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之前开设的“古希腊哲学”和“《理想国》导读”两门课程都非常受学生欢迎，您为什么在这学期有这么大的跨度，开设了“《论语》导读”这门通识核心课？

丁耘：实际上我06年就开过《论语》导读，不止一个学期，但还是没有讲完。复旦有一个西学研究者开设《论语》的小传统。90年代初，谢遐龄教授就开设过。当时我还是本科生。后来张汝伦、洪涛教授都开过。学生初学，入门需正。《理想国》等是西学入门的最好选择，《论语》等四书是国学入门的最正选择。中西互质，相得益彰，就能把各自的特点看得尤为清楚。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学生应该有平视中西的视野、贯通中西的抱负。而从对自己生活的受用、对中国传统的体会来说，《论语》比柏拉图、康德之类或要更有帮助。

问：“《论语》导读”是一门通识课，可能会有来自全校各个专业的学生选课，教这样专业背景不同的学生会有困难吗？

丁耘：复旦通识教育的所有课程，其选课学生的背景都比较丰富。《论语》课堂上非但有各专业的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博士生和外校的青年教师。这样复杂的背景构成，对《论语》课并非麻烦，甚至亦非挑战，而恰恰是比较对机的。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现代的专业壁垒困不住《论语》等古代经典。学生背景丰富，一方面会促使教师找到直指人心的表述方式，但另一方面教师也要提醒自己不能在教学中削弱学术思想史的意识。只有后者，会上成一般的古典文献课程甚至史料课程。只有前者，会把此课变成社会上的国学班里的心灵鸡汤。以我个人的学习和教学经验，《论语》以及中国的大多数义理典籍蕴含这样的力量，在掌握足够背景知识的前提下，可以受用其教诲。按我以前的说法，这就是建立在对象化阅读基础上的基源化阅读。

问：《论语》这本经典，如果细细讲的话一学期应该是不够的。那您是如何设计和讲授课程，能让同学们在一学期内学有所得？

丁耘：我强调细读。对所有的经典来说，掌握恰当的阅读方法，比知识点更为重要。而经典的类型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例如，我讲授过《理想国》、《论语》、《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这四种书的恰当阅读方式全都不一样。

关于《论语》，我极力避免大而化之的概念化讲法、概论性讲法，一定要逐章讲解，甚至讲解章与章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有其儒家教学上的考虑的，本来就是《论语》成书者的用心所在。如学生掌握了这种方法，看到了这方法如何在《论语》的篇章中得到运用，我想教学效果就达到了。在细读的同时，也可展示略读的方式，用这种方法在最后两周讲一些无非细讲的篇章，也是一种选择。

问：现在学生群体中，有很多人崇尚西学，也有一些人崇尚国学，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在当时代下如何调和中西学？

丁耘：这不是学生群体特有的现象，而是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基本现象。要细说，几本书都说不完。学好西学才能学好国学，否则对中国学术的解释工作，无非就是找国学材料去充实那些或时髦或过时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框架，做海外汉学的仆从。而海外汉学本来就属西方文科里等级较低的边角料学科。但除此之外，要扎实地，尽可能传统地掌握中国学术，就像世界上根本没有西学那样。如果不这样，就没有基本功。

另一方面，中国人学习西学的目的当然不是归化西学，而是判摄而超越，如宋儒之于印度、西域之学。如无此发心，那恐怕多是为个人名利而学，为得西方人承认而学，毫无志气，岂不可悲。

陈寅恪先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昭」示者也。”

陈先生的这番话是不刊之论，愿与诸生共勉！

问：您认为，国学在现时代学生的教育中是否存在某种新的意义？如果有，那具体是什么，又如何展开的呢？

丁耘：人要认祖归宗，才能找到自我。否则或是游魂，或是异域归化者。对于读书人来说，精神上认祖归宗，除反复阅读本国历史上之大经大典之外，别无他途。

（本文原载“复旦通识教育”微信公众号，内容是对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丁耘老师有关通识教育的采访，采访人马雨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