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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国:克服实体经济困难 还得靠中国经验

2017-03-24 07:51:30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杜建国】

刚刚过去的两会上,实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成为一个热点议题。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确实遇到了不小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该如何解决?有哪些错误观念误导了大家对实际情况的认识?下面笔者尝试着予以解答。

实体经济的困难源自经济放缓

虽然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有见底复苏的迹象,但从大的宏观环境来看,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仍在。而实体经济的困难,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因,毫无疑问就是经济增速放缓。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但2016年中国GDP增量,差不多跟印尼当年的GDP相当。

经济的晴雨表就是增长速度,当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时,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所有经济领域都会受到带动,反之,当经济持续下滑甚至陷入萧条时,实体经济首当其冲最容易受到拖累。

经济放缓,意味着需求减少、利润被挤压,企业活力自然受影响,在这种大背景下,实体经济想独善其身、保持繁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要想缓解以及从根本上改善实体经济的处境,就需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开始超高速增长,平均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速接连保持了十余年。

自2012年起,中国经济开始明显放缓,当年增速首次跌破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是衡量整个经济同时也是实体经济景气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自2012年3月份起,中国的PPI开始负增长,直到2016年9月才由负转正。

PPI负增长接连持续54个月,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可见一斑。

2016年年初,经济学家余永定的态度转变,很有代表性地说明了增速持续下滑所引发的担忧:

“直到2015年初,我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并不十分担心,认为这是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PPI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以及这种下降对国内、外市场信心的巨大破坏,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PPI负增长和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性质。”(《余永定:我为什么主张出台新刺激政策》,财新网2016年2月9日)

“降速提质论”误导了中国经济

中国实体经济不够景气,与“降速提质论”的误导有关。近年来,“降低经济增速有利于提高经济质量”这一观点已成为中国经济舆论的主流。这一观点尽管被普遍接受,但其实是讲不通的,既缺乏实践经验支撑,也缺乏严格的逻辑或理论论证。

从中国经验来看,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期其实也是质量快速提高期,从能源到通讯、从装备制造到集成电路,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已大都站在先进甚至领先行列。可惜这一点被舆论忽视了。

从国际经验来看,慢增速期从来就没能比快增速期更有效地促进经济质量的提高。

二战之后昔日的世界工厂英国,其经济增速一直低于德国,按照‘低增长若有益于产业升级或提高经济质量’这一逻辑,它的产业竞争力应该高于德国才是,不过事实却正好相反。

再看2008年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他们的产业升级难道因此而突飞猛进了?事实依旧恰恰相反,如经济下滑最严重的经济体希腊西班牙等,丝毫看不出产业升级的迹象来。相反,经济质效最高的德国,则是西欧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不仅西方的经验不支持‘低增长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之说,东亚日台新韩四个国家与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也是如此。

截止上世纪九十年代,日台新韩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这也是其完成产业升级、进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的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日台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甚至近乎停滞,韩新相对来讲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一快一慢的结果是日台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产业水平都开始下滑,而韩新的经济地位与产业水平则持续提高。

日台韩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高增长而非低增长才能提高经济质量、促进产业升级。”(见笔者观察者网专稿《低增长无助于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二】》)

中国与国际经验证明:经济增速与经济质量完全呈正相关关系,而不是相反。

从理论上来说,增速放缓后,企业盈利空间变小,生存困难,普遍缺乏通过投资来提高效率的意愿与能力,质量提高也就无从谈起。(笔者并非马后炮。从2011年起,笔者就明确指出中国的高增长其实是既有速度也有质量;随后又指出通过“降速”是无法实现“提质”这一目标的,将“稳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如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陈平教授所言,能否提质,关键是看企业能否把利润的相当大部分转化为研发创新。如果经济下行挤压企业生存空间,只能死的更快,哪有提质的机会?很多经济学家自己不做企业,常常停留在纸上谈兵。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能忽视经济增长,比如,在十三五规划说明中,他就明确指出:

“”到2020年翻一番,按照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至少也要达到6.5%。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利于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更加切实感受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

