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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国际左派的未竟之业

2017-06-29 08:00:45

【文/丹尼尔·芬恩(Daniel Finn) 译/卢南峰 本文原载于2017年5月22日美国《Jacobin》杂志。】

毫无疑问,委内瑞拉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在这个国家,一群捍卫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遗产的社会主义者如此描绘日常生活的阴暗画面:

每月要拿出将近十九天的最低工资,才能支付一篮子的生活必需品。除此以外,我们还要算上据说是世界上最高的通货膨胀率,和因为囤积、投机性转卖和工农业生产低下造成的无穷无尽的物资短缺;以及警察和军人的虐待、找不到药物的病人、不受惩罚的腐败、电力供应危机和有组织犯罪,这些戏码在不断上演。所有的这些,造成了委内瑞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空前混乱。

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政府保持民众生活水平的努力失败了,让右翼反对派得以控制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导致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激烈对峙,这个问题至今无解。

尼古拉斯·马杜罗(资料图)

委内瑞拉危机在其他方面的细节已经被条分缕析说得很清楚了。但是,鲜有人从国际左派危机的意义上去理解这场动荡,他们曾对玻利瓦尔革命运动(指查韦斯于1982年建立的政治运动组织,奉行玻利瓦尔主义,主张建立拉美国家联盟,译者注)投以巨大的希望。

进入焦点

如果不认识到查韦斯做对了什么,也就不会明白事情是从什么地方开始错了。

1999年乌戈·查韦斯成为总统后,开始试验适度的社会改革方案,逐渐成为国际左派的焦点。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在其撰写委内瑞拉领导人传记的早期尝试中试图表述这一现象。他的著作在《卫报》上受到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编辑嗤之以鼻的评论,后者认为拉丁美洲需要“少些救世主,多些具有良好经济管理资质的普通男女”。如果忽略反全球化者竭尽全力的示威,二十一世纪黎明时期的主流观点是:“华盛顿共识”已经解决了如何运作经济的所有根本问题,所以称职的管理技能,才是最被需要的领袖。

乌戈·查韦斯成为总统后,开始试验适度的社会改革方案

2002年针对查韦斯的失败政变吸引了世界对委内瑞拉的兴趣,2004年在(在反对派发动罢免查韦斯的)全民公投中,查韦斯胜利回归也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到2006年,查韦斯成功连任,大多数观察家都清楚地意识到,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即便不说全球,也会对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

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也有助于这一观念的成型,从2003年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巴西左翼政治家,第40任巴西总统,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译者注)就职总统,到玻利维亚的抗议运动,最终将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及其社会主义运动送上了执政舞台。主流媒体记者开始报道席卷这一地区的粉红浪潮(Pink Tide)——有许多痛心疾首的论调,认为在这个“被遗忘的大陆”上,明智的经济学最终让位给了猖獗的民粹主义。

让这些评论家大惑不解的是,所有委内瑞拉人都把查韦斯当做一个魅力非凡的人物;而他在欧洲和美国可能拥有一个迅速扩大的粉丝俱乐部,这个想法把他们打击得彻底精神失常。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查韦斯责骂布什政府的演讲里,有一些傻里傻气的东西莫名其妙讨人喜欢——就像他2006年在联合国的表演,那时候他挥舞着诺曼·乔姆斯基的《霸权还是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并将美国总统戏称为魔鬼。

查韦斯主义掌权

如果说,针对布什和切尼激烈的长篇指责演讲能够赢得美誉,那么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已经成了一张钉在墙上的招贴画。而事实上,查韦斯放纵自己攻击性的言辞,只是他受欢迎原因的一部分。他的政府在国内舞台上的行动记录才是真正重要的。在发现右翼反对派蓄意破坏经济的早期图谋后,查韦斯开始着手大幅消除贫困,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开展主要工作,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社会支出从199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2%,上升到八年后的13.6%。贫困人口从2003年的55%降低到2006年的30%出头。查韦斯首次执政时,2340万人口只有1600个基础保健医生,当他开始第二个任期的时候,2700万人口拥有了20000个医生。超过一百万人口加入了成人扫盲计划。石油价格的上涨使得这项工作变得容易,当然——但是,针对查韦斯主义大多数尖锐的批评都直接忽略了这些成就。

