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是当下中国的一件大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已经持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五年来累计脱贫达6500万人，平均每年超过1300万，而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里，每年脱贫人口只有673万。毫无疑问，脱贫攻坚推动了中国民生的改善，同时，政府对相关的宣传也很重视，但是，我不得不指出，此事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反响，并没能成为大众舆论的热点。

为什么会这样？

大致说来，当代中国媒体早已演化为两大类别，第一类是政府部门直接主办的媒体外，俗称“党媒”或“官媒”，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类，即数量极多的商业媒体，包括传统的与形式多样的新兴网络媒体。中国大众舆论的热点话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二类媒体来决定、甚至操控的。

商业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则连形式上的热情都没有，对脱贫攻坚的反应始终很冷淡，尤其像“财经类媒体”，竟然也很少涉及这一话题，好像将近一亿人的脱贫与经济、与“财经”无关似的。在颇能反映大众情绪的自媒体代表——微博上，很少见到有人主动谈论此事，反倒是某个明星或大款的个人有名无实的“慈善”行为会成为热门话题。所以说，脱贫攻坚未能成为舆论热点。

商业媒体为什么对脱贫攻坚一事反应冷淡呢？

在回答或解释这一疑问之前，我先详细介绍一下我所亲眼目睹到的脱贫攻坚的具体落实情况。在掌握了解了脱贫攻坚的实际内容及其所具有的特征后，媒体为什么对其冷落的答案将会随之水落石出、不言自明。

下面就来谈谈脱贫攻坚的具体情况，重点介绍农村住房的改善与新农合医保对农村医疗的贡献。我的介绍，将尽可能多地依靠自己的直接观察。

农村居住条件改明显善——脱贫攻坚的突出印象

坦率地说，对脱贫攻坚一事，我也受到了舆论的影响，虽然知道有这件事，但一直没怎么用心关注，直到2015年冬天去贵州之后，才逐渐发现各地政府在此事上的推行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2015年冬天，我参加了网信办与贵州政府共同组织的“脱贫攻坚看贵州活动”。此次活动给我的最突出印象是：在农村看不到破房子了。过去农村贫困有一个难以掩盖的表面现象，就是破房子或简陋狭窄质量差的房子大量存在，连居住条件都不行，何谈脱贫、小康？

这次贵州之行，却很少再看到那种老旧的房子了，有破房子也是不再有人住了，无论靠近市区的还是极其偏远的村落，无论是行程规定中的参观点还是行车途中所看到的不知名的村落，都是如此。

对于外来的参观者来说，看一个地方或者说一户居民生活困难不困难，房子是最直观最简单最可靠的证据。房子，首先难以造假，是切切实实摆在那里的，糊弄不了人，不像别的事物如村民收入、干部介绍，有无水分我也无法判断；其次是持久的，盖起来了就塌不了，几十年都有效。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一环，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过这一领域非常复杂，情况各异，而且每一产业都因多变的市场环境而时常发生波动，效果到底多大以及到底能维持多久，像我这样只靠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参观，根本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在本文中，我就不讨论“产业扶贫”方面的情况了，而只选择住房等容易做出判断的领域来作为证据。

贵州有些农村地区，坐落在高山峻岭深处，地理条件糟糕到连公路都无法修通的地步，无论如何精准帮扶，都无法让村民彻底脱贫，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从大山里搬出来，实现“挪穷窝 拔穷根”。像凯里州丹寨县的高峰村就是这种情况，全村居民现在已离开大山搬迁到了县城的安置楼房。当地干部带领我们参观了几家搬迁户，每人至少补贴七千元，三代人两个户口，买两套小户型安置房，合在一起一百平米，自己掏七万多块钱左右就够了，折合一平米七百元。

参观中，担心地方干部的介绍有浮夸和水分，我便自己脱离大队伍，单独去询问了两家搬迁户，一户是敲门进去询问的，一户是户主正好出门下楼，我在楼下询问的。这两户对我讲的，与干部介绍的大致一样，其中一家也是三代两户，两套房子一百平米（两套打通成为一套）七万多块。另外一户家中只有三人，领到的补贴就少了，一套五十平米的自己掏了近五万块，折合一平米近一千元。

