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民主”这个概念，必然涉及到民主的定义和解释问题。无疑，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掌握了民主的“认证权”。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和“多元文化”理念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我们能否建立起自己的民主解释体系？其他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何种局面？对此，观察者网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先生进行了采访。】

观察者网：谈及民主，您曾提到中国人和西方对民主的定义不一样，那么，您对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您认为这个恰当的定义是否也应该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授权？

丁一凡：西方人对民主的定义是他们经历过的东西，所以认为形式最重要。中国人对民主的定义也是中国经历过的事情，因此认为内容最重要。我的感觉跟多数中国人的感觉一样，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

但任何政权最后都需要一定的礼仪的认可。中国是礼仪之邦，政权当然虽然民众的认可。说穿了，所谓的“民主”就是民众对政权的一种认可。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儒家思想是中国官场中占统治时间最久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早强调权力要由民众认同的。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就强调民本的重要性，强调权力来自民众。大家对孟子评论君主、国家和民众关系的一句名言都耳熟能详：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一书中记录了他与学生万章的一段对话，孟子巧妙地向万章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君权天授”中的“天”，其实就是“民”。

孟子说：“天子能够向天推荐人，但不能强迫天把天下授予人；诸侯能够向天子推荐人，但不能强迫天子把诸侯之位授予人；大夫能够向诸侯推荐人，但不能强迫诸侯把大夫之位授予人。从前，尧向天推荐了舜，天接受了；又把舜公开介绍给老百姓，老百姓也接受了。所以说，天不说话，拿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罢了。”

万章仍不太理解。孟子接着解释道：“叫舜主持祭祀，所有神明都来享用，这是天接受了； 叫他主持政事，政事治理得很好，老百姓很满意，这就是老百姓也接受了。天授权予他，等于老百姓授权予他，所以说，天子不能够拿天下授予人。舜辅佐尧治理天下28年，这不是凭一个人的意志够做得到的，而是天意。尧去世后，舜为他服丧3年，然后便避居于南河的南边去，为的是要让尧的儿子继承天下。

可是，天下诸侯朝见天子，都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却到舜那里去；打官司的，都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却到舜那里去；歌颂的人，也不歌颂尧的儿子，却歌颂舜。所以这是天意。这样，舜才回到帝都，登上了天子之位。如果先前舜就占据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让位，那就是篡夺，而不是天授予他的了。”

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有许多从西方引进的元素，但也有一些传统遗留的痕迹。公职的任命既有推荐的过程，也有征求意见的过程，最后还有选举的形式。片面地强调某种因素而忽视全部过程，那就会陷入“见木而不见林”的偏颇，有失公允。

观察者网：这些传统留下来的痕迹会不会给中国的历史造成了一种惯性？那么这种历史的惯性是如何体现？又如何作用于政治？

丁一凡：中国人认为最好的治理模式是，领导人开明，能礼贤下士，听进去不同意见；民众能发表意见而不受指责，可以向领导表明自己的诉求，甚至还希望领导能给自己的发展指明方向。这些诉求，对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因此，无论中国政府在迎合民众的诉求方面做多大努力，取得多大进步，中国版的民主对西方国家来说，没太大意义。

中国制度的特点是职业文官制度，也就是产、学、官一体的体制。这个体制有许多优点，可以使不同出身的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业绩，在这个体系中不断攀升，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启蒙运动时，西方的思想家都把中国制度当作圭臬。他们认为，中国制度是个社会流动性极强的制度，可以解决欧洲封建制度社会过于僵化、“死气沉沉”的问题。

中国当代政治制度中也能看到传统制度的影子，我们的干部培养也讲究这些方法。随着改革开放，这些政治传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中国的政治体系是由“贤能政治”决定的，所以这些职业文官对公共管理这门学问，可以说既有理论知识，也有实际操作经验。最终能当上国家领导人的文官，都是经历过各个管理层次的，有着丰富的经验，知道如何处理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之间的矛盾，知道如何才能以大局为重，克服只顾眼前利益的狭隘看法。

当代的社会比传统社会更加复杂，社会攀升的机会也比过去更多。特别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通过各种途径改变自己命运比过去更容易了。因此，政治体制也要更多地考虑这些体制外人群的诉求。中国的人大制度和政协制度为体制外人群提交自己的诉求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既需要从历史经验中汲取精华，也需要不断创新，更好地反应当代社会的变化，与时俱进才能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观察者网：最近两年欧美政坛的一股比较明显的风向就是“民粹势力”的抬头，我们中国的专家学者也在反省这种现象的出现，您之前也提到过选民很容易因为感情因素而被煽动，从而做出错误决定。那么，中国古代先贤以及在现代政治框架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丁一凡：民间舆论有时候会把民众参与政治决策与民主混为一谈，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又有很大距离。我们如果与西方人谈论民主，会拿出许多民众参与权越来越大的事例来证实中国在民主方面取得的进步。但西方人不会认同，会拿他们的那些标准来衡量，说你并没有达到民主的水平。这是一种鸡与鸭的对话，讲得再多，也不会有结果。我们中国人，或说东方文化，注重的是做事的内容，不太重视做事的形式。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做事的形式，而至于做事的内容如何，那他们不太在乎。

