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就是这样一位功绩赫赫的首相也曾为钱财而忧心忡忡。

1940年5月，当法国军队在纳粹的攻势下节节溃败时，英国人正在紧张地扫视天际提防空袭。然而对于新上任的英国首相来说，另有一个问题才是最紧要的：欠衬衫裁缝的钱得怎么还？英国正处于可怕的困厄之中，但温斯顿·丘吉尔个人的窘境也不逞多让。他的债主不光有裁缝，还有表匠、酒商和印刷商。他的银行账户已经透支；债务利息正逐日堆积；滞纳的税金已拖了太久；出版商那里早已预支了稿费，如今吵着要他拿出拖欠的书稿。几个月后，丘吉尔将率领英国抵抗希特勒的闪电战，但在那之前他最需要的是钱。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标志性的手势

纵观温斯顿·丘吉尔的一生，财务状况基本一塌糊涂。而这烂摊子，诚如戴维·洛夫在《香槟不再：丘吉尔与金钱》一书中所记载，完全是首相大人自己一手造成的。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里，丘吉尔曾两度更换党籍，在内阁担任过包括两届首相在内的十多个职务。对他来说，钱不是自己的也可以照样花，而且可以大把大把地花。

为了享乐，丘吉尔不惜豪掷千金：他在巴哈马群岛享受过日光浴；在地中海坐过游轮；在诺曼底打过猎。没人数的清他买了多少箱香槟、多少盒雪茄、多少件昂贵的粉色丝绸内衣，只知道他购置的旧宅子一间接一间，然后不惜血本去修缮翻新，还差点因此破产。据说丘吉尔的朋友曾这样评价他，“他是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只需给他最好的。”在财务状况一团糟的情况下，丘吉尔为了翻本还债，去蒙特卡洛和比亚里茨（观察者网注：法国南部豪华度假胜地）泡过赌场，还曾在美国股市处于令人目眩的高位时玩过股票投机。

整个30年代，丘吉尔基本没有担任要职，所以当英国于1939年9月对德宣战时，他反倒松了口气。此前他曾尖锐地批评英国政府的绥靖政策，如今他对希特勒的判断被证明完全正确。终于，他又坐回了权力的核心。对于一个整整十年都处于破产边缘、债台高筑——放在今天相当于375万美元（观察者网注：约合人民币2444万元）——的人来说，在内阁任职无疑为他在债主那里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后来，政府甚至替他偿付了部分酒水账单。

丘吉尔买了高档衬衫、雪茄、粉红色的丝绸内衣，而这些靠他自己，根本买不起。(Ullstein Bild / Getty)

在那个财富决定贵贱的时代，门阀贵族出身的丘吉尔在政坛崭露头角，却被财务问题折腾得灰头土脸，这段故事在今天这个金钱万能的年代读起来，倍感辛辣有料。在丘吉尔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一直靠有钱的朋友帮衬才渡过难关。1922年失去议会职位后，他昧心替石油公司游说，利用所有可用的法律漏洞帮助它们逃税；尤其在1924年至1929年担任财政大臣期间，这种交易做得更是肆无忌惮。后来，他还挪用政府文件来编撰个人回忆录，从中大赚了一笔。

令人遗憾的是，丘吉尔当年玩过的花招如今仍在政界不断上演，但又不完全一样。诚如洛夫在书中指出的，丘吉尔的行为很难符合“现在对政客的透明度要求”。丘吉尔直接收受礼金和贷款，这部分“黑钱”有的根本未经“洗白处理”，有的则仅仅“轻度洗白”。拿1940年裁缝追债的危机来说，多亏收到一笔秘款——相当于今天的37.5万美元（观察者网注：约合人民币244万元），首相大人才得以付款脱难。这笔钱先由某位海外出生的金融家以支票的形式开给第三方，再经第三方背书转让给丘吉尔。

如今，捐款巨头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已成为美国政治主流，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服饰补助，显得那样古拙、原始。然而根本性的问题是不变的：即这样做是要图谋什么回报？丘吉尔初入内阁时，他的一位朋友承包了他私宅图书室的装潢工程。今天，当人们动辄以数十万美元为酬金，邀请某位可能角逐总统职位的前国务卿出场并发表千篇一律的讲话，到底将得到什么回报？丘吉尔的例子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谁是玩家，谁是被玩的对象，可能并没有乍看上去那么简单。

《香槟不再：丘吉尔与金钱》

对于一个惯于花别人钱的人来说，丘吉尔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正因为他毫不掩饰挥金如土的浮浪作风，所以大多数人相信他很有钱。但实际上，丘吉尔既未继承巨额遗产，也未娶到富家千金。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在家排行很小，而且丘吉尔家族的布伦海姆庄园地产也所剩不多。母亲珍妮来自美国，她和《唐顿庄园》中的夫人们无法相比，带来的嫁妆远没有名义上那么多，却沾染了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1900年，伦道夫爵士死后，珍妮改嫁，在度蜜月期间，珍妮的新丈夫帮她还了一部分债，但是拒绝为她前夫十多年前添置的马车买单，他认为这“有点过了”。尽管家人劝丘吉尔娶一位名门望族的女继承人，但当他33岁时娶妻时，为的是爱情而不是金钱。他的妻子克莱门汀是个破落贵族，婚前曾靠做裁缝和教法语维持生计。