高峰村易地搬迁的田君福和女儿在城里的新家。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 魏博 摄

当时我心存疑问：为全面脱贫而如此发力，是不是只是贵州一地的做法呢？在全国其它省区，农村居住条件的改善也都一样吗？

继贵州之后，这两年我又去过云南（临沧）、湘西（常德）、内蒙（西蒙和东蒙）、新疆（北疆）、辽宁西北部（阜新）的农村。在脱贫攻坚方面，这些地方与贵州农村给我的印象都是一样的，落实力度都比较大，几乎见不到破房子，这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了。在云南临沧市，除了一个耿马县，其它各县都是贫困县，我在六七天的参观中也基本没见过破房子。

在内蒙古，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各地并不均衡，有些地方靠近或地处荒漠地区，也存在农村贫困现象。今年春天我参观过鄂尔多斯地区杭锦旗，该旗位于库布其沙漠地区。杭锦旗的独贵塔拉镇杭锦淖尔村的脱贫由政府与当地企业亿利集团共同参与帮扶，给农牧民集中盖新房（带院子的新式平房），政府与亿利集团每户各补贴五万，房子质量也不错。苏成永夫妇是贫困户，要了一套小户型四十平米的房子（附带一个小院子和一个储物间），光用补贴就够了，自己一分钱没掏。他们隔壁一家不是贫困户，要了套中户型六十平米的，自己也只掏了三万多块。房子院落之外，每户还有一座近乎白送的牲口棚圈。政府现在鼓励农牧民集中居住，不愿搬到新村的村民，一样可以拿到住房补贴。

2017年6月底我还去过内蒙古东部的兴安盟。该盟算是内蒙古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所辖的六个旗县市中，五个为国家级贫困县，一个为自治区级贫困县。参观过程中，看到的民居也都可以，房子样式大都统一，为红屋顶，而且由于该地人少地多，房子与院落的面积还不算小。当地干部介绍说，不光住房，通讯、网络、硬面道路、自来水、医务室、学校等各方面情况，现在全盟农村也都全面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脱贫目标，即便在他们这样的全自治区最贫困地区，也接近实现了。

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哈里哈河)棚户新区一角

2016年9月，我去新疆参观过，主要在北疆。从天山北麓、吐鲁番盆地到伊犁河谷，一路行程很长，基本没有见到破败的房子。南疆比北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落后一些，我问了下当地干部，得到的回答是，南疆这几年扶贫力度很大，农村住房问题改善的程度比北疆更大。

对“老少边穷”地区农民居住条件的大规模改善，我第一次明确感受到还是在2015年夏天去西藏参观时。那次去了山南山北几个地方，旧房子无影无踪，全换成了新房子，如此变化给我的触动还是比较大的，当时我在文章《西藏经济观感》中就已经谈到过。当然，这一改善是由2006年至2013年间的全自治区农牧民安居工程推动的，在“脱贫攻坚”大规模开展之前，就已经实施了。

我最近参观的一个省级贫困县，是地处辽宁西北部的阜新市彰武县。彰武，紧挨着科尔沁沙地，科尔沁原来是草原，近代以来由于过度开垦导致荒漠化越来越严重，因此彰武过去的农业基础比较弱。在彰武参观和路过的几个村子的民居，我觉得也都可以，也是看不到老旧的房子。（顺便指出，彰武算是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先驱之一，早在解放初期就已开始治理科尔沁沙地，到如今成效很大。在中国，做出很大贡献而又默默无闻的地区还是很多的。彰武这一案例也再次证明我近年来一直宣传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像舆论宣传得那么恶劣，好多领域、好多地区其实都是在改善或好转。见笔者观察者网专稿《环保整改为何成了“运动”？》）