从这一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是很在意民众的参与度的。我们讲参与式民主，讲协商性民主，就是要增加民众的参与度，让民众更多地在决策过程中发表意见，各级政府在决策中也必须考虑民众的意见。但话说回来，民众的意见与利益是多元化的。如果每个人的意见都要在决策中有所反映，那可能永远都做不出决策。决策者只有按照社会发展的大规律和大趋势，按照多数民众的诉求去采取措施，不可能照顾到所有少数人的利益。有时候，某些人的利益因为某些公共项目受到损害，抗议、抱怨政府的政策。这很正常。我们需要理解受损害者的苦衷，但也要理解决策者的苦衷。若任何抱怨都考虑，中国能取得今天的成果吗？

观察者网：还有一个问题和西方当代民主政治转型有关。在某些西方媒体的政治语境下，中国的“一国两制”应该会让香港给大陆提供一个“民主样板”。但这个“民主样板”到今天来看并不像西方人想的那么美妙，而且出现了一些乱象，您怎么看？

丁一凡：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都不可能那么绝对理性，都带有那个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斗争、妥协的结果。

香港的政治体制是由中国与英国交接主权时定下的，肯定会既有英国人的政治意图，也有中国政府的底线。香港原来是英国管辖的租界地区，用英国人管海外殖民地的方法来统治。英国人统治时，香港普通居民没有什么民主权利。英国人要离开时，决定给香港人制定一套民主改革方案，美其名曰，让香港人掌握自己的命运。

英国过去统治着一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当反殖民化运动迫使英国人离开时，他们总喜欢给当地创造一个“民主”的体制，让当地人选出的代表自己管理自己。实际上，英国人很清楚，这些前殖民地都是人为地被英国人合在一起的，各地区的民众有自己不同的习俗，把这些地区的代表放在一起，一定会吵得翻天覆地。

而英国人虽然不在当地统治了，却仍然可以利用这些矛盾，施加自己的影响，保护自己在当地的利益。这就是“分而治之”的奥妙之处。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都是英国离开后埋下的炸弹造成的，比如印巴矛盾。

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中央政府当然也有底线，那就是香港不能成为反华分子攻击中国的大本营，不能成为海外势力颠覆中国政权的离岸基地。在这个底线内，可以允许香港人自主决定香港的管理模式。

但是，最近一些年来，香港一些反华势力却利用当地经济不景气、就业情况不好和青年失业率高等社会问题，来破坏香港主权过渡时的共识，要突破中央政府为香港设立的底线。

香港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是因为香港与世界经济联系太紧、而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不够造成的。过去，香港是个制造业中心，但当制造业转移到深圳等地时，香港经历了产业空心化过程。香港凭借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能保持一定的经济繁荣，中央政府也故意把人民币国际化等业务放在香港，给香港创造一定的经济发展机会。中央政府也鼓励内地人去香港旅游，以带动当地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这一切还不足以带动香港的经济回升。

在这一背景下，某些政治野心家开始鼓动青年学生闹事，借口是英国人管理下的香港比回归中国后的香港更繁荣，因此是中国的问题。他们应该把反省的背景放到整个的“大历史”中去看，也就是大陆和香港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把所谓的“民主”问题做一种片面化的渲染是别有用心的。

观察者网：您提到在20世纪50-60年代，中、苏等东方集团国家一方往往支持民主，西方则以自由的口号标榜自己的第三世界政策。那么，您认为今天的中国应该如何宣传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否也应该向其他国家推销？

丁一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很快就想恢复它们对亚、非国家的传统殖民主义统治，遭到了这些国家人民运动的抵抗。20世纪50年代以后，广大的亚、非国家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民族解决运动和国家独立运动，也称为亚非主义。苏联在东欧国家的扩张引起了一些新独立的国家的担心，它们担心苏联的干预会变成新的殖民主义形式。在这种背景下，亚非主义有一种要独立于东西方两大集团之外的诉求。

中国积极支持这些亚非国家的民族解决斗争，特别是给予了亚非运动很大的关注。在1955年印尼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美国与西欧国家支持一些国家的代表在会上提出反对共产主义，会议大有分裂亚非主义的味道。为了挽救濒临分裂的亚非国家民族解决运动，中国总理周恩来把他在1954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提出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再次提了出来，希望能拯救亚非运动。最后，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另外5项原则，万隆会议最终通过了处理亚非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关系的10项原则。应该说，中国为亚非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美国代替了西欧的前宗主国，在一些亚非国家渗透，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支持一些军人搞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中国坚决反对这种“反民主”的行为，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反对外国势力干预这些亚非国家的内政，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形象。 20世纪70年代初，在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议下，联合国大会审议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议案。尽管美国等国坚决反对，竭力阻挠，联合国大会还是以76票赞成、35票、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提案，中国得以重返联合国。这体现出国际舞台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形势。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中国提出了促进全球经济回升的“一带一路”倡议，人们开始重新注意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重新提出了国际舞台上义与利的关系，中国外交才重新要抓回道德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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