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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践悟十九大】丁一凡: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

2017-11-01 09:10:31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丁一凡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集团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剧变,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纷纷易手,共产党下台,反对派上台。一些国家从此陷入内战,国家分裂,社会瓦解,战火不断,很长时间走不出种族报复的恶性循环。另一些国家虽然经历了大幅经济衰退,却有惊无险地“过渡”到了“民主国家”。那时候,许多人都预言,中国也坚持不了多久,“中国崩溃论”应运而生。

然而,中国的发展让那些“末日预言家”大跌眼镜。此后,中国的发展不仅一路顺风,而且风声水起,先后超越了世界上最大的几个经济强国,变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

一、从意识形态挂帅到职业文官回归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也曾尝试过许多治理方式,包括学习苏联模式。但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次政治浩劫后,人们变得理性多了。从那种意识形态挂帅、干什么事情都要看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的教条主义做法,向经过了改良、但比较传统的治理模式回归。

从改革开放起,中国的治理模式更强调职业文官的作用,更强调政府公务员的执政能力与效率的培养。在党校等中国的公务员培训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传统的儒家精神又被提了出来,要求公务员既要讲效率又要讲道德。中国公务员的升迁取决于他们的“政绩”,这些政绩原来是GDP增长率,后来又加上了社会发展标准(减贫)、环境保护标准等等。这推动了各省区、政府各部门官员之间的良性竞争,大家都在比谁做得更好。中国的公共治理靠的是这批职业文官,他们不需要花精力、时间和金钱去竞选,因此工作效率要高得多。

其实,以科举考试为基础的职业文官制度一直是中国公共治理制度的基础,而且曾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楷模。

从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起,西方人一直在寻找治国的良好方法。柏拉图认为只有让哲学家王子去统治社会,才能达到“圣人之治”。但他们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方法,直到欧洲传教士发现了中国的科举及职业文官制度。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16世纪末到了中国,观察了明朝后期的中国政体。他认为,中国与欧洲的一大差别是,中国是由文人、即欧洲称为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在利玛窦笔下,中国这个国家被管理得井然有序,而管理国家的责任则完全交付于职业文官。

南京 江南贡院 图/搜狐文化

中国的“开明政治”模式被传教士们传回欧洲后,被欧洲的启蒙运动奉作典范,而欧洲的启蒙运动又是现代化的开端。可以说,正因为欧洲国家先后根据中国式的治理原则改革了他们的官吏制度,培养了一批专职官吏,它们才有了专业管理人员,欧洲国家才进入了现代化。

相对比较,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和现代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虽然不完全靠“自由选举”,但其选择和淘汰的机制都离柏拉图的主张更近些,也就是说是从职业的公共治理人才中去选拔。现代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是一种贤能选拔制度,老领导们和同行们根据未来领导人的能力来选择。选择的标准不仅有管理各个部门的能力,还要有顾全大局的胸怀。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就是中国选拔官员的最高境界。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经多次访问中国,拜访过从毛泽东到改革开放后的许多中国领导人。他不认同那种称中国的一党制是专制的说法。他认为,共产党的一党制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榜样,那就是科举制。科举官员与共产党有某种共同点,就是这种制度中的官员不是单纯地从贵族或其他封闭性的统治阶级中选举产生的,而必须通过考核制度,通过政绩证明自己的能力,并慢慢向上晋升。无论什么出身的人都可能通过这套体系上升到国家的领导层面,只要他足够聪明,工作刻苦,并通过各种考验。当施密特谈起中国领导人的能力时,他钦佩地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经济政策掌握的程度让我佩服。在这方面,世界上的政府领导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能与他们并驾齐驱。”

环视全球,职业文官制度无疑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公共治理所做的最大贡献。但是,文官势力太强了也会出问题。因此,吏治一直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重大问题。