“13年免费教育”——农村教育的改善

住房之外，教育的进步也似乎不小。

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在全国农村地区都已经落实了，农村孩子上幼儿园难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在经济并不发达的贵州铜仁市参观时，当地干部告诉我，全市2014-2015年两年间建成了2005所山村幼儿园，实现了学前教育全覆盖，农村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从2013年的45%提高到2015年的85%；农村孩子交六七十块钱，就可以在幼儿园呆一学期，还包括每天一顿免费午餐。这项解决了千万家庭的后顾之忧的举措，说来并不太难，政府两年内总共投资还不满三亿元。

今年夏天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时，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了我一个关于高中阶段教育的信息：内蒙古自2012年起已经实现了全区高中教育免费。不光内蒙古之后，现在陕西也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高中免费，此外，高中免费在西藏、新疆南疆地区、青海多数地区、四川西部地区已经实行，中东部各省虽然没有统一行动，但是不少省里的县市也早已实现了高中免费。

尽管中国早已宣布了九年义务制教育，但是，很长时间并没有彻底全面落实，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杂费等对贫困家庭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九十年代，由于基层财政紧张，甚至常常出现农村中小学教师被拖欠工资的现象。进入21世纪后，通过“两免一补”（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等措施逐步覆盖全国，义务教育才变得名实相符。在这一基础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逐渐推行涵盖城乡的“13年免费教育”计划，即学前1年、义务教育9年加上高中3年全部免费。高中阶段教育免费，对贫困家庭的帮助最大，大大提高了高中入学率。

不知读者们注意到没有，最近这几年，很少有人提“希望工程”了，窃以为这一变化的背景，其实就是农村或贫困地区教育的改善已经逐渐使希望工程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随着饮食、医疗（下面会讲到）、教育等条件的改善，农村孩子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农民与城里人在外观上的差异就很明显，学龄儿童也是如此，单从面孔、服装的整洁与美观上，一眼就能将两者区分开来，可以说农村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两年到外地农村参观时，我看到的农村娃们，也越来越干净、漂亮了，跟城市孩子的差别已明显变小。

2017年2月13日，石家庄市华夏小学学生在开学典礼上领到免费课本。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 摄

新农合对农村医疗的改善功不可没

通过在各地的参观我发现，“健康扶贫”的力度也很大，相比于十多年前，农村的医疗条件已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当然，这一改善并不是从脱贫攻坚时期而是从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诞生时就已开始了。在此重点谈一下新农合的成效。

我从2016年冬天在湖南常德某县的参观说起。那次参观期间，我问起了农村医疗情况，该县宣传部的一位普通干部跟我讲，现在新农合医保在农村都普及了，一人一年总共交150块，报销的范围以及比例也都在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我进一步问住院以及慢性病这些花费多的治疗的报销情况，该干部回答说，这方面也是在改善的，像过去尿毒症患者需要长期进行血液透析，一年就需要五六万元甚至上十万，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好多人负担不起，现在新农合几乎都给予全部报销了。

听闻此言，我有些将信将疑，因为长期以来媒体经常以透析昂贵为例来抱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难道媒体说的不是事实？看到我犯疑，同行的湖南日报记者禹振华就在一旁举证说：“我表弟媳妇是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石江镇的农民，去年检测出尿毒症，她的透析治疗就一直是免费的。别的地方没调查我不敢说，在洞口县，农民只要参加了新农合医保的，在基层医院做透析全部给报销。”

之前我对新农合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没想到现在已经推进到连血液透析都基本全部报销这样的程度了。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之前大量媒体关于患者支付不起昂贵的透析费用的报道，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忽视了新农合这一明显的进步。

2013年1月中旬，南方周末刊登记者柴会群的报道《钢的肾——一个尿毒症患者的十三年自助透析路》，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该报道称，中国医院透析收费太高，“大部分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被挡在医院血透室之外”，这逼迫“不少尿毒症患者自制透析机来进行治疗13年”，成本仅“60元/次”（此数字被作者低估）。

胡颂文用自制透析机治疗

那么在2013年前后，“大部分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被挡在医院血透室之外”的说法符合中国的事实吗？答案很明显：当时城乡医保已经普及了，血液透析也在医保报销范围内，这种现象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中国的医保体系，始于九十年代末期，先推行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确定“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起新农合开始逐步试点并推广到了全国。2007年起又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将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和没有工作的居民纳入了医保。

