼服

相比前朝的衣冠典制,民国时期的《服制》最突出的色彩其实并不在于选“国”还是选“洋”,而在于它抹掉了曾经森严的等级。如果说,繁复的衣冠典制是为了维护政权的金字塔顺序不可动摇,那么简化后的服制条例尽管依然存在思潮冲突却在捍卫平等的现代理念。民国时袁世凯要称帝,做的第一件事也是设计出等级有别的服装,如今你看他穿得像个唱戏的,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中国人对服饰承载等级的一贯敏感性。

1914年冬至,袁世凯率众祭天

到了新中国,袍褂和旗袍也都不要了,只保留了中山装,确切的说来是保留了劳动属性更突出的短装。什么军便装、青年装、两用衫、劳动服、夹克衫、中式上装,乃至后来被设计出来的“唐装”,我们对于他们的选择考量里已经完全没有等级这个概念了,这是阶级差别被进一步弱化的标志。社会的等级被抹平的时候,服制条例就不需要了,我们不去以官方的身份要求别人的穿着,“国服”就很难诞生。

“中山装”、“唐装”以及“旗袍”,这样现成的答案为什么不能成为“国服”呢?因为太“轻”,相比我们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这些选项都显得单薄。

那该怎么办呢?直接穿“古装”吧,除了部分亚文化人群会认同,一般人看来不仅滑稽而且不便,更重要的是穿古装其实就等于穿前朝的服饰,这在政治意味上也难以被认同。鲁迅先生就说过“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如火如荼的“汉服”,又掺杂着许多狭隘民族主义和封建等级糟粕的痕迹。

2003年,王乐天身穿汉服走在郑州的街头,这是见诸报道的中国现代第一位穿“汉服”示众的人

最后的途径总是往往诉求于“融合”,不仅要融合古代,还要兼顾民族。除了“融合”,还要“创新”,不管这种新“国服”叫“中华正装”还是“中华服”,必然得是一个新时代的产物。这样的服装设计作品会有么?有了以后能让所有人满意么?恐怕答案都是难,很难。而要推行“国服”,就难免把“触手”伸进群众们的衣橱里去,这本就和我们的时代相违背的。

当我们越来越反抗阶级的时候,葬送了“国服”;当我们越老越渴望崛起的时候,又想创造“国服”。可这两个就像磁铁,同极但相斥。

往后,“国服”的讨论还会依然出现,我们可能依然找不到“国服”,但是我们却能在一次次的讨论中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这也是很大的意义和收获,就像广告语的那样,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很多时候讨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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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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