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杜建国】

讲述清华大学百年历史的电影《无问西东》里，清华（兼西南联大）学生、“三代五将”出身的世家子弟“沈光耀”在抗战中投笔从戎、加入国军空军并驾机与日舰同归于尽的故事，令无数人感动不已。影片也试图通过塑造沈光耀这一集高富帅、清华学子、空军英雄于一身的形象，来改变公众对民国上层精英的认识。

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

大家都知道，沈光耀的原型就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沈崇诲（1911—1937）。1932年清华毕业后，沈崇诲加入国民革命军空军，任空军第2航空大队9中队分队长，1937年凇沪会战中牺牲，牺牲原因过去都认为是“驾机撞沉日舰出云号”。2015年8月，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沈崇诲位列其中。

沈崇诲（左二）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体育比赛获奖的合影

其实，清华大学的抗日传统，并非只有以“沈光耀”为代表的“精英抗战”这一脉，还有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而又风格迥异的另外一脉。很遗憾，影片对这一脉只字不提，也正因此，影片呈现给观众的就不是一种全面的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而是一种片面的、不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

那么，清华的这另一精神或传统是什么呢？在“精英抗战”之外有没有其它的如“精英与平民相融合实现全民抗战”这样的传统？让我们从另一个清华学子张甲洲说起，他于2014年被列入民政部第一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比沈崇诲还要更早，尽管今天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了。

一、张甲洲——第一个弃笔从戎、抗击日寇的清华学子

张甲洲，字震亚，号平洋，1907年5月21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振东乡繁荣村一个富裕的的地主家庭。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不过自1923年到1927年间，因参与反日反军阀的学潮，张甲洲先后三次被齐齐哈尔与沈阳的不同学校除名。

1927年春，张甲洲和巴彦籍同学于天放等结伴从关外来到北平。翌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理科），1929年升入物理系一年级，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在校内参加活动被国民党拘押，期间认识了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冯仲云（日后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冯仲云1926年考入了刚刚成立的清华大学数学系，（据说）成为当时熊庆来教授唯一的学生，熊庆来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人物，还以发现华罗庚并将其破格延入清华任教等事件而知名。

这时候冯仲云因为要毕业离校赴哈尔滨商船学校任教并在当地开展工作，便劝张甲洲来清华，好接替他的清华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于是，1930年下学期张甲洲便从北大物理系退学，报考了清华政治系，以第二名（有说是第一名的）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考。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张甲洲可谓是那个年代的货真价实的“学霸”。

张甲洲

在清华期间，除了担任校党支部书记，张甲洲还担任过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张甲洲在清华的副手，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胡乔木，1930年他考入了清华物理系。上世纪八十年代胡乔木在给巴彦方面的回信中称：“张甲洲是我在清华时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他是我的领导者，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他性格坚强、豪爽、热情、果敢，精力充沛，很有活动能力”。

除了文理兼通学习优异，张甲洲长得人高马大，年少时还练过武术。这些多方面的禀赋，在那个年代，足以让他成为一个风云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将东北拱手交给日寇。当年冬天，平津高校学生南下去当时的首都南京向国民党请愿或示威，要求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张甲洲是该运动的积极分子，负责纠察工作。12月17日珍珠桥事件发生，各地请愿与示威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最后被强行驱逐出南京、遣返回各地学校。

离开南京时，张甲洲去了上海，与当时中共军委负责人周恩人有过会晤。

1932年4月，张甲洲带领于天放、夏尚志（法学院）、张清林（中大）、张文藻（师大）、郑炳文（东京工大）等数名党员大学生从北平返回黑龙江，开始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其中于天放也来自清华，是1929年入经济系的，后来他因打死日本看守逃出监狱而名噪一时。

1932年5月16日，在张甲洲领导下，巴彦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有二百余人。这是由中共领导的第一只东北抗日武装，张甲洲以及于天放，也因此成为第一批弃笔从戎、走上抗日战场的清华学子。