截至2011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人数合在一起超过13亿，覆盖面达到全国人口的95％以上（见《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终末期肾病治疗，也在报销范围之内，且后来又被纳入慢性病范围，报销比例进一步提高。可以说，最晚到2011年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因为加入医保而能够负担得起血液透析了，而不是相反，像《钢的肾》所断言的那样。

2012年12月26日即《钢的肾》刊登前不久，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曾如此介绍新农合对血液透析的报销情况：“我在江西调研了解到，江西的肾透析病人，新农合报销了70%，民政的大病救助报销20%，医院又承担10%，这样透析的病人就能够全部得到保障。”

同一时期，也有地方媒体曾刊登过反映这一变化的报道，如“肾衰竭22年靠血液透析生存 90%医保报销”（广西新闻网-当代生活报2012年06月11日）、“12年60多万透析费报销50多万”（大连晚报2012年11月06日）等。遗憾的是，这些报道影响力很小，无法像南方周末《钢的肾》那样被广泛关注，也无法得到门户网站以及自媒体“意见领袖”们的跟进推广。

可见，2013年《钢的肾》所称的“大部分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被挡在医院血透室之外”，是不符合当时事实的。该文做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也仅仅只是一句“根据某项研究报告”而已。

我不明白——《钢的肾》对此也避而不谈，《钢》文中自制透析机的那位患者胡颂文为何不像绝大部分中国人那样加入医保来以此解决治疗费用呢？

我也是在为写作此文搜集材料时（即2017年11月3日）才发现，其实早在《钢》文发表不久之后的2013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就已刊文《大病保障正在加快完善（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并展示了被《钢》所隐瞒了的更为全面的真相。

原来，没有加入医保，是因为“胡颂文对医保政策并不熟悉。谈到为什么不通过医保在县医院进行治疗，他说，‘十几年不太出门，不了解外面的政策……不知道待遇现在已经很好了。’”直到2012年6月去了一趟县人民医院，发现不少没有正式工作的尿毒症患者都享受到了低保待遇，胡颂文才于2012年7月申请到了低保，并参加了新农合医保。“加入新农合之后，2013年，胡颂文可报销70%血透费用；此外，胡颂文已入低保，个人自付部分按55%比例救助。血透每次个人支付约60元。”即加入新农合后，2013年胡颂文所花的透析费用比他原来所谓的自助透析还要低。

令人无法理喻的是，明明胡颂文已经于2012年申请了低保并加入了新农合，2013年才发表的《钢的肾》却对此只字不提，仍旧在渲染“大部分中国人无力负担透析费用”的不实之言。

遗憾的是，符合事实的《大病保障正在加快完善（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一文，远没有煽情却不符合事实的《钢的肾——一个尿毒症患者的十三年自助透析路》传播的广、引起的反响大。

不得不说：在透析方面，在医疗改善、医保普及方面，某些中国媒体的宣传与中国的现实严重脱节。这些媒体摒弃了客观报道的原则，立场先行，对医保的进展视而不见，强行制造了“患者因公立医院垄断高价而无力透析”的舆论假象，并误导了公众。像《钢的肾》就制造三个明显的虚假观念：第一，大多数人负担不起透析；第二，透析费用本来很低而被公立医院抬高；第三，公立医院等同于垄断。2013年私营医院数量就已经与公立医院持平，到2014年底，私营医院的数量已占57%，明显多于公立医院，何来垄断？

再回到医保。随着报销面的扩大，现在血液透析作为慢性病，即使患者不是低保户，也能够得到接近全部的报销。慢性病之外的大病也是如此。还是常德的那位基层干部跟我讲，他父亲前几年患了癌症，直到去世治疗才停止，花了不少钱，因为老人有新农合与大病保险，给报销了将近80%。如果得不到报销，这一场病可能就会拖垮一个家庭，或者，不得不忍痛减少甚至放弃对老人的治疗。

