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丝露、张锦】

本周五（6月28日）即将在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自5月中美上一轮经贸磋商后，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与美国总统特朗通话，敲定在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至此，中美两国能否通过此次最高领导人会晤，在经贸问题上达成更广泛共识，成为大阪峰会的最大悬念。

2019年6月初，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CDRF）和哈佛大学合作举办的第16届“构建21世纪金融体系”中美研讨会上，我们与前美国财政部亚洲助理副部长多纳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

二十多年的财政部生涯中，多纳历经五届总统执掌下的美国政府，并多次参加与中国政府的谈判。

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美国政府官员作何想法？

多纳认为，管理中美贸易关系将是中美两国的一项长期任务。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了解、保持沟通的重要性，将超越此前两国交往中的任何时刻。

“中美经贸磋商不是一场商业谈判”

CDRF：一年多来，中美经贸磋商历经11轮，你对磋商的整体印象如何？

多纳：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带着商人的谈判意识，并且将贸易谈判视为商业谈判。早在2017年，他们就认为与中国的全面经济对话（CED）将促成一项快速且成功的贸易协定。

但他们很失望。2017年夏天CED结束，直到2018年，谈判才真正开始。这次，他们派出了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领导美方，一个强硬且有能力的谈判者。

罗伯特·莱特希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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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莱特希泽先生早就意识到谈判中的结构性问题很难达成一致。

考虑到中美间这些棘手的问题，我并不惊讶，也不困扰于谈判花了很长时间。更令我担忧的是，目前中美双方关系正朝着更加对抗的方向发展。

CDRF：如您所言，中美两国关系正朝更具有对抗性的方向发展。在什么条件下两国关系才能回到正轨？

多纳：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愿意承认：知道有些问题对你们很重要，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有些事情是我们需要的，有些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

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双方探索存在的可能性。并且接着上次讨论重新开始谈判。就公平与不公平的界限，美国和中国可能看法不一，我们就需要讨论政策并试图就界限达成一致。

这将需要双方都拿出勇气，放弃极端立场，继续开始谈判。

多纳在2007年中美研讨会上

CDRF：就目前中美关系而言，什么是亟需的？

多纳：建立一种积极的谈判关系。一个有效率的谈判者能看清对方的限制条件，并考虑如何使对方更容易同意自己的要求。例如，对谈判另一方来说，有哪些国内政治的限制因素需要考虑？此外，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与商业谈判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们不像购买房产那样是一次性的谈判。这次谈判不会是最后一次。纯粹地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建立一种谈判关系，才能使美国在日后获得最大利益，而不仅是在这次谈判中获得最多的利益。

“谁当总统问题都将存在”

CDRF：中美经贸领域的合作多年，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中美贸易问题爆发？

多纳：的确，中美经贸问题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奥巴马政府也面临着许多同样的问题。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很重要因素。中国经济规模小的时候，它所做的事情可能会被忽视，但中国经济规模非常大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此外，美国公众对贸易及其对美国工人的影响越来越敏感。尽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很多，但在过去25至30年里，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根本没有增长，贸易被视为收入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不单只与中国有关，但中国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人对国际贸易的敏感性和疑虑，以及国际贸易对大多数美国人有利的程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CDRF：特朗普当选总体是否加剧了美国国内上述局面？

多纳：应该说，我刚刚所描述的情况有助于特朗普当选总统。特朗普是独一无二的、好斗的，他会采取其他总统不会采取的措施。但是，说他是症结所在并不准确，并且会导致对美国局势具有误导性的判断。

不过我要说。即使2016年是希拉里被选为总统，美国也会走上相同的道路。

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两人在总统竞选期间，都承诺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CDRF：一种观点是，特朗普总统希望保持中美经贸谈判的现有状态，直到2020年。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多纳：我不确定。特朗普总统在很多事情上受到批评，比如比起其他总统，他在同意事情和推翻之前的声明上，更有灵活性。

我认为他更愿意说“我和中国达成了一项其他美国总统都无法达成的协议”，而不是“即使我们没有达成协议，我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最强硬的”。

CDRF：中国会是2020美国大选中每个候选人的话题吗？

多纳：是的。我们是双边失衡最严重的两个经济体。在未来，处理这种不平衡并管理这种贸易关系将是中美两国的一项长期任务。

CDRF：如果2020年一位民主党人当选，会发生什么?