十三五年均经济增速不低于6.5%,这既是完成两个翻番目标的前提,也正是实体经济不进一步陷入困境的保证。只有增长稳住了,实体经济才能恢复活力。

习近平号召学习的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阐明了数量与质量或速度与质量的辩证关系:“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这一判断,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原则或逻辑原则,它同时也适用于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其实是不可分的。

那种企图抛开速度单纯追求质量的观点,是不可行的,现实经济中只可能存在高速高质、又快又好,不可能存在低速高质、又慢又好。

“降速提质论”被拔高的同时,以往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些具体有效的政策、措施或手段,则普遍遭到了贬低甚至被妖魔化了。

如,正常的有效的宏观调控被丑化为“强刺激”;正常的货币政策如降息降准,被污名化为“大水漫灌”、“货币超发”;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对之羡慕不已的中国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被称作“粗放低效的投资拉动”;为促进地方经济与基建建设而发售的安全的地方政府债务,被夸大为“地方债务危机”,等等。

2016年中国经济稳定在了6.7%,再次成为世界第一,令全球一片羡慕,但是,在国内却有不少人要求中国经济进一步下滑,甚至明确说跌破4-5%才好。

还有人说,中国经济不必在乎速度,要破除“硬着陆恐惧症”,敢于接受“创造性破坏”,经过破坏后,经济就会具备创造性。问题在于,遭受破坏后万一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呢?2007年次贷危机起,美国经济遭受破坏快十年了,哪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呢?

关于中国经济,市场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

3月2日两会前夕,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中国仍需警惕“僵尸国企之患”》,明确称“创造性破坏”就是“休克疗法”,并要求中国放弃稳增长而实行休克疗法。苏联实行休克疗法的前车之鉴有目共睹,西媒与国内大量媒体人却联手大力向中国推销打着创造性破坏幌子的休克疗法,这到底为了啥?

中国实体经济要想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得摒弃这些贬低速度的流行观点的误导。

媒体妖魔化“四万亿”,鼓吹脱实向虚

本来,过去中国高增长的经验,就是重视实体经济、依靠实体经济的经验。中国过去的三十余年的高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实体经济。

2007年之后,西方陷入金融危机,并祸及全球。中国却一枝独秀,将影响降至最小,并通过一揽子计划(俗称“四万亿”)而迅速恢复了高增长,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在全球是最健康的。

但是,中国经济率先在全球走出金融危机后不久,舆论却对立下大功的“四万亿”大加贬斥。本来,明明是“四万亿”令中国脱颖而出并“拯救了世界”,对此全球羡慕不已。

但是,国内媒体与学界却扭转了舆论走势,带头将四万亿批得一无是处,给四万亿扣上了“国进民退”、“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及“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罪名。

这类批评大都是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比如说,作为普通消费者都能看得到的,没有四万亿的大力投资,何来今天中国笑傲全球的最大高铁网络?何来全球顶级的移动通讯网络?这些全都是促进提质增效的在新领域的投资,怎能是“重复建设”与“落后过剩”。

批臭四万亿的同时,舆论又掀起了一股鼓吹“脱实向虚”、“金融创新”的论调,比如,前几年,有位在美国获得过大奖的媒体经济学家干脆直接要求“应大力发展虚拟经济”,这就是典型的一幕。

在这种舆论大潮的胁迫下,政府的政策开始放宽,以所谓的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投机行为,迅速在全国蔓延。这些所谓的金融创新,好多其实就是将传统的非法集资、庞氏骗局搬到了互联网上而已。

直到进入2015年,“e租宝”、“泛亚”等集资诈骗大案原形毕露震惊全国后,鼓吹金融创新的舆论才慢慢冷却下来。经过这几年的“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已经造成了相当的危害。而经济增速的放缓,主业经营利润下降,又会促使那些本不愿放弃实体经济的企业,不得不尝试着放弃主业去搞投机来盈利。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很多在抱怨实体经济困难的人,恰恰是在前几年鼓吹“大力发展虚拟经济”最为卖力的。当初,这些人鼓吹降速,鼓吹“金融创新”,等到他们的主张落实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了,投机泛滥了,他们又没事人似地改口说:中国经济完了,实体经济完了。