巴彦游击队组建后，一开始发展得比较顺利，上级派来了赵尚志跟张甲洲做搭档，一起领导队伍，鼎盛时期直接与间接控制的总人数达到数千人，曾打下两座县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巴彦游击队本来可以成长壮大起来，但令人惋惜的是，王明“左”倾路线摧毁了这一可能。

巴彦抗日游击队指挥部领导合影。前排坐在正中为赵尚志，其身后为总指挥张甲洲

今天，当论及东北抗日斗争最后失败的根源时，多数人都认为是自然条件恶劣、同时日寇力量又格外强大等客观因素所致，但这实际上主要还是由于主观因素即错误的领导路线造成的。

九一八后，因为任由国土沦丧，国民党在东北人民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难以与中共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各界自发掀起的抗日运动，看似声势浩大，但是他们都各自为战，看不到最终出路何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力量来引导他们，为他们提供一个有希望的选择，同时将他们联合起来。这时候，中共若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奉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竖起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那么，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肯定会迅速壮大起来，如同日后中共在华北华中做到的那样。

九一八前夕，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恰好代表中央来巡视东北，九一八后不久他接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当时，罗登贤根据东北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条类似于日后的抗日统一战线那样的战略，东北的抗日形势本来可以向好发展，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恰逢王明“左”倾路线占据了中共领导地位，东北的抗日前景就被他们给破坏了。

1932年6月24日，博古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即“北方会议”。会议指责东北党“右倾”，反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强令“左”转，要“组建红军”、“成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保卫苏联”，即实行一套脱离实际、形左实右、关门主义的极“左”方针（这不妨碍他们于几年后又借口统一战线从极“左”跳到了极右）。随后，罗登贤被撤销职务遣回上海（不久即被捕牺牲），奉行关门主义的新领导取而代之。

1932年11月，传达北方会议精神的巡视员抵达巴彦游击队驻地，张甲洲、赵尚志等人虽有抵触，但是不得不接受上级指示。巴彦游击队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军长，赵尚志任政委。北方会议的极“左”关门主义战略，这种不是力求朋友越多越好而是唯恐敌人少了显得自己不革命的思维方式，一经落实后，令巴彦游击队四面树敌，很快由盛转衰。1933年1月，巴彦游击队——红36军被彻底打垮了，队伍最后不得不解散。

关门主义的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撞得头破血流，1933年夏天之后不得不缓慢做出调整，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不再叫红军，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之后再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这时候虽然放弃关门主义路线了，可是，壮大力量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了。

队伍解散后，张甲洲、赵尚志立即去满洲省委汇报工作，结果新省委不仅不检讨自己的“左”倾领导错误，反而将队伍失败的责任推到他俩头上，给他俩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并将据理力争的二人开除出党。有种说法是张甲洲没有被开除，而是省委借口其关系在北平无法得到证明，因而不予承认。

遭弃用的张甲洲，于1933年7月化名去黑龙江富锦中学谋职，因能力出色被任命为校长，随后又升任该县教育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做了大量抗日工作。1937年夏天，北满省委决定重新起用张甲洲，任命他为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副军长。

1937年8月28日，抗联11军派员接张甲洲前往抗联营地，就在快要到达营地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一小股伪军，对方胡乱放了几枪，不偏不倚，一颗流弹击中了张甲洲。一代英杰，正待重新大展身手之时，就这样草草牺牲了。惜哉！

据说，周恩来1953年到黑龙江见到张甲洲的遗像时，情绪失控当场洒泪。今天，除了清华，北大的烈士纪念碑上，也刻有张甲洲的名字，他是这两所学校共同的荣耀。

在沈崇诲参加抗战五年多之前，张甲洲就已经在与日寇浴血奋战了，请大家不要忘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巴彦县民众纪念张甲洲