十几年前，湖南作家韩少功的一则短篇小说《空院残月》曾令我悲愤不已。该作讲述了一个多才多艺、勤快大方、乐天欢快的湖南农民，当面临突如其来的病灾时，因为没有任何医保支持而负担不起化疗等费用——家中积蓄若用于治疗，那么儿子大学学费就没有着落了，以至于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走向死亡的故事。在医保普及的今天，这种悲剧应该减少了很多。

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新农合以及城镇职工与居民医保已经很完美了，而是说这起码代表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是一个比上世纪九十年代野蛮冷血的丛林法则时代要更有利于民生的选择。未来这一切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提高报销的比例、扩大报销的范围等等，而绝不应该削弱。

农村医疗的改善，绝不仅仅限于湖南，而是中国的普遍现象。

在内蒙古，新农合每人每年交一百元。前面提到的鄂尔多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杭锦淖尔村苏成永家，他老两口都有慢性病，需要常年花钱治疗。我问他们如何解决，他们回答，新农合报销一部分，再加上属于贫困户享受大病救治援助，剩下的就很少了，自己能负担得起。

在我老家山东，新农合交的多一些，过去每人每年二百元，现在涨到了二百八。前几年，我的一个亲戚，他老人家不慎摔跤伤了腰，在乡镇医院住院治好了，新农合给报销了百分之七十，这放到十多年前，他就得全部自掏腰包了。现在山东的新农合，从门诊（不住院）拿药每年可以报销四百多，65岁以上老人查体免费，住院若在基层医院报销比例可以超过80%。

2016年去新疆时，当地一个干部曾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个观察结论：现在都在抱怨“看病难”，三级甲等医院人满为患，其实，这换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好现象，这反映出多数农民也能去中心城市的大医院看病了。过去，农民没有任何医保，看病完全靠自费，因此农民即便有了大病也大都只在基层医院治疗应付，而尽量不去离家远的治疗水准更高、花费也就更多的的三级甲等医院；自从有了新农合后，基层医院大病报销比例百分之七八十，去三级甲等医院看病也能报销百分之六十左右，治疗成本降低了不少，这样一来，农民有了大病也就敢去三级甲等医院治疗，因此医院就变得拥挤了。

2017年春天，我参观了广州的三九脑科医院，这家医院脑科治疗水平很高，就诊者很多。医院领导对我讲，现在医院的患者，大多数是来自包括农民在内的普通家庭，这是因为：第一，医院的治疗费用本身就定得不高；第二，尤其是这些年，有了新农合，并且可以跨省报销了，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患者以及城市普通低收入居民能够承担得起治疗费用，从全国各地来到三九医院，享受高水平的治疗。三九医院领导的反馈，与新疆那位干部的观察结论基本一致。

遗憾的是，医保的进步跟整个脱贫攻坚一样，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冷落，很少成为热门话题。中国有大量的学者专家媒体人，十多年前丛林法则盛行、真正“看病难看病贵”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没意见，如今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他们反倒义愤填膺地指责起“看病难看病贵”来了。

通过政府行为实现全面脱贫是客观要求

近年来，全国各地走了些地方，感觉现体制还是依旧保持着较强大的动员能力与较高的运转效率，中央的精神或意图基本能够在基层被贯彻执行，地方干部也听上边的指挥，为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不辞辛劳，大规模地脱贫攻坚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我2015年冬天去贵州时，当地人士讲，贵州实行干部驻村，自2013年起已经有十几万干部完成了驻村任务，以帮助基层脱贫。新疆的干部驻村制度似乎实行的更彻底，自2014年起，七万干部下基层驻村，一去就呆一年，全疆一万多个基层单位全覆盖，毫无遗漏；三年内全疆20万名机关干部（除了单位一把手）将轮换一遍。我2015年夏天在西藏见过一位干部，是在文联工作的，整日周旋于歌舞书画戏剧曲艺，他也一样要下乡驻村，去帮农民解决实际困难。

实现全民脱贫为何不光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还需要投入这么大的人力？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场“攻坚战”，还未脱贫的地方大都是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都很差的地区，要想“不留死角”全部脱贫，确实有难度，确实需要政府的介入。

