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外人眼里，硅谷是一座无情的资本主义堡垒，但这并不妨碍科技公司的企业家们将自己打扮成团结、自主、协作等互联网精神的忠实信徒。

这些风险人道主义者们（观察者网注：作者使用与venture capitalist即风险投资者相对应的venture humanitarian一词，个中感情色彩，可以感受一下）坚信，相比老谋深算的政客和徒劳无功的非政府组织，自己才是接济贫弱的真英雄，正因为自己的存在，游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才得以从险恶的市场中获得切实的物质利益。硅谷内部有不少知识分子甚至开始欢呼“数字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借用互联网思想家、环保主义者、《连线》杂志创刊主编凯文·凯利2009年写在封面要闻里的一句话，“数字社会主义可以被看作（除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中央集权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它使过去的争辩变得毫无意义。”

变、变、变！从扎克伯格到奥巴马，我们是否希望科技行业接管国家的部分功能？

虽然人们对“共享经济”等流行术语中“共享”一词的真正含义莫衷一是，但抛开咬文嚼字的争论，我们可以从这套自吹自擂的话语里辨析出一个有趣的论点。贪婪的华尔街之狼使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高尚的硅谷人则真心想献上一剂完美的解药，帮助弥合消费不平等带来的社会伤痕。

也就是说，虽然你和邻居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越来越大，但你们都可以在Spotify上听歌；都可以用Google搜索信息；都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有趣的视频，而你们花在这些服务上的钱也越来越少，甚至为零。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免费逻辑可能适用于上网这件事本身：在Facebook的倡议下，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合作项目Internet.org宣告成立，旨在向用户提供名义上免费的基本网络服务。

我们可以预见，到教育、医疗和其他线下服务都走上云端的那一天，硅谷将在这些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届时，只要你将自己的日常生理数据分享到网上，还愁Google不能分析病兆，帮你防微杜渐？对看不起病的人来说，这种简易体检难道不是某种形式的基本保健服务吗？而且，在不存在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若Google前来拯救生命，又有谁会反对呢？

无数类似的承诺汇集起来，组成了硅谷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用户赋权”的童话。在福利国家走向失败、无力向国民兑现承诺的背景之下，硅谷为我们提供了一张新的社会保障网：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拖欠抵押贷款，会被迫卖掉名下的汽车，但我们的生活中绝不会失去Spotify和Google。因缺少物质粮食而饿死的可能性虽仍旧存在，但我们再也不会因缺少互联网内容带来的精神粮食而饿死。

在硅谷的帮助下，我们甚至可以趁自己还拥有车子和房子时，将它们转化成能赚钱的资产。JustPark是一款很火的应用程序，它在有闲置车位的房产主和绝望的司机之间牵线搭桥，帮助后者租用车位。多亏这样的初创公司，收入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差距得到缩减——尽管程度微乎其微。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应该感到庆幸：我们不仅可以免费享受基本服务，甚至还能将原本闲置的资本充分货币化，赚一点外快。

硅谷自诩为一个伟大的均衡器，能让贫富悬殊的世界变得更加平等。正因如此，社会上各种批评的声音都无法穿透硅谷无形的保护罩。然而，风险人道主义的前提条件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谨和不可动摇。硅谷的保护罩上至少存在三大漏洞。

硅谷聚集着IBM、苹果等众多科技公司

首先，虽然消费在名义上变得更加平等，但个人自主权并不一定获得了相应的提升——事实情况可能恰好相反。如果要充分利用硅谷提供的所有机会——包括Internet.org这样看上去很美的项目——我们首先必须同意共享个人数据，才能换取免费服务。如果你认为这些数据不会影响未来的生活，那只能说你过于天真了。要知道，对保险公司和银行来说，这些数据都是无价之宝，是它们进行决策的依据。

当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形成预期，认为所有行为都将影响其他事物，并开始据此进行自我调整时，最终的结果是社会将满足现状、不思进取。这也意味着，在大多数人免费获得服务的同时，那些原本具备支付能力的人将享有更大的自主权。那些无需为获取抵押贷款资格发愁的人，不用担心使用Uber的司机将如何对他们进行排名，也不用担心不去健身会给疾病保险造成影响。

其次，硅谷所谓的用户赋权只是一个童话。它掩盖了一个事实，尽管互联网信息名义上对每个人都是免费的，但对一名毕业即失业的学生和一家对冲基金公司来说，这些信息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后者具备先进的技术，能够将数据转化为投资策略。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具备注意力导向功能的互联网服务：对一个粉丝数量不过百的普通人和一位坐拥百万粉丝的风险投资大V来说，Twitter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因此，即使在获取通讯服务方面，人们都拥有了平等的机会，其他诸多类型的不平等也不会因此而削弱，遑论彻底被消除。如果说消费平等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必要去担心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答案是肯定的。毕竟，硅谷几乎没有给住房不平等之类的问题拿出过任何解决方案，未来也很难指望硅谷迫使房地产行业洗牌。

换句话说，硅谷只有将免费供应的范围扩大到住房和食品，才能使其他类型的不平等变得无足轻重：只有这样，硅谷人才能振振有词地说，不管你那位搞对冲基金的邻居挣得钱比你多多少倍，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你的全部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

由此引出了第三个，也是最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硅谷能像变戏法般地提供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还要国家干什么？更重要的是，既然科技公司能够以前所未见的模式提供公共服务，我们为什么还要纳税，为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公共服务买单？对于这个问题，国家和硅谷都没有做好回答的准备。然而，人们的感觉是：现代国家不会介意让科技公司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国家才能专心做它最喜欢做的事——打击恐怖主义。

对于今天的两难困境，人们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或许终有一天，大家会意识到，今日真正摆在面前的，不是市场与国家之间的选择，而是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的选择。在这场左右为难的抉择中，一边是完全丧失了制度和政治想象的技术系统，在这里，黑客、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的不同排列组合，被默认为一切社会问题的答案；另一边是充满争议的政治系统，在这里，公民、企业、国家对各自的权利和对应的义务尚未有定论，难以达成明确的政治解决方案。不管你把硅谷开创的未来世界叫做什么，“数字社会主义”显然不是个恰当的名字。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英国《卫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