二、一二九运动——近代清华最闪光的时刻

张甲洲以及冯仲云、于天放、胡乔木等人所代表的这一清华传统，并非是昙花一现，在他们离校之后，这一脉继续顽强地生根繁衍，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砰然发力振臂高呼，一举扭转了中国的走势。《无问西东》的片面性就在于对清华的一二九传统只字不提。

一二·九运动，大致是几位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组织部长彭涛、宣传部长周小舟、书记谷景生）与少数在校学生党员具体策划、发起的（笔者非一二九运动的专家，文中若有疏漏差错，欢迎批评指正），其行动逻辑与次序大致如下：

先组织各学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赈济灾民，在赈济会的基础上再成立“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由学生联合会出面倡议各学校采取行动。联合会的核心成员是党团员或外围积极分子，像主席是女一中的团员郭明秋，秘书长清华化学系的姚克广即姚依林是刚入党的党员，此外还有总交通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燕京大学的黄华大概都也都是团员。联合会决定12月9日各学校上街请愿游行，并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定为运动的口号，以便于团结更多的人。中共党员虽然人数很少，但是由于掌握了学生联合会，从而将运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

清华大学在12月9日这一天出尽了风头。由清华学生党员蒋南翔执笔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中的“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喊，传遍全国；燕京、清华的学生游行队伍们被阻于西直门外（城内参与的是东北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师大、辅仁以及北大等校的学生）时，清华社会学系女生陆璀登高向民众慷慨陈词的形象借助报纸广为人知。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

蒋南翔

五四运动时，从教师领袖陈独秀到学生领袖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北大独领风骚，一二九运动时，终于轮到清华显山露水了。12月14日，北大教授、当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就说：五四运动看北大、一二九运动看清华。

当然，北大一向是不愿甘居人后的，12月9日之后，正在北大数学系就读的中共党员黄敬与彭涛、姚克广、郭明秋等人决定，趁热打铁，于12月16日再发动一场游行。12月16日的游行，北大等学校也积极加入进来，规模比一周前更大了。在南城天桥，黄敬在东北大学学生宋黎等人的簇拥下跳上电车对民众演讲的镜头，成为一二九运动留给后人最有代表性的记忆之一。

一二九之前，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一二九则让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遍全国，为历史的转折提供了舆论和民意基础，没有一二九就没有西安事变，也就没有全面抗战。一二九运动，就是清华大学在近代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无问西东》中，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出镜不少，他与一二九的故事也是很有趣的。12月8日晚上接到学联次日游行的通知后，清华学生救国会（即学生会）立即召集学生在大礼堂开会通过了参加的决定。半夜十二时左右，得知消息的梅贻琦叫人敲钟，召集全体师生员工都到大礼堂紧急集会。梅校长声泪俱下，劝阻学生们明天不要去游行，说若上街一定会与军警及日本兵冲突，是要流血的；说青年是国家的财富，爱国我很同情，但爱国也要爱校，这样闹下去学校可能被迫停办，清华传统就要中断了。

《无问西东》中的梅贻琦

梅校长言毕，救国会即学生会主席、哲学系学生陈其五（刘毓珩）立即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说梅校长是出自好意，但爱校首先要爱国，国之不存，也就没有学校了；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爱国青年不怕断头流血。陈其五的讲话，得到同学们的鼓掌支持。梅校长的劝阻失败了，几个小时以后，清华、燕京两校同学千余人就步行进城，拉开了一二九运动的大幕。（参阅陈其五：《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

坦率地说，论起对中华民族的贡献，陈其五、蒋南翔、陆璀、姚克广等广大清华学生大概要比陈寅恪等“大师”们大得多，他们思想敏锐而又勇于担当，凭借自己的主动出击而有力地干预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很奇怪，清华的这一重要历史贡献、清华的这一重要传统在《无问西东》中竟然没有得到任何展现。既然崇尚“无问西东”，那就应该既讲西也讲东，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清华丰富的历史与多样的传统展现出来，可是，落到实处的却是选择性地厚此薄彼、扬此抑彼，一面过分地突出乃至拔高某一传统，一面又对另一传统视若无物。标榜“无问西东”，变成了“只问西不问东”、“只褒西不言东”。