我曾参观过的云南临沧临翔区南美乡南美村，一个拉祜族村子，位于海拔两千米的高山深处。村民们为何选择在这种高寒荒僻之地生存？这里的村民没有文字，靠“古根”传唱讲述自己的历史。传唱透露：在遥远的过去（也不知哪朝哪代），他们也曾住在平坝地区，后来被其他部族强占，并遭到追杀，一路逃难，历经艰险，最后只能躲到高山深处来落脚扎根。从平川逃到深山，从富庶逃向荒蛮，过去的历史，非我族类一语不和就彼此弯弓月，沉重的故事多得很。

这里自然条件差，产出少，解放后农业水平虽然有了提高，但是仍旧很粗放，直到2013年之前，该村人均收入才两千元。长期的穷困，摄入营养少，导致当地人个头普遍很矮。村民祖祖辈辈住的也只是极其简陋的竹篾房、茅草房（我亲眼所见，还有部分保留没拆掉）。现在，住房情况已得到了根本改观，在政府的补助与支持下，村民都住进了结实宽敞的新居。收入也增长不少，2013年之后，乡里干部亲自出马上阵，手把手挨家挨户地教会了村民种植烤烟、豌豆、油菜等作物，再加上同期原茶收购价格提高，三年时间，村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多，2016年达到了人均6800元。

2016年底，我去贵州参观大名鼎鼎的、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FAST选择建在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首先是因为这里极其偏僻，人烟稀少，最低限度避开干扰，其次是因为有一片大而深的洼地，适合安装望远镜。参观途中我得知，就在这洼地底部，过去竟然还有一个小村子，共12户人家。地少而瘠，出行以及与外界的交往极度不便，村民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FAST施工期间，政府帮助村民搬离了大窝凼，建立了新家。

像大窝凼、南美村这种地方，要想实现全面脱贫，如果不让政府干部广泛深入地介入，只单单依靠“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

FAST施工期间，政府帮助村民搬离了大窝凼，建立了新家

违背新自由主义教条：脱贫攻坚与新农合遭舆论冷落的原因

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国政府的众多举措当中，让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恐怕就是以下三项：第一，废除农业税，从2003年《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公布算起，至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第二，大致也自2003年起，开始推行新农合，现已惠及全体数亿农民；第三，就是2013年起开始的全面脱贫。这其中，第一项减免农业税得到了舆论较积极地反应与肯定，而后面两项，如前所述，舆论冷冷清清波澜不起。

实际上，围绕后两项政府的投入，或者说农民由此而得到的实惠，要大于第一项减免农业税。2003年之前，中国农业税总额为400多亿元，算500亿元，除以农民的数量8-9亿，便得出废除农业税为农民每人每年减负最多60元。而为了让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彻底、全面、永久性的脱贫，近年来政府每年对脱贫攻坚都投入巨资，肯定比400多亿的农业税要高得多。

至于新农合，政府每年直接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居民的补助总额也是相当大的，像2010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就达到了全国平均每人120元，2017年已经提高到每人450元。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2622元，减免农业税60元，占比不足2.3%。2016年农民人居收入12363元，新农合补贴450元，占比超过3.6%。无论从刨除货币贬值因素后的实际价值来看，还是从占当年收入比重来看，新农合人均补贴数额都要高于减免农业税人均数额。

不难看出，全面脱贫攻坚与新农合的普及，这两项举措比废除农业税对农民的帮助要大，但是很奇怪，这两项在中国舆论中引起的反响却比后者微弱得多。

这一强烈的反差该如何解释？本文开篇提出的疑问的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

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的媒体与学界即中国的舆论界，深受“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影响，崇尚“小政府大社会”的逻辑。废除农业税，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逻辑，符合“减税”这一媒体与学界制造的“政治正确性”，因此就得到了较多的肯定。

而脱贫攻坚与新农合的特征则相反。很明显，脱贫攻坚是“大政府”或“有为政府”的表现，是靠政府行为来解决单靠市场力量根本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新农合带有强烈的“福利国家”的色彩，也不符合“纯市场原则”或纯粹的逐利逻辑。因此，脱贫攻坚与新农合这两项重大举措尽管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却因为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而遭到了媒体与学界的冷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肯定。