不论是从军（丘吉尔的第一份工作）还是从政，都远远不能满足他对金钱的需求。那个年代，高盛集团和通用磨坊公司还不肯为政治家的高谈阔论慷慨解囊，丘吉尔只能靠卖文章勉强养家糊口。1930年，丘吉尔写了40多篇文章，另外还承诺出版商，他将火速完成3本书。1931年，他在纽约出了车祸，他甚至发电报给出版商说可以就此次事故“写一篇2400字的文学杰作”。那时的丘吉尔恨不得把每个想法，每种经历都转换成文字卖钱。这种“强迫症”，正如历史学者乔纳森·罗斯近来指出的，驱使着他在世界舞台上把自己打扮成英雄。

如果丘吉尔能听克莱门汀的话，把家布置简单的温馨住宅，而不是像查特韦尔庄园这种费钱的无底洞(丘吉尔在她刚产下第5个孩子后卧床休养期间偷偷购置的），那么他的收入足够维持全家体面的生活。但经常与食利阶层为伍的丘吉尔，虽只有工资收入，却凡事都要讲排场。他穿定制衬衫，享用牡蛎野雉晚宴，在蒙特卡洛赌场一掷千金，这些超越中产阶级的消费使他不得不另寻门路挣钱。

在丘吉尔的交际圈里，最具争议的莫过于他和银行家与商人们来往，其中包括恩斯特·卡塞尔爵士和亨利·斯特拉柯奇爵士。在丘吉尔职业生涯早期，卡塞尔包揽了为丘吉尔的新居装修图书室的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卡塞尔还帮丘吉尔背锅，伪称其错误的房产投资实际上是替自己买的。

1938年和1940年，奥地利裔的斯特拉柯奇两度解救丘吉尔于破产之难中。纳粹宣传喜欢强调，丘吉尔是犹太金融家们钱袋里的傀儡，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修正主义作家大卫·艾文就曾反复对丘吉尔表示轻蔑。《香槟不再》的作者戴维·洛夫自己就是银行家，他在书中固执地死抠丘吉尔的财务细节，称斯特拉柯奇付出很多，但不求回报，并且确实未得到回报，只收到了丘吉尔所在的宴会俱乐部的会员邀请。

丘吉尔生性放荡不羁、目空一切，只会把别人的救助当作理所应当

“此外，再无其他回报。”丘吉尔在未担任公职时期曾为石油公司做游说工作，但他收了钱，回到政府却不替石油商办事，到最后合约便不了了之。尽管丘吉尔也没有给予卡塞尔特殊照顾，但还是被同时代的敛财政客们揪住了小辫子，这种不正当行为本身给他造成了危害。丘吉尔1923年竞选连任议员时，社会主义党威吓到：“卡塞尔给你的5万英镑，你怎么说？”

政客的立场无疑可以用金钱利益收买或影响，但对丘吉尔来说，只要他的政见符合捐款者的利益，自然有大把金钱流向他。斯特拉柯奇之所以会帮助丘吉尔，并非因为丘吉尔上位能给他带来个人利益，而是因为他觉得丘吉尔是全欧洲唯一能与希特勒对抗的人。

这笔交易的诚意虽然不足以为政治献金开脱，但确实提醒我们，可疑的金融烟幕有时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来自一支雪茄。再说，丘吉尔生性放荡不羁、目空一切，只会把别人的救助当作理所应当。除了工党少数几个社会主义者会抗议几句，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丘吉尔家财万贯，这种印象导致他从未被指控过贪污腐败——而他的前辈劳合·乔治等“自力更生”的政治家却总和贪污挂上钩。

1938年的丘吉尔濒临破产，但到1945年卸任首相时，他已经是个富人。丘吉尔得以脱离财务困境，向斯特拉柯奇偿还部分欠款，主要靠的不是政治献金，而是电影版权交易。他为先祖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撰写了传记作品《马尔巴罗公爵传：他的生活与时代》，然后通过出售电影版权大赚了一笔；他与制片人兼导演亚历山大·科达谈成的交易也很不错，后者买下了《英语民族史》一书的版权。而即便在德军对英国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之时，出版战争回忆录的念头也从未远离首相大人的脑海。在闪电战期间，丘吉尔指示私人秘书按月收录公文，并在箱子外添加“个人记录”的标识。放在今天，即使最恶毒的政敌也无法指控希拉里有如此明目张胆的行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把68捆国家公文带回家中。他对继任者克莱门特·艾德礼解释道，他需要这些文件来讲述“英国的战争故事”。他告诉艾德礼的使者说：“我深信，把这些故事说出来对英国有利，而且我可能是唯一能讲好这个故事的人。”化经历为文字的伎俩再次重演，而这一次他终于可以换来一大笔钱。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版权交易创下了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的世界记录，换算成今天的货币是2750万美元（观察者网注：折合人民币1.79亿元）。

（观察者网杨晗轶、严南译自《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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