《无问西东》用大量的篇幅渲染泰戈尔访问清华以及陪侍泰戈尔左右的几位人士的逸事，但是，对一二九运动却不置一词，不得不说，这是对清华历史、对清华学子的极大的不公平。像梅贻琦校长与广大清华学生在凌晨时候的那场交涉与冲突，无论从其实际历史意义还是从生动的故事性来看，都要比泰戈尔那些空洞的不知所云的玄谈清论更值得拍成电影。

泰戈尔访问清华

一二九游行后没几天，1935年12月25日，清华物理系的学生钱伟长与凌则之（1940年百团大战中牺牲）等二十几位同学（含一位女生吴瀚）组建了南下自行车抗日宣传队，顶风冒雪，穿越大道阡陌，深入乡村市镇，宣传全民抗日，一直骑行到南京。紧跟着，以千百计的平津学生也都走出校园宣传抗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运动。在我看来，无论实际意义还是美学意义，钱伟长他们的实践都要远胜于影片中“吴岭澜在日机轰炸下讲读泰戈尔”的虚构故事。

“沈光耀”、沈崇诲能因为国捐躯而在今天被我们铭记，其实也要感谢一二九运动。没有一二九运动，就没有全国舆论的转变，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也就没有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也就是说，若没有一二九运动，国民政府面对日寇的侵略与蚕食，将一如既往地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窝窝囊囊地不抵抗下去，沈崇诲将报国无门，连上战场为国牺牲的机会都没有，除非他跑到关外去找他的清华校友张甲洲、于天放、冯仲云。只谈“沈光耀”不谈一二九，这不光不公平，也抹杀、掩盖了历史的因果连续性。

抗战爆发后，清华南迁，在长沙与北大、南开组成了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旋即又迁至昆明。《无问西东》中“沈光耀”故事的开始，就是1938年初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从长沙赶赴昆明的场景。现在还健在的宋平，是1935年考入清华化学系的，他也在那时离开了长沙，不过他没有随校前往昆明，而是辗转去了延安。

在抗战中坚持办学的西南联大，里面既有“败北主义者”聚在一起鼓吹“屈服”（见后面详述），也有像李政道、黄昆这样的寒门子弟与杨振宁这样的书香世家子弟，跟随吴大猷教授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进行科学研究探索，也有一二九精神的薪火相传。

抗战结束后，联大的表现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当时，国民政府无视民意、欲撕毁双十协定重新发动内战，联大学子们率先站出来，无惧特务的手榴弹、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阻止内战爆发。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以及联大学子们为此付出的牺牲，也是不该被我们所遗忘的。从一二九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喊，到一二一运动阻止内战重新爆发，这是一脉相承的一个传统，这是清华、是西南联大对中华民族的始终未曾中断过的奉献。

很遗憾，影片也丝毫没有谈及西南联大的这些贡献。

三、从伪造的沈崇诲驾机撞舰故事看中国贵族的失败

《无问西东》试图将沈光耀这个“三代五将”出身的清华与西南联大学生塑造为一个“高大全”的精英或“贵族”典范。有位推崇该片的影评人对“沈光耀”的显赫出身与精神“高贵”做了如下解读：

“王力宏演一个西南联大的富家子沈光耀，后来参加了空军。沈光耀这角色到王力宏身上百分之一百二地贴合，相互成就。沈光耀的人设是来自广东的富家子，最好的物质和最好的教育里长大，岭南有习武传统，还有师父教他武术，所以文武双全。王力宏本人一直有出身名门的标签，家中个个高学历。王力宏是坚持keep fit的优质偶像，沈光耀是体能超棒的飞虎队飞行员。最重要的是：他是海外长大的华人，所谓‘阳光没心机没有被欺负过’的脸，正好适合去演出类拔萃的世家子弟，干净、清朗。米雪和王力宏共同完成了‘贵族’的塑造。她一登场，就解释了这么出色的孩子从何而来。因为沈光耀和他的家族足够可爱，他死的时候才催泪。”