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脱贫攻坚与新农合之外，近十五年来，中国政府还出台了其它多项有利于民生的举措，也都遭到了舆论的冷落，甚而至于，舆论会误导、诱使政府抛弃自己原本正确的、有益于民生的做法，而去做一些损坏民生的选择。

新农合属于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一部分，近十几年来，政府推行、落实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五险一金制度，对一般劳动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可是，五险一金制度从来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反而一直遭到抵制。反对者一般站在企业角度，讲什么“五险一金加重企业负担、应该减负”，有的则貌似站在职工的角度，宣扬“上五险一金不如直接给发工资”等，有的媒体甚至干脆制造“一人工资条上月收入是8000块钱，到手的收入实际上不到5000块，3000块都缴纳了五险一金”之类的谎言，来煽动公众对五险一金的敌视。事实上，工资条若是8000的话，扣除五险一金以及个税，到手的绝不会低于6000元，网上有相关的计算工具，一目了然。

今年两会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党组书记尹蔚民表示，无论怎么降低社保率，职工个人权益都不会受影响

像住房公积金，是五险一金中令职工受益最大的一项，全部归职工个人所有。常有财经媒体与经济学家批评说，公积金其实是公务员与国企员工的特权，因为能享受到的人群当中他们占比最大。这很荒唐，公积金是法律义务，是人权而不是特权，应该比好，让那些不给员工缴公积金的企业向交的企业看齐，而不能反过来比烂，让交的企业向不交的看齐。

2017年年初，京东董事长刘强东对长期泛滥的丑化五险一金的舆论都看不下去了，公开指出：

“这几天看到有快递公司停摆的新闻！说实话这就是电商十几年高增长隐藏起来的毒瘤，大家只看到所谓的电商就业数字，而看不到90%以上的电商从业人员没有五险一金或者（只有）少的可怜的五险一金。现在他们吃的是青春饭，将来谁来养活他们？以克扣配送员和卖家从业人员的福利带来的快递业、电商表面‘繁荣’该停止了！否则最后损害的还是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不少媒体人与学界人士，虽然算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常常比企业老板带有更多的“血汗工厂”的气质。

一方面，他们日常都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抱怨政府忽视民生，但是，一到具体实践操作中，他们却对政府做的正确的有利于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甚而至于，还主动制造舆论，误导或诱使政府去做损害民生的事情。

2003年12月30日，中国通过了《最低工资规定》，在此之前，最低工资形同虚设，此后，各地年年提高最低工资成为惯例。可是，近年来媒体大肆制造“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的舆论，受此影响，自2016年起，全国各地最低工资、退休金上调的频率与幅度都大幅放缓了，这固然与经济放缓有关，但是，舆论的压力或引导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

2007年，开始实行新劳动合同法。新劳动合同法对员工的保护还是有效的，比如，在新劳动法出台前，中国大量存在不光不与员工签合同甚至还要扣身份证、扣押金之类的现象，自从有了新劳动法后，这种现象就很少听说了。同样，新劳动法也没有从舆论那里得到应有的肯定。当年，反倒是富士康与三一重工这样的台企与私企出面力挺劳动法。直至今天，要求废除劳动法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同样一批人，一方面，他们痛斥中国产品不够好，有数量无质量（这并不符合事实），缺乏工匠精神，一方面，他们却连五险一金与劳动法都反对，实际上在要求恢复血汗工厂那一套。靠血汗工厂能培育工匠精神吗？

还有件事不得不提一下，此事对中国民生的改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自上世纪九十年起，中国每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到2002年达到最高峰，当年死亡6995人！这还不包括瞒报的。自2006年或2007年起，死亡人数开始急剧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煤矿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关停并转了大量的不重视安全生产的私人煤矿或黑煤窑。2009年煤矿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到2700。到2011年，死亡人数开始控制在2000以内。2016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到了538人，尽管同期中国煤产量已经由2002年的13亿吨增长到2016年的37亿吨。从2012年的7000人下滑到2016年的538人，可以说，对煤矿整顿后，十年左右时间已避免了数万人的死亡。可是，其实施初期，竟然被媒体攻扣上了“国进民退”、“与民争利”、“国富民穷”等大帽子（国进民退的舆论就是从此开启的），其历史地位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如何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农村脱贫已经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绩，那么，未来应该如何巩固其成果呢？我认为当前有两个不正确的或很片面的倾向值得警惕。