比如,某位当红的“经济学家”近期义正辞严地指责“P2P是庞氏骗局”、“出来混,总要还的”,可是仅仅还在三四年之前,他的观点却截然相反,盛赞P2P 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具有无比广阔的前景”、“是挡不住的趋势”。

经济脱实向虚,这类人物当初的鼓吹其实是脱不了干系的。

“退二进三”论和“消费拉动论”的危害

“脱实向虚”论之外,“退二进三”论也对实体经济有不小的影响。实体经济最重要的领域就是工业或第二产业,这几年,舆论热衷于宣扬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称这是产业结构升级、提质增效的表现。这一观点的误导性也是很强的。

其实,除了准工业化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以及部分高端服务业,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普遍低于第二产业。

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增加、第二产业比重大幅下降的现象,这通常被舆论视为产业现代化的特征,事实上,这并不是先进的表现,而是西方产业蜕化的表现。

贬低工业或第二产业的作用、夸大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作用,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早在数年前,笔者就在《中国应该继续用投资拉动经济》、《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第三产业占比高未必是好事》等文章中,指出不可夸大服务业的意义。)

英国金融时报,至少自2010年起便始终一贯连篇累牍地向中国推销“降低增速、减少投资、加大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这一药方。

但是如今,它也不得不发文《服务业未能助力中国经济改革》承认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无法取代工业成为新的经济引擎:“中国领导人对国内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寄予厚望,但实际上,服务业未能填补制造业低迷留下的空白。服务业接不起重担使得中国政府推迟早该进行的结构性改革,继续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

该文还指出,目前的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并非是“健康的转型”,因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急剧上升并非是服务业突然繁荣的结果,而是其他经济部门动能衰减造成的。”(《服务业未能助力中国经济改革》,金融时报2016 年10月20日)

与“退二进三”论一起盛行的,还有“消费拉动”论。

“消费拉动”论认为:过去中国的高增长是片面的投资拉动,粗放低效,为了提高质量,要改为消费拉动,减少投资,增加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实践结果是:投资增速下降后,消费总量的增速也下降了,“消费拉动”根本就无从谈起。(详细分析见笔者观察者网专稿《居民收入跑输GDP,消费驱动还灵吗?》)

“减税”论于事无补

对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许多人热衷于从“体制”上进行解读,如从前几年曾流行过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融资难”论,到当前流行的“税负重”论,都是如此。

现在很多人主张,中国企业税负太高,实体经济要想重振雄风,只能通过减税来实现。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

首先,如前所述,实体经济的活力不如以往,主要是因为增速放缓所致,而通过给企业减税,并不能加恢复或快经济增速,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处境,不能促使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大投资与生产即恢复繁荣。

很明显,既然问题不是因税收而引起的,那么自然就不可能通过减税来予以解决。其次,早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税负常常被夸大了。

如,按照小口径标准即税收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约为18.4%;按照国际通行的IMF统计口径比较,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为29.1%,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的42.8%,也低于世界平均的38.8%和发展中国家的34.4%。

近期有位企业家称自己企业税负太重,结果专业人士仔细分析后却发现,第一该企业的利润很高;第二该企业交的税并不算太多,且大头如增值税等大都转嫁到下游客户或消费者身上。再者,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如果大幅度减税,政府财政必然减少,这将削弱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以及保障民生等)的能力。

“减税能促进实体经济恢复活力”,不光从理论上讲不通,实践中更是行不通。

众所周知,美国自里根时代起,就迷信减税政策,认为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结果,实行了二十多年以后,一方面经济没有起色、甚至越来越糟,直至陷入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贫富分化加剧,令美国沦为1%与99%的社会(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 “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

巴菲特曾批评说,减税变成了对富人、对企业的片面性、偏袒性的减税,广大民众与政府都变穷了,只有少数富豪得利。现在有人却要求中国把希望寄托于减税,这只能让中国重蹈美国的覆辙。