那么，抗战中乃至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精英或“贵族”们真的那么“出类拔萃”“足够可爱”吗？

不客气地说，1840年年以来，中国的精英世家、上等阶级，就其在抗敌御侮方面的表现来看，实在是德不配位、才不配位，徒有其名、徒有其表。就拿近代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来说，这次战争不同于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庚子之变，中方并没有处于明显弱势，与日本实力相当，可是仍旧一触即溃一败涂地。北洋水师的将领中，固然有邓世昌这样的欲与敌舰同归于尽的忠于职守者，但更多地则是一群既无能又胆怯的猥琐之辈。北洋水师战败投降，整个舰队最后竟然被日军全部掠走，写下近代全球海军史上最耻辱一页。投降后，北洋水师的将领们也有不得已而自杀的，但他们大多数选择的方式竟然是吞鸦片，军人之尊严荡然无存，仅有一位开枪自尽，为自己保留了些许颜面（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绅士精英、“三代五将”们若真的像《无问西东》里描绘得那样“出类拔萃”、那样“高大全”的话，那么中国又怎么可能会接连不断地遭受长达一百多年的耻辱呢？

即使是令《无问西东》无比推崇的那支精英化的国军空军，其战绩也并不出色，对此最有力的证据就来自沈光耀的原型沈崇诲。沈崇诲“驾机撞沉日舰出云号”的故事，流传已久，沈崇诲也是因此而被民政部于2015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的，但是，这并非是真实的历史，因为日舰出云号直到1945年7月才被美军炸沉。我没有贬低沈崇诲烈士的意思，烈士就是烈士，无论是失事而牺牲还是被日寇击落而牺牲，他永远值得我们缅怀，我想批评的是国民党自己打仗无能表现不佳，就靠编造情节极端的故事来“鼓舞人心”的做法。。

近年来，吹捧国军空军的神话很流行，老的如驾机撞沉出云号，新的则有“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的故事（类似的还有被写进小说、搬上舞台的“八百冷娃投黄河”之类的）。与这些广为流传的神话相反，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空军只是偶有亮点。

国军空军为何战绩不佳？原因之一恰恰极有可能就是被《无问西东》所欣赏的精英化。近年来因为国军空军中尽是豪门世家子弟，而被众多人赞为中国唯一一支精英军队。世家子弟从军报国，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当时空军待遇要比陆军等好得多，不能不说这也是吸引世家豪门子弟的原因之一。时任国民政府空军顾问的美国人克莱尔•李•陈纳德后来在回忆录中指出，国军空军正是因为精英化导致战斗力受损：

“尽管意大利人搞了不少花架子，中国空军的实力并未得到实际增强。有件事情很说明问题——意大利人开办了一家军事航校，实行‘宽进宽出’的政策。也就是说，不管能力如何，学员只要耗完必须的学时就可以毕业。据说，蒋介石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很满意’。众所周知，中国飞行员主要来自上流社会，美国航校出于各种原因将不合格人选扫地出门时，经常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也会被搅得寝食不安。较之美国人的严肃认真，意大利式的殷勤显然更符合中国人的胃口。他们的办学方式迎合了中国人一团和气的固有心态，却毁了中国空军。”

美国飞虎队

这种一刀切重出身而不重能力与表现的弊病，其实正是几千年来东西方精英社会或门第社会一直无法摆脱的伴生物。抗战初期中国空军损失很大、牺牲很多，战果却与之不成比例，很难说与过于精英化没有干系。