除了这些经济改革,查韦斯政府还转变了委内瑞拉的政治制度,把它变得更加公开和民主。查韦斯继承的是以暴力、腐败、委内瑞拉公民彻底疏离其统治者闻名的政治文化。通往其成功之路的决定性时刻,是1989年的“加拉加索”事件(Caracazo,意为“加拉加斯的暴力风暴”,译者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授权和强加给委内瑞拉大幅削减公共支出的紧缩计划,新当选的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曾经承诺与这一计划决裂,但却食言了,最终派出军队镇压加拉加斯和其他城市的暴力抗议者。

暴力抗议者被军队镇压

确切的遇难人数仍然是未知的——许多被害者被埋在了乱葬岗——但真实的数字可能达到3000人。这场大屠杀在那些专家学者那里被沉默轻易抹去,然后他们反过来宣称查韦斯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痛苦,并让人民相互厮杀。

到了查韦斯开始第二个任期的时候,他的政府可以宣称已经完成了令人瞩目的转变,正如茱莉亚·巴克斯顿(Julia Buxton)所描述的:

根据拉丁晴雨表(Latinobarometro)的民调,委内瑞拉人对政治体系的满意度从1998年的32%上升到了57%,并且委内瑞拉公民的政治活跃度高于所有其他受调查的国家——47%定期谈论政治(地区平均为26%),而25%活跃于政治党派(地区平均为9%)。56%相信这个国家的选举是“干净”的(地区平均为41%),并且与乌拉圭人一样,委内瑞拉人对“选举是推动国家变革的最有效手段”的信心占比最高(都达到了71%,相较于整个拉丁美洲的57%)。

一部新宪法给予公民权利,可以罢免任何公共部门的官员,给了公民更大的余地约束其统治者(反对党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发起了2004年失败的罢免总统全民公投)。

这还没有考虑到右翼反对派不断的努力,试图武力推翻委内瑞拉民选政府,代之以皮诺切特(智利政治家、军人、前总统,1972年推翻阿连德建立军政府,实行独裁统治——译者注)式的独裁。尽管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十分热络,但查尔斯并没有尝试效仿古巴的政治体系,并且对政变密谋者宽大处理,比任何西欧和北美政府还要仁慈。

这并不是说,查韦斯在走向民主权利的过程中有完美的记录:对于批评者而言,肯定能找到切实的依据。尤其是委内瑞拉监狱悲惨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较大的改革,而警察武装对城市贫民窟居民态度恶劣。但按照适用于美洲其他国家的标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将委内瑞拉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

其他批评则直接忽略了查韦斯执政以来面对右翼反对派的暴力抵抗。历史健忘症又来了:暴力反革命的危险,以及采取果断措施避免危险的必要性,被排除在大多数自由主义分析之外,就像在不久之前拉丁美洲民选左翼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的阴森历史。

怎样不让自己变成豺狼,又能将豺狼拒之门外——这对于那些决心激进改革的政府而言,始终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不去想如何面对这一两难困境,自由主义视角表面上与保守势力势不两立,暗地里却毫无保留地缴械投降,即便这意味着巨大的不公纹丝未动。这个问题既让列宁和卡斯特罗无能,也让林肯和罗斯福无力。

批判查韦斯主义

标准委内瑞拉批评的最佳对照物来自对社运活动家的访谈,这些活动家以有见识的、经验丰富的激进分子为主要特征,以无情的坦率讨论玻利瓦尔革命运动的得失,后者掩盖了超凡魅力、民粹主义的领袖将大量财物从国家转移到轻信的支持者手中的图景。这种声音被称为“批判查韦斯主义”。

