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亚洲时报》副主编大卫·戈德曼先生长期关注中国在高科技与工业技术领域的发展，不时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批评“唱衰中国”论者，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务实的建议。

7月31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每日辩论”栏目围绕“中国经济是否见顶”这一主题，发布了正反两方的意见交锋。戈德曼先生作为反方，以“中国曾创造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一定会再创奇迹”为题，撰文阐释。

而辩论的另一方，则是被中国网民所乐道、十几年如一日坚持鼓吹“中国崩溃论”的美国评论人士章家敦（Gordon Chang）。

观察者网全文翻译戈德曼先生的文章，供读者参考。

【文/大卫·保罗·戈德曼，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404美元——那一年，邓小平宣布向私营企业开放经济——一跃到2022年的11560美元（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实际人均GDP增长了五倍。相比之下，印度的实际人均GDP从1979年的373美元，到2022年仅为2085美元。两相比较，你能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多么成功的故事，在各国的经济活动中独树一帜。

这并不是说邓小平时代的发展轨迹今天依然能适用。在那个时代，中国将生活在自给自足状态下的农民训练成半熟练的产业工人。这样的经济模式显然已经到达顶峰了，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正在放缓，中国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也在缓慢地萎缩。

但中国正在建设以人工智能、高速宽带为驱动力的新数字经济，中国拥有全球300万个5G基站中的230万个，国内5G网络下载速度是美国的两倍。中国有全自动化的港口，能在45分钟内完成一艘大型集装箱货轮的装卸；同样的工作量，洛杉矶长滩港需要48小时。中国还有全自动化、不需要工人涉险的矿井；由人工智能操控的工厂，由机器人负责分拣与包装的仓库等。

2017年，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投入商业运营

最重要的是，近三分之二的中国公民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1979年这个数字仅为3%。中国每年毕业的工程师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加起来都多，中国大学的教学水平达到了世界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也涉足发展中经济体。如今，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出口超过了对发达市场的出口。2020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翻了一番，对中亚国家的出口增加了3倍。从非洲到南美洲，中国在各地建设宽带、铁路与港口，推动建设能够供中国出口产品的永久市场。

当然，中国的新数字经济尚处于发展初期，可能会出现不少问题。但中国也做对了许多事情。今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特斯拉在上海建设的超级工厂。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售价1万美元，其意义相当于21世纪版本的福特T型车。

关于中国的“人口末日论”者大错特错。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衰退。1990年至2010年间，韩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5倍，而工厂劳动力人口却减少了五分之一。韩国通过制造高端电子元件、汽车与电脑芯片提高了在附加值产业链中的地位。高等教育将韩国从一个廉价劳动力的市场转变成高科技产业竞争者。

韩国工业生产总值（1990-2014）变化图。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中国正在走同样的道路。1994年，就在“亚洲四小龙”腾飞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嘲笑了“亚洲奇迹的神话”，声称“亚洲四小龙”已经耗尽廉价劳动力的储备。他未能预见到这些国家与地区未来生产力的提升，正如今天那些宣称“中国增长已见顶”的人士一样。

中国决心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如我今年3月为《新闻周刊》撰写的评论所提到，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表示，已经签订了6000份建设企业5G网络、支持工厂人工智能应用的合同。华为提供基于云计算的人工智能系统，允许企业创建自己的应用。中国如今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如果我们在电动车行业观察到的情况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中国将在工业领域取得不可动摇的领先地位。而美国的技术管制不会起到太大影响。中国国内生产的相对较旧的芯片，足以支持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由于无法获得最先进的芯片，华为无法销售有竞争力的5G智能手机，但它的人工智能应用足以维持工厂、港口和矿山的运转。

当然，中国去年应对疫情的严格管控措施导致国内消费的低迷。对中国顶尖科技公司采取的行动令中国股市相比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步履蹒跚，提高了国内新兴科技公司的融资成本。中国大学的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的增速超过了科技行业的招聘速度，青年失业率达到21%。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面临的“高端”问题；但从短期来看，这是一个解决起来十分痛苦的问题。

不过，现在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测与20年前一样，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为3:1，略高于美国的2.5:1，但远低于日本的4:1。中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6%，而美国为4.1%。中国地方政府背负着（以人民币计价）约5万亿美元的债务，但他们背后却拥有近30万亿美元的资产。

我们无法承受再一次误读中国的代价。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转型也许会成功，或者失败，但等待中国崩溃不是一项正经的政策。我们需要像肯尼迪的“登月计划”（Moonshot）或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那种规模的大举投入，才能重建美国工业基础并重新获得科技领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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