还要指出，影片讲1938年西南联大刚迁到昆明时，美国人就在大规模地帮助中国空军，这也是与当时的事实不符的。抗战初期，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作为空军教官在昆明，所起作用也非常有限，当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其实是苏联，其中就包括给中国空军提供飞机与直接派遣援华飞行队来与日寇作战，从1937年到1940年，苏联援华飞行队取得了辉煌战果。陈纳德直到1942年才组建起来的飞虎队，也是名大于实的，飞虎队是雇佣军而非正规军，其中好多飞行员只是民用航空退下来的。

不仅仅是空军，当时整个上层统治阶级或精英集团，无论老精英还是新精英，无论老军阀还是新军阀，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也大都无法令人钦佩。

如淞沪会战，是国军主动发起的，国军试图调集精锐重兵，赶在日本本土大量援军未开到之前，将驻守上海的三四千日本海军陆战队予以歼灭，可是，即便是这样一场握有明显兵力优势与战机的战役，国军竟然也不胜反败，国军不仅未能实现任何阶段性目标，而且多年培育的精锐部队，毁于一旦。

会战期间，数以万计的国军士兵前赴后继冲向日寇，其英勇精神世所罕见，可是这一切都低消不了上层指挥者的无能。除了盲目驱赶士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冲向敌人的炮火白白送死这种最简单的战略战术之外，以靠伪造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履历才得以在军界起家的蒋介石为代表的精英集团，几乎没有展现出多少值得称道的军事素养。“三代五将”、世族豪门，平日里看起来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可是关键时刻，有几个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

淞沪会战

肉食者鄙，这话用到国军抗战上面，再恰当不过了。

早在淞沪会战三年前的1934年，鲁迅就已经通过《非攻》（收入《故事新编》）这篇小说，准确地预见到了民国精英集团的幼稚与低能：

“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

这堪称是对民国精英集团在凇沪会战中采用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的最准确的概括。自1928年济南惨案开始（国民党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始于此而非始于九一八），精英集团先是认怂不敢抵抗，后来又跳向另一个极端，绝望地歇斯底里地驱使士兵、人民去做无谓的牺牲，那种为战胜敌人所需要的勇气与智慧，整体上讲，他们始终就不曾拥有过。

抗战胜利，主要是靠任常伦、于华虎、马应元、刘黑仔这样的农民，靠节振国、马立讯这样的矿工用刺刀、手榴弹、炸药包拼出来的，是靠王二小、安顺花、戎冠秀这样妇幼扛起来的，而不是靠什么“三代五将”的“少爷”（《无问西东》中仆人对沈光耀的称呼）的神话吹出来的。抗战胜利，就是最最普通的中国人民的荣耀，靠着他们，靠着“全民抗战”的铜墙铁壁，中国才抵挡住了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才赢得了近代以来第一场反侵略者战争的胜利，才没有亡国灭种。

也许有读者会质疑我说：你提到的这些平民抗战英雄，全都来自八路军及其支持者，一个国军的也没有，你这种态度难道不也是选择性的、不公正的吗？很遗憾，这并不能怪我，因为我不知道任何一个国军普通士兵英雄的名字。国军牺牲的士兵以百万计，可是几乎没听说能有一个被视为英雄获得荣耀并被广泛传颂的。民国精英不把自己的基层平民士兵放在眼里，只把他们当作炮灰，只愿驱使着他们去牺牲，而不愿授予他们应有的荣誉。

2016年我到云南临沧时，才得知除了鼎鼎大名的滇缅公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开工修建过滇缅铁路，但未能修通。当地纪念馆称，为了修铁路，先后征用了30万民工，其中，死者竟然高达将近十万！说是视人民如草芥，一点也不为过。

