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可乐原地满血复活！许多网友为此激动不已。其实，国产汽水的历史并不短。拿天府可乐集团来说，它的前身是重庆饮料厂，在1940年与四川省中药研究所（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前身）联手，研制出第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可乐。

仿制可乐的“技术难度”在各种汽水中是比较大的，因此相对较晚，汽水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清末。

清末国人就能“自制”汽水

清末的徐珂在《清稗类钞·饮食类》中介绍了一种叫“荷兰水”的饮料，其实就是汽水：“以碳酸气及酒石酸或枸橼酸加糖及其他种果汁制成者，如柠檬水之类皆是。吾国初称西洋货品多曰荷兰，故沿称荷兰水，实非荷兰人所创，亦非产于荷兰也。今国人能自制之，且有设肆专售以供过客之取饮者，入夏而有，初秋犹然。”

晚清至民国，外来食品对中国本土食品的冲击十分剧烈。特别是原本封闭的中国被迫门户大开之后，许多人对“洋玩意”充满好奇，进而追捧，使西方食品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国人仿制也是顺理成章。

然而，由于食品工业水平极其有限，当时一些所谓采用进口配方的汽水，无非是用凉水掺颜色或加少许橘皮水，或干脆去洋行购买糖精掺到冰水里。这些“汽水”售价非常便宜，市民大多都会购买。

这引起了当时政府的注意。京师警察机构规定，各种汽水营业者在开市之前要呈请警察机构派员检查制造厂的构造以及用水，次年如果要继续营业仍需要再检查一遍。即便是检查合格了可以开市，警察机构的卫生处还是会随时抽查。

为了保证所制汽水清洁卫生，京师警察机构对汽水制造场所的环境卫生也有相应规定，比如各种汽水的调制容器不得使用铜、铝等，容器也须保持干净，场内也要勤加扫除，保持空气畅通，不得让患有传染病的工人在场内活动等等。另外，为了便于检验，各种汽水制造者也必须把姓氏和制造厂名、地址印在瓶上。

是不是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官方工作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这些规章直接成了摆设。

民国国产汽水的起起伏伏

民国期间，在开埠的大城市基本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先是有若干家外资汽水厂，主要供应洋人客户，对于普通华人而言，汽水是相当高档的商品；随后越来越多家境殷实的市民开始追捧汽水，有一定规模的国产汽水厂也开始出现；二战后美国文化更盛，汽水业愈发红火；但很快民国末期原料快速涨价，只有外资企业握有雄厚的资本，原料供应稳定，甚至还能保证产品不怎么涨价，许多国产汽水厂就此出局。

民国街道上可口可乐屈臣氏汽水广告牌

以广州为例，1930年，英商屈臣氏有限公司开设广州大药房，兼卖汽水，这是广州第一个汽水制造企业。1946年2月，后来大名鼎鼎的广州亚洲汽水厂在大德路80号开业，最初的11名集资者里就有曾在屈臣氏汽水厂工作过的人。

但汽水厂开得多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初期广州的汽水厂规模小，制作工艺也简单。商家在生产灌装时往往不会严格把关，于是卫生局把监管重点放在了生产环节，要求各汽水厂商每个月上交四张抽验券到卫生局，然后由卫生调查员随机抽取，被抽中的厂家需各提取汽水一樽送往检验所检验。这样的抽验制度太容易对付了，厂家直接提供合格产品做门面功夫，也给了调查员收受贿赂的机会。

生产条件差，监管又不力，早晚会闹出大乱子。1947年，广州市肠热症大流行，主要原因就是市民使用了不洁净的夏令食物。当夏令冻品的检验结果显示，市面上确实大量销售含有病原体的雪糕和汽水。政府干脆决定停止制作雪糕冷饮，遇到路边卖雪糕和汽水的就一律没收。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伤寒赤痢减少，亦未见霍乱后，才被解除。

民国广州某汽水厂

天府可乐当年红火的原因之一是，它加入了白芍等数味中药。这种饮料与药的联系在民国就有发展，当年有不少饮料，都会强调保健功效。比如前述屈臣氏广州大药房，兼卖汽水。又如安药水房曾在1913年8月6日的《商权报》上登广告，称自己的汽水“料真气厚，味美质清”，“近更研究精良药料，添置新式汽机，务期饮者获益”。不过它是否如天府可乐那样实诚，到底加了些啥，已不可考。

新中国饮料行业获新生

新中国建立后，工业水平整体都有大幅提升，饮料行业也多有突破。比如1902年英国人开发的天津“山海关”汽水，建国后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第一届技术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邵长富长期负责汽水技术研发。1953年，在他的带领下，“山海关”桔汁汽水全部采用国产原料，成为国宴专用饮料；1956年，地方工业部组织全国汽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山海关”汽水厂的柠檬汽水被评为全国第一名。