利玛窦曾记录过明朝政府定期清理官员的做法。在他笔下,明朝每3年对所有省份、地区和城市的高级官员进行一次严格的审查。1607年审查后,朝廷审判了4000多名官员。其中有贪污受贿的;有玩忽职守的;有对犯人量刑过重的;有执政过于草率、考虑不周的,等等。对这些官员的惩罚各有不同,有永不续公职的;有削职为民的;有降职使用的;还有被放到外地任闲差的,等等。中央的官吏也要每5年审查一次,程序同样严格,惩处同样认真。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每隔几年也会有一次审查和清理运动,以保持公务员队伍的纯洁。其实,通过定期的整顿和清理,把不称职和有不轨行为的官员淘汰出局,这是中国特色的管理官员的制度。它既能培养文官、并使文官成为中国公共治理中的脊梁这一优良传统保持下去;又能防止官吏形成一手遮天、尾大不掉之势。

二、实事求是、不信邪才是成功的根源

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但犯错误后总能认真总结经验,改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内从不缺秉公直言之人,这也是中国儒家传统中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认知。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清楚了中国社会里的主次关系,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要学习孟子的名言。

中国共产党虽然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思想基础,但在政策实践过程中,也绝非只认马克思讲过的原则。陈云同志说过:“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也就是说,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

马克思、恩格斯只经历过第一次工业革命,他们只设想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却没有说明未来社会形式的具体运行方式。列宁尝试过“新经济”等不同的发展形式,但后来苏联的发展模式显然有许多问题。我们试着模仿过苏联的经验,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苏联的模式。我们党的创建者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发展形式,做过一些尝试,有一些经验,但却没有形成发展模式。当我们没有规矩可循时怎么办?

我们承认,我们还不了解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实践,承认中国的确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有必要突破一些思想上的桎梏。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打破了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框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我们推动经济建设的形态。

然而,市场机制虽然有利于竞争,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市场不会自动校正经济中的供给失衡,因此也会导致危机。我们并没有把市场决定资源分配的原理当作教条,并没有唯市场马首是瞻。因此,当中国的发展遇到外部冲击时,政府每次都果断出手,直接干预经济,防止了经济发展的大滑坡。政府在支持产业发展方面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使中国很快在量子通信、无线互联网、高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展览会上的“复兴号”模型 图/央广网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便创造出了西方国家用了两三百年才完成的事情。虽然建国6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各种起伏,有过危机也有过灾难,但都挺过来了。当然,这一制度还不那么完善,还需要不断调整。我们不时会感觉到,中国的发展中制度性障碍还不少,还有许多东西设置得不合理;干部选拔制度也不尽如人意,一些官员可以通过腐败这种手段在国家机构的各种层级上不断攀升,既获得了经济利益,又掌握着重大的权力…… 这些事情都需要通过改革解决,需要加强落实我们制度中的各种监察制度,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去预防。

相对比较,中国一直坚持改革开放的心态,认为中国的政体还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囿于制度,许多好机会就会错过,许多事情就会办砸。改革开放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要突破制度的桎梏吗?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许多事情不是仍然在原地踏步吗?改革就是要不断扫除那些不适应形势变化的制度安排,代之以新的制度安排。

改革过程中,要防止来自左右两方面的诱惑,因为它们都可能把中国引入歧途。我们必须保持谦虚谨慎,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防止脑袋发热,搞“跨越性”的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改革时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中国的改革一定要照顾到中国的传统,考虑到中国的现实,要做到循序渐进。当抓到一个具体问题的改革时,又要做到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不留任何尾巴。

三、家国情怀、人定胜天就是中国人的信仰

从苏东剧变开始,原来两极世界中东方集团的共产主义信仰似乎垮台了。原来苏东集团国家人民坚定信仰的,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而中国因为改革开放,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用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去引导人民,而是更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理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一段“意识形态的真空”。

从那时起,基督教、佛教、伊斯兰等宗教势力开始向中国社会迅速渗透,特别是基层社会成为各种宗教势力争夺的场所。市场放活以后,一些造假行为突出,有些人便推而广之,全面否定中国人的信仰,把一切不守规矩、唯利是图的行为都归结为“中国人没有信仰”。

其实,流传甚广的“中国人没有信仰”说,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宗教势力为了扩张而找到的借口。从民族学的角度上看,这种说法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何为民族?民族就是由使用共同的语言、文字,有着共同信仰的人群所构成的。倘若中国人没有共同的信仰,如何才能形成占了中国人口92%的主体民族汉族,如何又能形成这样一个占全人类1/5多的单一民族?