滇缅铁路

正因为国民党高高在上，名义上标榜全民抗战但内心仍旧是信奉精英抗战，视士兵、视被抓的壮丁、视人民如草芥，才令中国人民付出的无比惨重的牺牲与所取得的战果不相匹配。

当然，也不是说国军毫无闪光之处，像入缅远征军脱离蒋介石控制改由史迪威直接训练指挥后，战斗力就有了较大的提高。不过，《无问西东》结尾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断言孙立人手下的部队“击毙日军三万三千余名”，这“战绩”的水分未免就太大了些。

四、陈寅恪主张对日“屈服” ，民先队员则上太行山

近二十年来，曾在清华与西南联大任教的陈寅恪被舆论捧上了神坛，《无问西东》也在追随这一时髦。一提起陈寅恪，他的拥趸们就爱讲他出身显赫，祖父为晚清维新重臣、湖南巡抚陈宝箴，他则是“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而从来不具体列举一下这位“大师”的历史研究到底有哪些地方高人一等了。

这位神一样的后无来者的“大师”对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现实问题，对抗战又有什么高见呢？七七事变后，陈寅恪便说：“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吴宓日记》）

一年后在西南联大文学院暂驻云南蒙自时他又赋诗《南湖即景》，称“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断恐待来生”，即抗战胜利重返北平是不可能的，除非到来生。眼光如此短浅，持论如此悲观、无力，这比汪精卫又高明多少呢？别人在与日寇奋战，他在后方散布失败与绝望情绪，这值得被膜拜尊崇被大书特书吗？

我丝毫没有苛责陈寅恪的意思，因为在他那个年代，他这种观点很普遍，与他观点相同的精英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他们在亿万中国人民面前自感高人一等，在外敌面前又低声下气充满畏惧。

与陈寅恪同在联大文学院的闻一多曾称：“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不知道这群败北主义者里面有没有陈寅恪。

陈寅恪

好在清华还有与陈寅恪们不一样的传统存在，否则抗战何谈开始、何谈胜利，只会一直不抵抗下去。相比于畏寇如虎、既对自己没有信心又看不起人民大众的民国精英与“大师”们，清华的那些既满腔热血又脚踏实地、既勇敢无畏又善于战斗、既好学上进又不高高在上的学生们，无疑更值得我们钦佩、感激。

一二九时，他们振臂一呼开辟了反对内战与不抵抗的新的舆论形势；一二九之后，他们立即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冒着北中国的严寒，走出校园，深入田间街巷，向人民宣传全民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告别母校奔赴各个敌后战场，与人民一起出生入死，直至争得最后的胜利。据统计，卢沟桥事变前夕，清华大学共有学生708人，其中民先队成员就有183人。当陈寅恪这些联大的“大师”们呆在大后方说丧气话的时候，黄诚、纪毓秀、凌则之、杨学诚、黄敬、李昌、白乙化、邓力群、康世恩这些青年学子们却在江南、在冀中平原、在太行山上、在燕山脚下、在白山黑水与日寇奋战。回首历史，高下立判。

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甚至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大批贵族子弟或世族大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放下身段、抛弃偏见，把自己看作普通的中国人民的一份子，与亿万下层大众同舟共济、携手奋斗、绝地求生的历史，就是少数的“高富帅”跟无数的“矬穷丑”打成一片抱成一团的历史，就是赵太爷钱太爷举人老爷家的少爷小姐脱下洋装长袍换上粗布军装与阿Q小D闰土祥林嫂们一起钻进芦苇荡青纱帐里打游击，从而一举扭转近代一百年屈辱挨打的局面、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历史。

《无问西东》却企图借“沈光耀”“少爷”的故事来恢复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贵族精英精神。坦率地说，即便按照所谓的精英标准，“沈光耀”的那个“三代五将”的出身，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能跟黄敬、姚克广他们的家世相比吗？从张甲洲、冯仲云、胡乔木、陈其五、李昌、陆璀这些清华学生，到郭明秋、黄华、邓力群等非清华的一二九活跃分子，当年这些主动自愿跟农民打成一片来抗击日寇的，有几个不是豪门大户出来的呢？一二九活跃分子中，我所知道的出身寒门的可能仅有宋黎、韩天石等少数人。