实体经济的困难不能怪“工资太高”

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增长过快,致使实体企业不堪重负陷入困境”。在笔者看来,这一解读同样也是缺乏依据的。

首先,如前所述,中国实体经济的困难是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目前,尚没看到有人能提供任何充分过硬的证据来证明经济放缓是由于“工资提升过快”所致的,有的尽是些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

其次,过去中国工资水平提升较快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增长快、实体经济繁荣的时期。

前些年,最低工资每年调高一次,且涨幅较多,但是,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变糟。反倒是最近这两年,虽然工资提升变缓了,如各省市区最低工资调高多变为两年一次且涨幅也变小了,但是,反倒看不到实体经济有任何因此而好转的迹象。

最后,相比于上个世纪,目前中国工资水平虽有了较大提升,但是客观地说,仍旧是不高的。

日常经验俯拾皆是,比如前几天,笔者询问了北京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他自己的收入与工作状况如下:“吃住在公司,早晨六点起床,七点开始工作,晚上七点收工;回公司吃完晚饭后,继续干分拣整理等活儿,到晚上十二点休息;没有双休日;即使这样,每月收入最多五千左右;没有社保,有商业保险;送货电动车出了毛病,维修费要五十块钱以上的公司才给报销;员工流动性很大。”

工资收入相比劳动付出,绝对不能说是高了。就连前段时间抱怨中国实体经济经营成本太高的那位玻璃制造商,也明确承认:目前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美国同行的八分之一。

美国的历史证明,一遇到点儿风吹草动就指望依赖减税、降低员工工资等手段给企业“减负”,以此来解决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这种做法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不仅如此,反而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四年前笔者就指出:

“里根与撒切尔的极端化减负政策,看似为企业着想,其实损害了企业家精神。里根撒切尔当初宣称,只要99%做出牺牲,那么1%就会努力向上,企业就会恢复竞争力,经济就会好起来,可结果却是1%通吃了一切,而经济则是每况愈下。西方的企业家阶级,越来越难以担负起自己应负的技术进步的组织者的天然职责,变成了不讲奉献、只知向员工、向政府索取的食利者。市场经济中,企业家阶级的本职工作首先应该是做大蛋糕,现在西方的企业家却净想着分蛋糕(即减负)而不管做蛋糕了。”(见观察者网专稿《企业要进步,别光靠减负》)

实行减税、压低工资水平等政策后,并没有令整体经济由衰转盛,并没有促进全社会财富的增加,只是改变了财富的分配,靠政府与大众的收入减少来保证少数人的收入。解决现在的问题,要靠的是像以前一样不断把蛋糕做大,而不是不做大蛋糕了、只管抢分蛋糕。

要理直气壮地追求稳增长这一目标

当前,要怎么办才能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同时也是推动整个中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呢?

第一,要要树立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要重视并继承发扬中国经济发展既有的成功经验,要避免受那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观念的误导,要敢于承认: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才是既有速度也有质量、又快又好的。

在这一高增长时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以及接近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科技大国;同时期,中国的民生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通过了新劳动合同法,普及了社保(包括大范围普及医保),逐年调高最低工资,学费长期不涨(比如二本及二本以上大学学费从2002年至2012年几乎没有增加),等等。

第二,要理直气壮地追求稳增长这一目标,要坚持做大蛋糕,只有整体经济保持一定的较高速度,实体经济才能同步繁荣,才有可能实现提质增效而不是降质减效。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

第三,以往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或手段,如货币的、财政的、产业的、基建的、地方政府的,等等,虽然有瑕疵、有不足、并不可不免地带有副作用,但是其利是远大于其弊的,这些政策、措施未来仍旧可以继续发挥其作用,当然,要尽可能地做到趋其利避其害。

第四,坚持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而不是既不做大蛋糕又不分好蛋糕这种下下之策。正如习近平强调的:要坚决如期实现两个翻番的战略目标,同时要在这一过程中贯彻“共享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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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国

杜建国

独立学者,专注产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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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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