中华文明是在与自然斗争中形成的,因此中国人有着“人定胜天”的精神。中国人崇拜祖宗,不太相信神,相信依靠自己比依靠神力要更靠谱。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再到愚公移山,这些中国的传说故事无一不体现着中国人与自然斗争其乐无穷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之间的团结互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中国人从小就知道团体的重要性,中华文明是建立在这种团结、和睦与和谐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人有一种家国情怀。

中国人从来认为,家和国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家和天下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所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历来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不是怕神,而是要为家庭和国家做贡献。我们学习的经典是爱国主义的经典,是岳飞的精忠报国,是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因为这种家国情怀,中国人对国家的事业非常忠实,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清末大臣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林则徐把237万多斤英国不法商贩的雅片倒入了大海,沉重打击了鸦片生意,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却招致了英国对华发动的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后,林则徐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皇帝革职,发配新疆。即使如此,他还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激励诗句。

中国文人对国家忠诚并不追求回报,因为在家国情怀中,家与国是一体的。若没有这种家国情怀,在建国初期,怎会有一批如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等在国外已经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回来建设祖国呢?为中国两弹一星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又有多少人舍弃了欧美的优厚待遇与生活条件,回国到荒野大漠中去探索中国强国的道路呢?再比如,前不久去世的“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回国时一年的工资仅等于他在美国一天的工资。但即使如此,他仍义不容辞地回到祖国,千辛万苦地寻找安装射电天文望远镜的地点,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让中国成为拥有全球最大射电天文望远镜的国家。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早期照片

现在,每年又有多少在发达国家学习过的留学生回国报效祖国的呢?忠于国家便是忠于自己人。在这种家国情怀的教育下,家长通过言传身教把传统价值观传递给子女,形成互相照顾、互相帮助的邻里风气,形成和谐的社会风气。习近平说:“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家国情怀的现代版解释。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有中国化才能成功

中国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总有一些人喜欢挑刺,说中国遵循的社会主义路线不够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是如此、如此说的。

其实,从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后,一直有一些人要求绝对执行马克思的思想,他们自称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所处的欧洲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差了十万八千里。照搬欧洲无产阶级城市起义式的革命在中国基本行不通,只有在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后,才让中国革命走上了正轨。“原教旨式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鲜有不失败的例子。从上海、广州的城市起义、根据地时期的反围剿阵地阻击战的失败,到长征路上的受挫,无一不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去做而犯的错误。

毛泽东写的《矛盾论》与《实践论》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只有按照这种道路走下去,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指导我们实践的思想基础。

中国文化不是排它性的。从引进佛教到引进马克思主义,外国的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也都经历过“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从印度进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儒家文化的改造,成为中国的大乘佛教,成为禅宗。这种“中国化”后的佛教后来又东传到日本和朝鲜,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也经过“以儒诠经”的过程,许多伊斯兰教的经典与原则经过中国传统典故解释后,才被中国的信徒所接受。

我们近代也犯过错误,曾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作“封建文化”,要“打倒孔家店”,彻底破除“四旧”。然而,当文革的浩劫过后,我们才发现如果真清除了传统文化,我们就会彻底失去发展的方向。没有了传统文化,我们的根在哪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抱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态度,发挥和光大它,用它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让中国人民更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心悦诚服地接受它。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国人民,我们一定能走向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丁一凡 北京外国语大学亿阳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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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凡

丁一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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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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