在西南联大领导1945年一二一运动的袁永熙，据说祖上自明朝就一直做官，他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也毕业于联大。他们的出身比什么“三代五将”低贱吗？

《无问西东》借林徽因女士来宣扬精英精神（林女士是否像他们宣传的那样暂且不论），在此我讲述一位与林徽因有亲戚关系的清华女性的故事，她叫陈舜瑶，至今还健在，她的祖母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与妻书》的作者）的姐姐，也就是林徽因的姑姑（或堂姑）。她于1936年考入清华土木系，1938年离开西南联大去了延安。她的姐姐陈舜英、陈舜玉分别是北平大学和福建政法学院的大学生，抗战爆发后她俩也都到太行山上打游击去了。

袁永熙与陈琏

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谁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可是，若以自己的出身与门第来炫耀于人，鼓吹血统论，那就是缺乏对历史的准确认知了。

五、中国普通老百姓就只能是愚民、暴民、窝囊废吗？

很奇怪，近代中国拥有四五亿人口，可是，历次对外战争中却丝毫见不到有什么明显的兵力优势，全部惨败于西洋或东洋侵略者。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政府与统治阶级同广大人民隔着巨大的鸿沟，根本没有动员能力，让巨大的人力资源形同虚设，即使偶尔想投机取巧利用一下“民心”“民气”，也以失败告终。

直到抗战爆发后，中国、尤其是在敌后根据地，才真正实现了最广泛的基层动员。在类似于清华的凌则之、黄诚、纪毓秀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任常伦、于华虎、马应元、刘黑仔、节振国、马立讯、王二小、安顺花、戎冠秀们打破鸿沟融为一体后，中国人民才变得不可战胜起来，才击败了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不是靠什么“出类拔萃”的精英世家子弟，而是靠亿万下层大众、靠全民抗战取得的，也正是因此，中国的人民大众才获得了尊严。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歌词后面，反映出几千年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人民所从未有过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他们终于凭借自己的付出与鲜血而拥有了自豪感。

后来，主要由这些已经拥有自豪感的下层人民子弟组成的中国空军在1950年代面对美国空军时的表现，比“三代五将”的“沈光耀”们、比“飞行员主要来自上流社会”（陈纳德语）的国军空军当年面对日军时的表现，要优异得多。

《无问西东》在大力美化富豪、上等人、世族大家、在提倡精英精神的同时，对下等人、普通人、平民百姓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不得不说，片中表现出了太多的鄙视、矮化（甚至丑化）。

片中所出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下层中国人民，全都是一副卑贱的相貌气质：抗战时期云南某村村民（他们是编导所欣赏的），是一群由断了双腿的洋神父所牧的“祥和”的“羔羊”，每天眼巴巴地等着沈光耀从天而降的施舍（影片里的云南穷孩子正是靠了美国人施舍的奶粉、面包，才活了下来并上了清华大学。尤其在中国借钱给美国、中国持有亿万美国国债、美国大力邀请中国到美国去投资的今天，还依旧沉溺于不仰仗美国的嗟来之食中国人就活不成的神话，真是难以理喻）；

60年代初期的北京男女工人，虽然不像上述云南村民那样可怜了，却又换成了可恶、可憎，呈现出另外一副极端的面孔——蛮横残暴，是一群险些将年轻的女知识分子王敏佳活活打死的恶棍、凶徒、混账（至于在1962年是否能随便打死人并不用承担责任另论）；

到了当代，那家进城打工的农民生了四胞胎却不能自己养活，成为富豪展示自己善心的道具。

要么是一群逆来顺受苦中扮乐的愚民，要么是一群凶神恶煞般的暴民，要么是一群坐等富豪救济的窝囊废，这就是《无问西东》有意无意塑造出来的普通中国人民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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