多纳：2020年不论谁当选总统，美国和中国都将继续在这些技术和产业政策问题上发生严重的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些问题的性质不会改变，而且各政党都认可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下一任美国总统将有自己的个性和处事方式，但问题是一样的。

不是中国，另一国也会成为抱怨焦点

CDRF：美国公民如何看待中国？贸易战是否改变了这种看法？

多纳：我不认为事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在制造业工人中有反对中国的声音，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就业机会减少了。我读到的新闻里有种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应该与中国有一个更良善、更公平的贸易关系。美国人想要一个协议，但不想为此做出牺牲。公众愿意与特朗普总统站在一起，但不是永远站在一起。

CDRF：有人说，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争议，是美国国内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端，您同意吗？

多纳：我认为，在很多方面这是一场关于贸易和发达经济体当下运作方式的争论。

它关乎那些几乎没有能力从一种职业或社会阶层迁移到另一种职业或社会阶层，并受到贸易严重影响的人，而不是那些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技能和教育的人。

这个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欧洲。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增长集中在顶层，中产阶级和底层人群的收入和工作保障都没有增加，这经历导致了民族主义、反全球主义的情绪。

中国之所以撞在枪口上，是因为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进口竞争的重要来源。如果不是中国其他面对类似情形国家也将从中受益，并成为抱怨的焦点。

CDRF：您对美国经济增长有何展望？

多纳：事实上，我对美国很有信心。我确实担心美国的财政状况，不论是当前的赤字还是长期以来的财政前景。赤字限制了政府在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中的支出能力。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时候存在巨额赤字，在经济衰退期间，我们的赤字将进一步增加，从而限制我们采取反周期财政政策行动的能力。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有句名言：“生产率增长很重要，从长远来看，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保罗•克鲁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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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我对美国经济持乐观态度。它具有创新性，能够吸引和奖励人才。它开发和应用新技术。纵观其他发达经济体，我不愿意把美国的经济状况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美国企业一直在等待事情解决

CDRF：中美关系的今天和未来，会对全球价值链将产生什么影响？

多纳：过去30年，国际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产品组件的贸易，人们称之为全球化或全球价值链，但我认为这是制造业产品生产的拆解。

现在，企业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供应链风险。他们可能知道直接供应商是谁，但很少知道谁为这些供应商供货。小小的中断就可能造成大影响。规避风险的一种方法是缩短供应链，同时将部分生产转移回国内。

同样，即使是很小的关税也可能对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目前，全球关税格局非常不稳定。我们不知道中美谈判和其他谈判的结果，不知道我们能否达成协议与谁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

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供应链的经济。

多纳在中美研讨会上

因此，美国企业一直在等待事情解决，等待一套稳定的关税和贸易协定出现，对供应链中的关税有合理的预期，这样就可以计算生产成本和最低成本的供应链。同时，中国也在改变。工人工资在上涨，同10-15年前相比，非技术制造业和组装业的经济收益不再那么有利。许多中国公司正在迁往其他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这是很好的，这是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的结果，使得中国人的收入增加。

CDRF：中美间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

多纳：让我用风险的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达成协议？答案是，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规模非常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我们担心来自中国的技术竞争，但我们从彼此那里购买了很多东西，而且由于比较优势——专注于我们最擅长的事情的能力——每个人的收入都更高。此外，还有一些全球性问题只能通过美中合作来解决。持续不断的贸易冲突——尤其是我们两国经济的日益脱钩，以及一种更具对抗性的关系——使我们很难在其它方面展开合作。

多纳在参会期间接受采访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无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达成协议。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各方的关切和考虑都需要权衡。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真正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并以一种不会让任何一方丢面子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

CDRF：您如何看待贸易问题？这仅是贸易问题，还是说涉及军事和安全问题？

多纳：一方面是贸易的不平衡。迄今为止，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逆差。这对任何一位美国或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而言，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在美国拥有商业实力和比较优势的许多领域，中国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第三个事实是，如今经济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有了更大的重叠。在过去，国家安全意味着军事生产和飞机制造。现在是计算机、电信、关键基础设施以及企业和个人的数据。现在，要纯粹地把国家安全问题与经济问题区分开，难度要大得多。

这三种情况都使中美经济关系更加艰难。

CDRF：对解决中美关系面临的这些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吗？症结是什么？

多纳：现在存在一种危险，即双方都可能采取令自己后悔且无法逆转的行动。双方需要坦诚地接触且务实地评估彼此的关切，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但重要的是开始尝试。相比于15年前，中美有一个巨大优势——双方都在为拓展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更好地了解对方而不懈努力。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和中国政府，包括政府内部以及各部委、机构和国有企业内部的争论和派别有了更好的了解。我知道，中国官员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的理解，也比我刚开始工作时所认为的要深刻得多。此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理解也比以前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理解，达成有效的协议，包括如何在不令任何一方难堪的情况下进行冷静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