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和钟大丰、李弈明，我们三个人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就敢建立一个专业，我们三个人创建了中国电影理论专业，建立了一个招收本科生的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等所有的一切自己做，自己执行。那真是那个时代才可能有的事情，在你们今天看起来那就像奇迹，其实当年完全不算奇迹，它是一个心想事成。”

——戴锦华

范倍：您从电影学院离开，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离开了对电影的全新的关注。我了解到一些历史的知识，我想这个离开是跟当时，比如说对未来、对社会、对当时整个文化或者对国家的某一种思考，甚至包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第三世界”，跟西方左派的思考有没有一种隐秘的关系？我记得书里面还有一个描述90年代的题目叫“梅雨时节”，是不是跟你在九十年代的状态有没有一种隐秘的关联？

戴锦华：不是隐秘的关联，是直接的关联，因为我自己还是挺骄傲的，当年和钟大丰、李弈明，我们三个人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就敢建立一个专业，我们三个人创建了中国电影理论专业，建立了一个招收本科生的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等所有的一切自己做，自己执行。那真是那个时代才可能有的事情，在你们今天看起来那就像奇迹，其实当年完全不算奇迹，它是一个心想事成。因为一切都没有，都是空白，都没有形成。在那个时候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锦华的著作《雾中风景》

说起来好像是我们的一己之力，其实不是，这就是当年加州大学电影系，因为所有美国的电影系都是六十年代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直接产物，电影系的知名教授全部都是街头斗士，被打回来以后重回大学弄了一个电影系，所以电影系非常左，电影系非常激进，电影系非常前沿。也就是这一批人从六十年代建立这个学科到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曾经全面地造成了电影理论相对于传统的、文学的、人文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倒流——电影理论全面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我是1982年到电影学院，1987年建立这个专业，1987年开始招生，那时候刚好是电影理论的全球的黄金时代，当时加州大学这么一批左派的、左翼的，当时有学者很挑战地说你们是左派吗？然后翻译把它翻译成了“left wing”，然后美国学者就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没翅膀，我没翅膀，所以甭跟我说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但是我们知道广义的它是西方的一个新左派的一个大的脉络。

因为他们是西方左派所以他们才会喜欢中国，在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在所有的海外见到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有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热情帮助你，你一问，他肯定是他们那儿的左派。而其他所谓的主流的、自由派、右派的人，对中国人的那种不屑一顾，那种种族、政治上的优越（溢于言表）。所以这时候他们强大的六十年代遗留的中国想象、中国热爱，就是他们自己愿意跑到中国来，给我们讲课。所以当时就有著名的香山的暑期讲期班，他们这些美国的大教授过来，然后我们都去听课，所以那是一个直接的线路和传承。

1971年4月14日，华盛顿特区，身份不明的示威者爬上国旗旗杆，并试图摘下美国国旗，抗议美国在越南继续保持着军事存在

当然他们同时带来了美国电影学的左翼的文化基调，可是很好玩儿的是，当时我们认为我们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认为我们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电影学科化而不是政治化。但是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遭到冲击，尤其是1995年中国社会大分化开始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那些理论资源自身携带的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思想力量。我自己所谓的向左转的发生，其实更多的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所以这是一个直接的传承关系。

1971年4月23日，华盛顿，越战退伍军人在国会大厦台阶前进行抗议，丢出奖章和其他东西

另外一个直接的关系，离开电影学院是万般的无奈，在别人看来，你从电影学院跑去北大好像是一个上升的过程，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逃亡”，是一个被迫的逃亡。因为电影业最先受到商业化的冲击，原有格局的丧失，自己找不到自我确认的可能性，这样才想逃到北大。

所以你看得非常准，“梅雨时节”是我决定逃往北大之前的最后一篇作品、最后一篇文章，当时就感觉到了那种阴雨绵绵，那种潮湿、沼泽的那种吸附和陷溺，就想逃走。我后来在很多地方写过，当时我决定想去北大的时候，给自己的潜台词是北大的围墙足够厚，大家明白，那时候是我想逃到某个地方藏起来。

我办好手续还没有转往北大的时候，一个社会新闻轰动全中国，北大拆了我们的南校墙，全部用于商用。我记得当时的那种辛酸失措，但是我现在明白，其实北大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在围墙里面藏起来的地方，北大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中国社会风云会际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它要迎接冲击而不是逃离冲击。电影学院也不是被商业大潮冲垮了，而是此后它经历了新生和重建。大家大概也可以从这里面分享年轻时候的脆弱，年轻时候的那种极端和承受力、想象力的不足。

但是无论怎么样，既然今天回头看二十多年前的书的时候，我就再好为人师一次，唯一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社会变化是最剧烈的区域之一，但同时我们是非常幸运的，这个变化不是以那样的大灾变的方式发生，至少这几十年来都不是以灾变方式的发生。

但是生活在这么急剧变化、充满诱惑的时代，我觉得从今天回望《雾中风景》的时候，唯一可以推荐的一件事，真的，在中国生活需要点定力，有时候咬咬牙坚持下去，很短暂的那个转变就将再度发生，我自己至少获益于此。

（本文节选自北大博雅讲坛第79期对话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