第一，夸大农村与农业对彻底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作用，轻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意义。实现脱贫与小康并非是终极目标，距离第二个百年目标或现代化目标，中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一方面，对现在的农村加强包括“脱贫攻坚”在内的全面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且已取得了很大成效；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未来要让所有人都过上现代化的生活，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依靠城市化与工业化，让农村人口更多地转移到城市中去，让更多的人以工业等非农业手段为生，只留下少部分人口在农村，以高效率的现代农业为生。

现在中国存在着一股强大的丑化城市化的思潮，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旧北京的过度美化和对当代北京的过度丑化。多年来，媒体与学界大肆炮制“老北京”神话，把老北京吹嘘为一个祥和、环保、宜居的古都，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老北京一刮风就是沙尘暴，一下雨就是烂泥塘，有什么好？一个大杂院挤进去几百人，无上下水，有什么好？老北京的代表是什么？就是老舍笔下的龙须沟，这能叫祥和环保宜居？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2岁、公园绿地星罗棋布、人均GDP已接近两万美元的当代北京，无论经济、科技还是文化等都为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样一座吸引集聚了越来越多的人并让他们生活越来越好的超级大都市，怎么就不如龙须沟了？怎么就不宜居了？制造“老北京”神话，第一是为了丑化新中国，第二是为了误导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让中国去工业化、去城市化。

第二，轻视经济增长。现在有一种情绪，认为只要脱贫攻坚的任务完成了，那么经济增长快一点或慢一点都无关紧要。这种将脱贫与经济增长割裂开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经济增长，可视为做大蛋糕，脱贫攻坚，可视为分好蛋糕；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都是必需的，都不能放松，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因为强调一面就忽视另一面。现在各级政府能够每年都拿出大量财力人力来支持全面脱贫，来补贴新农合，首先是因为财政充足，而这正是依赖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未来如果经济持续放缓，甚至进一步恶化，将会产生各种矛盾，造成财政拮据，这时候政府靠什么来分好蛋糕、来巩固脱贫成果呢？更不利的情况是，经济若下滑严重，将会出现强烈的波动，以往脱贫的成果甚至可能会因此而倒退。

不要忘了，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不足九千美元，还不到现在美国的六分之一，这离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还差得远呢。两个百年目标还没有完成，“发展是硬道理”还没有过时，还不到“懈怠”的时候，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

现在讲求全面发展、平衡发展，这是必要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正确做法，是靠补齐短板，而不是靠砍掉、削弱长板来追求平衡；要让短板向长板看齐，而不是让长板向短板看齐；削弱了长板，短板也会随之削弱。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在干部考核指标中取消了GDP考核一项，只保留了脱贫与环境保护等选项。我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在极个别地区实行，绝不能大范围推广。这种做法若得以盛行，那么一方面不会带来全面发展，一方面反而会成为地方干部懒政惰政的借口。经验证明，不说脱贫了，即使是环境问题，也并不与经济发展必然对立，而是可以兼顾的（参阅观察者网专稿《环保整改为何成了“运动”？》）。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应该追求又快又好的发展，而不是“又慢又好”的发展；“又慢又好”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世界各国的经验早已证明：一旦经济出了问题，那么各种问题将随之层出不穷，出现“又慢又糟”的局面。自2012年起，我多次撰文指出：将速度与质量、将速度与平衡割裂、对立起来的流行舆论，是错误的，兹不赘述（参阅以下观察者网专稿：《克服实体经济困难 还得靠中国经验》、《警钟：居民收入跑输GDP 降速就必然能提质吗？》、《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中国没有创新能力”何以成世界公论》、《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等）。

不久前，习近平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此文是这样阐述数量与质量或速度与质量的辩证关系的：“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这一原则，适用于昨天，也依旧适用于今天的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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