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高考首日上午结束，都是一个全面吐槽“高考”作文的大日子。不管作文题怎么出，段子手们总有办法调侃。对于高考语文作文的出题老师们来说，作文题目该怎么出，确实是个大难题，想让所有人满意根本不可能，何况吐槽高考作文已经成了我们每年的习惯。

中国古代可谓是考试大国，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印象中，科举很死板，特别是明清开始固定为八股之后，出题的范围就那么大，所以有人不禁要问，古人出题是不是很简单？恰恰相反，从古至今，出题都是个难事儿。

正是因为出题的范围小，绝大部分的试题都要取自《四书》这类书中，才增加了出题的难题。元朝将朱熹所提倡的《四书》《五经》列在科举考试出题的范围，答题的标准也是按照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到了明代，更加明确规定出题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范围内，采用八股这种标准的考试文体。“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明史·选举志二》卷70）。

就这么几本书，翻来覆去用了这么多年，而且除了秀才、举人、进士三级考试，还有拔贡、举人大挑，以及秀才的平日考试，名目繁多，年年考，每个省都考，能出能用的，也基本用得差不多了。

考生们复习起来自然比现在方便得多，教材就摆在那里，背熟就得了，不像现在，还得学化学物理这么繁琐。坊间的书商们也非常精明，把历代历届的乡试、会试的考题和中试的试卷编辑成册，分门别类把各种类型的题目列出来，有的还会有范文与批注。对考生来说，只要狠下心去背，指不定遇到类似的题目，直接一套范文就可以了。

如此一来，考生的素质都不怎么样，明代王鳌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说：“夫古之通经者，通其义焉耳，今也穿凿支离，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实由此也。”（《明臣奏议》）

清末光绪年间凤阳府寿州文童胡敏修的乡试卷

但这对考官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没有考官希望题目被轻松压中。遇到认真一点的考官，抱着为国家遴选人才的心思出题，那就更不希望被那些会背书的人押中了。范围就那么大，还不能被猜中，想想也真是难为这帮考官了。

于是，考官们挖空心思，花样百出，誓要把学生难倒为止。有的考官出题就不用一整句话，从一句话里挑出来半句或者干脆几个字，让你摸不着头脑。例如原文是“学而时习之”，他就出“学而”或者“时习”，考生学得不扎实，一时半会可能想不到出处。在科举答题的时候，第一步要说明题目出自哪篇哪章，要是一开始就找错了，那后面自然就白答了。

另一类考官就更加刁钻，两句话里分别截出一段凑一起，搞得不通顺，让你猜。还是那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出题时直接成了“学而时习之不”，或者干脆把隔着老远的两句话或者几句话拎出来一点，凑着一句，都算不得一句完整的话。这要是让考生遇到，还真是必须得功底深厚，要不真就被唬住了。

话说当年陈独秀考秀才，就曾遇到过第二种类型的题目。当时题目是出自《孟子》梁惠王章句，叫做“鱼鳖也材木”。原本那一段话是这样的：“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考官出的题目却成了“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陈独秀一看这题目，狗屁不通啊！于是陈独秀就用了一些鸟兽虫鱼草木的难字、怪字和荒谬古文，拼凑成了一篇长文，考官见后，大概是好多字都不认识，竟然让他考中了。

陈独秀

考官为难的不仅是出什么题目。如果因为考题，考生答出了大逆不道的话，考官也要遭殃。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山东乡试，主试官叶经用《论语》出题：“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有一个考生大概对朝廷多有不满，也许考官此刻也有引导士子们批评朝政的嫌疑，总之吧，有个不怕死的考生这么答道：“继体之君未尝无可承之法；但德非至圣，未免作聪明以乱旧章。”嘉靖皇帝一看，这还得了，这是想讽刺我自作聪明是吧！于是，出题的考官与答题的考生都被廷杖致死。这样的例子在明朝并不少见，天启四年（1624）八股文大家艾南英参加江西乡试，在试卷中有批评宦官干政之语，此时大太监魏忠贤正如日中天，你这不是找死吗？还好，他最后只是被逐出考场。

北宋时，苏东坡自熙宁四年（1071年）一月开始担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其间出了一道州试试题。题目取的是“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意思让考生们吐槽历史上的独断之臣，这显然是在暗讽当时的王安石。不久之后，苏东坡就被罢黜了。

清末时，科举逐渐走向衰落，加上西学的冲击，很多地方官员出考题时也大多与时政有所关联。只是，晚清政府对于科举的态度开始时总是暧昧不清，以至于下面的人也只能是案子揣摩慈禧太后的用意。例如在1899年2月，学政王同愈在湖北各府按临时，就出题：“国家设科取士，其意安在？士子所学何事，以应国家之需？试各抒所见。”（顾廷龙《王同愈集》）

又比如1903年武昌府试，该省的学政有意将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作为试题，题目的内容为：“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朱峙三日记》）

虽说此时科举已经不按照八股的办法，就从那基本固定的书中取题目，但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革，这些考官们出惯了八股的刁钻题目，反而不知如何在新事物中取之，所用的题目更加是朝廷与考官心中的困惑，希望有人可以答疑解惑。

晚清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官办近代学校，图为同文馆课堂照片

比较明显的是，在1904年5月末山西甲辰会试的头二场题，试题所涉内容广博，古今中外、史实与时事、外交与内政均有提及，表现了当时考官们对西学人才的需求，以及对八股旧文的不舍。

在这场考试中，头场的试题题目是：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秦穆尚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圈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便都是与当时时政有关的题目了。主要是：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兴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3)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存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4)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二十余员，遂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利弊得失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以上资料取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04年5月31日）

此时科举虽废，但科举之风尚遗留，对于未来的迷茫，使得考官在出题上也更加务实。另一方面，这些考官大多仍是科举出身，被当年那些语句不通的题目给折磨过，因此也没有完全放弃古文的题型。这么一看，摆脱了八股束缚的考官，出题仍然是个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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