在与右翼反对派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战场上,委内瑞拉左派的支持无疑是查韦斯政府所需要的。同样的,查韦斯试验里包含了一些危险的缺陷,让人不禁怀疑它是否能长期幸存:过度依赖于查韦斯的领导;查韦斯运动中专横的官僚主义的实践;国家官员中广泛传播的腐败。

尽管如此,委内瑞拉总统在塑造这一进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许多人痴迷于探索查韦斯脑海里的终点到底通往何处。他通过模糊地将自己呈现为克林顿或布莱尔模样的“第三条道路”领导人获得执政权力。只有当委内瑞拉传统精英阶层展现出彻底的反对姿态,查韦斯才激进化他的议程。

正如米克·麦考恩(Mick McCaughan)在研究早期查韦斯的著作《委内瑞拉之战》(The Battle of Venezuela)中指出,决定性时刻在2001年,查韦斯把49项法律的一揽子计划摆上台面;虽然这些改革本身是温和的,但它们标志着“商业、媒体、石油、教会和其他有影响力的部门撂下了对政府的严酷考验(gauntlet),命令其收敛,否则将面临对其继续统治的全面抵制。”要通过暴力颠覆打败这些图谋,需要动员一场保卫民选政府的准革命。

21世纪社会主义

要等到2006年总统选举时,查韦斯才宣布其政府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更确切说,“21世纪社会主义”。正如这个名字暗示的,这是试图将自己区别于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失败的试验;在那篇应被视为其政治遗产概述的晚期演讲《Golpe de Timón》中,查韦斯告诫其听众“牢记苏联,它已消逝在风中;在苏联,从未有过民主……我们的模式中最基本的新东西之一,就是我们的民主性格。”

但21世纪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从未被彻底说明白。查韦斯屡次三番地责骂资本主义体系,并号召与之决裂,但至今委内瑞拉经济大部分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国家部门扩张了,并且有一些有前途的工人自我管理试验,但老的统治阶级仍然保持着大量的财富,他们与新的精英阶层——那些所谓的“波利资产阶级”(Bolibourgeoisie,指通过查韦斯执政而兴起的腐败集团)——正站在统一战线上。

含糊不清的遗产

查韦斯得了不治之症,给他的后继者留下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是领导问题,找到一个像查韦斯这样兼具政治天赋和超强个性的替代者是一个难题。查韦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通过提名尼古拉斯·马杜罗接替他对于运动的领导地位,强化了查韦斯主义自上而下的特征。

茱莉亚·巴克斯顿指出,一个基础的选举程序就能让执政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的支持者,从竞选者中选出更加有力的一个,从而给查韦斯提供授权的基础,也给统一社会主义党提供急需的一击。马杜罗在政府机关里的记录让他很难不同意这点。

在经济领域,查韦斯留给委内瑞拉的是对石油出口的空前依赖。他的政府在早年发表过许多关于经济多元化和建立更强大的制造业基础的讲话,但是,这些计划在石油价格持续飞涨后就被搁在了一边。对于任何一个政府而言,一次性克服这一所谓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译者注)都是一个卓越的成就,上涨的石油收益被廉价的进口吸收,压低了委内瑞拉工业制成品价格,将其逐出本土市场。但是查韦斯调节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向中国这样的国家举重债,而这建立在石油价格不会下跌的假设之上。当石油市场价格触底,委内瑞拉发现自己的经济完全是裸露的。

由于过度通货膨胀委内瑞拉人要携带大量现金

最为重要的是,马杜罗继承了汇率和价格控制体制,它的最初设立是用来对抗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反对派蓄意的经济破坏,但过去这么久,早已陷入了深刻的机能失调中。对于所有人而言,这一体制曾经难解的复杂的有害影响,现在已经足够直观。任何能以政府官方汇率购买美元的人,都能在黑市上倒卖,获得巨额差价。同样的刺激也发生在食物、药品和其他基本需求品上。许多年来,像马克·威斯布罗(Mark Weisbrot)这样富有同情心的经济学家一直指出这一体制的有害影响——伴随持续的恶性循化,论调越来越紧迫——并呼吁大幅度的改革,但是这个问题就被摆在那儿任其溃烂。

经济战?