虽然条件仍然简陋，但厂里对质量高度负责，严格把关，不仅对细菌数量，还对含糖量和含气量等严格控制，产品深受天津百姓喜爱，成为几代人的美好回忆。

同样是在1953年，国家在青岛组织科技人员开发出新中国第一种碳酸饮料——崂山可乐，也获得广泛认可。

除了组织科研，国家对饮料企业本身也大力扶持。1954年，上海正广和由市地方工业局按市政府令代管，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56年，40余家公私合营的小型食品厂先后并入，使其成为一家以生产汽水为主的综合性食品厂，实力大为扩张。厂里积极性也很高，通过大搞技术革新，采用各种办法克服原料匮乏等困难，完成生产任务。1966年，改名“上海汽水厂”。

现在说起正广和，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还是盐汽水。其实为了给工人们补充盐分，很多工业城市都有自己地方性的盐汽水，比如东北有八王寺盐汽水，太原有太钢盐汽水，五花八门的盐汽水也是各地轻工业发展的见证。

“水淹七军”的“罗生门”

虽然中国早就有了可乐，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还是“喝不惯”的新鲜事物。改革开放后，可口可乐经过几番波折，终于重返中国，而且逐渐走进了普通家庭。

1984年4月30日的《时代》封面，一个中国人在长城上拿着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提高了人们对可乐和其他汽水的兴趣，但在重返之初，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奢侈品”，不是每家每户都会去喝。因此，各地的饮料企业也开始推出自己的可乐，并利用人们对汽水的新一波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八大民族饮料品牌的说法：重庆的天府可乐、广州的亚洲汽水、北京的北冰洋饮料、山东的崂山可乐、武汉饮料二厂、上海的正广和、沈阳的八王寺、天津的山海关。

然而，随后饮料行业迎来了与外资企业，主要就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合资的浪潮。最终结果是，八大民族饮料品牌中除正广和外的七家快速淡出市场，被业界戏称为“水淹七军”。

关于合资浪潮，至少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原轻工部在“入关”前夕认为，一旦完全开放市场，国外巨头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入中国，国内的饮料市场将溃不成军，因此指定八大饮料厂与可乐巨头合资合作。

另一种说法是，“大量饮料品牌”进入中国，以及“两乐”市场攻势凌厉，本土品牌受到冲击，不得不与外资合作求存。

由于前一种说法的存在，许多人对民族饮料品牌的消亡痛心疾首，假想如果没有合资，发展到现在将会如何如何。

笔者作为历史爱好者，看重事实而不热衷于“假设”，但如果真要分析起来，不得不承认假设并非只有一种结果。

首先，所谓八大品牌大部分也只有区域性甚至地方性的影响，现在也只有大城市里的少数人在怀念，恐怕很难对抗“两乐”的全面攻势。

其次，当时的社会风尚更崇洋，现在对“童年记忆”碎碎念的人群里，恐怕有不少当年也盼着喝上洋可乐。

再者，八大品牌市场竞争经验不足，从产品设计到市场营销，都难与“两乐”匹敌，尤其是国产可乐产品，大部分都只是在包装和定位上模仿对手。

而且，就工业化水平而言，国内饮料企业在制造和生产管理上同样差了一大截。

最后，正广和可以说躲过了“水淹七军”那波合资潮，但它的幸福可乐还是没有保住。

20世纪80年代上海街头的幸福可乐巨幅广告

合资潮后，非常可乐与汾煌可乐悄然崛起，证明国产可乐并非没有市场，但总体而言，也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发展至今，农村仍没有全部占领，攻入大城市更是遥遥无期。

近几年，天津的“山海关”、北京的“北冰洋”、青岛的“崂山”、陕西的“冰峰”等老品牌重回市场，可基本上只能靠怀旧在本地获得一定认可，向外推广难有突破。

新崂山可乐增加了中药成分，但包装上仍和可口可乐类似

笔者赞同揭批洋品牌在合资过程中的小动作，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但一味假设如果没有合资咱们就能如何如何，恰恰无助于健康发展。

在短短的文章中，回顾中国的汽水史、可乐史，只能说是管中窥豹、抛砖引玉。但从清末和民国的乱象中偶有惊喜，到新中国的大发展里带着些许遗憾，还是能明显看出工业的巨大进步。打铁还需自身硬，祝愿重获新生的天府可乐能越来越好，祝愿中国饮料行业继续前行。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岑少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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