马杜罗指责反对派要为这一危机负责,指控他们对政府发动“经济战”。但是不用假定,就能知道一个直接的政治动因:所有不同的玩家都紧跟市场的刺激,结果就是经济车祸。

如果委内瑞拉的危机能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含糊不清说些什么的话,就是它发现自己处于无人地带的困境之中。强加价格控制的同时,又很大程度把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置于私人手中,玻利瓦尔政府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却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远远不够。石油价格的崩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给委内瑞拉造成严重的困难,但是控制体系改革的失败,是一个严重的、非强制性(unforced)的错误,可能对整个进程都是毁灭性的。

如果能多活几年,查韦斯将会如何应对这一危机,这个假设是诱人的。马杜罗接手以来,已经变得非常消极,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欲望,试图控制令人烦恼的改革。许多观察家相信,他并不情愿挑战“玻利资产阶级”遮掩的腐败利益,后者从现行的组织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简单比较查韦斯的美德与其后继者的恶行是轻率的:马杜罗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不同的境况,而他面临的问题也非一日之寒。但很难想象查韦斯在面对如此明显的灾难时,会表现出同样的胆怯。

当然,对一个已逝领袖的白日幻想并不能将委内瑞拉带出困境。很难看到,今天危机能够找到一条解决路径,能够保留查韦斯主义的建设性遗产:最重要的是极大改善民众生活的社会工程,并且给了传统上被排除在外的部分人口以深刻的赋权感。如果委内瑞拉有一个正常的反对派,政府的轮替将给查韦斯运动一个机会重建其基座,同时反映出其失误之处。

但是这个反对派绝不“正常”:仍然被渴望复仇的寡头傀儡控制着,如果委内瑞拉的右翼集团恢复了权力,不能相信他们会对民主权利表现出任何尊重。当这一情况真的发生的时候,统一社会主义党领导层或许已经将玻利瓦尔革命运动卓越的成就撕成了碎片。

好左派,坏左派

当粉红浪潮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区分“好左派”和“坏左派”成了一种时髦。好左派——温和的、改良主义的、值得尊重的——一般以巴西卢拉的劳工党(PT)为典范;当然,坏左派的典型就是查韦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虚假和误导的二分法。卢拉自己当然从未承认其正确性:这位巴西总统与查韦斯保持热络的关系,并支持其2012年的连任竞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恼怒于一些记者试图将右翼反对派候选人描述成“委内瑞拉的卢拉”)。但是劳工党政府机关的路线显然是不同的:更加谨慎,寻求同心合意,而不愿冒险与巴西寡头政治产生正面冲突。

因此,令人吃惊的是,两个试验几乎在同时进入了低谷。巴西右翼在一个议会政变中罢黜了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此时她的政府正在挣扎应对深刻的经济衰退。腐败对于右翼暴动而言不过是个托辞,但没人能否认,劳动党已经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其最初的轨道。这些同时发生的危机揭示了,拉丁美洲改革派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商品-价格繁荣,在它们的支持下,这一繁荣暂时改变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平衡。政府机关更加温和的举措并没能让巴西左派免于这一繁荣的终结。

如果委内瑞拉和巴西象征着全球化时代改革的两条路线,南非的非洲国民大会(ANG)政府代表着第三条路线:彻底向新自由主义投降。这一有条件的投降被当成理智的典型接受致敬,而正是同一套正统话语,中伤查韦斯,抬高卢拉。非洲国民大会路线将经济上的种族隔离架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伴随统治圈子猖獗的腐败,为了保证社会抗议处于掌控之中,施行大量的镇压措施。没人会真心认为,它是比巴西和委内瑞拉更好的结果。

未来我们必须从玻利瓦尔革命运动的解体中吸取教训。但是,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压力,这些教训并不应该包括,怀着强烈的意愿缝补自己的风帆,也不应该包括放弃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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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芬恩

丹尼尔·芬恩

《新左派评论》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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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宋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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