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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构建政治共同体,美国该向大秦帝国取取经

2017-03-29 15:04:02

3月25日下午,“观天下讲坛”特邀请《大秦帝国》小说作者孙皓晖先生与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数位研究员纵论“大秦帝国与今日之中国”。其中范勇鹏研究员从中西方政治共同体的建构谈起,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大秦帝国与美国大选、中国的大一统与西方的多元主义。

他认为如今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着重新构建共同体的挑战,在西方多元主义泛滥的大环境下,重新审视大秦帝国,大家就会意识到中国自秦以来形成的两千多年的统一的制度文化、统一的观念文化是非常可贵的。此文为范勇鹏研究员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系“对话孙皓晖”系列推出的第三篇文章。

我过去读书时研究过几年先秦史,但是后来十几年一直从事国际政治,所以现在不敢妄谈中国历史了,但是孙老师这部大作把我拉回到这个历史阶段,这是中华民族非常辉煌的一个阶段。从国际问题、特别是欧美研究者的角度回头再看中国,包括周秦这一段,会有别样的感觉。因为东西方文明有一些共性,也有很多差异,这一切放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下来看,意义格外的突出。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发展都需要一种凝聚性的力量,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和疆域内实现普遍的秩序,克服暴力冲突的威胁。

国家竞争的总趋势也是国家规模由小到大,国家数量由多到少,这个过程提升了战争的成本,同时也降低了战争的频度,这个趋势如果能不断持续下去,最终将使人类世界逐渐接近普遍和平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权利虽然会受到国家权力的威胁,但从根本看,往往只有在这种普遍的政治秩序下才能真正得以保障。所以无论是国内制度还是国际制度,评价它的首要标准就是能否实现普遍的有序状态,并在此前提下促进人的安全和福利。从这个角度讲,秦的制度是一个伟大创新,它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一个普遍秩序的先例,为后世垂范。

范勇鹏研究员在研讨会发言

在古代希腊波斯战争期间有个小故事,希腊使节去见波斯王时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如果在民主制度中生活过,就不可能忍受奴役。这句话也可用来评价秦的贡献:中国人一旦体会到统一的好处,便再也不能忍受分裂的状态。

大家看《三国演义》应该感触最深,天下诸侯几乎没有人愿意长期割据,都誓言扫清华夏。这不仅仅是政治野心,而是反映和符合了一种民心。历代批秦者,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均无法否认秦创建的政治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所谓百代皆行秦政。

现代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是以所谓的多元、分权为特征,刚才寒竹老师提到七八十年代法国搞的分权,法国在历史上曾经触及中央集权的高峰,但到1970年之后权力反而开始向下流动;西班牙、意大利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英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在历史上经历了残酷的同化运动,现在却也面临解体的危险;美国从建国起到20世纪60、70年代,也是处于民族认同建构和国家凝聚的上升阶段,也曾经强行归化移民,比如对德裔移民的一些强硬手段,对亚裔的残酷迫害等,但是多元主义兴起后,开始发生“逆凝聚性”趋势;欧盟更不必言。欧美今天的危机,与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正一反,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我个人认为,孰优孰劣显而易见。

说反了,应该是欧洲18世纪的制度才达到我们的秦汉时期

最近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一位历史学教授在会上讲了一个观点: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的文明评价比较低,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比西方滞后,如果拿政治制度讲的话,可能中国相当于欧洲的18世纪,拿人文精神来说,可能中国相当于西方的19世纪。这种说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人的老生常谈了,虽然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换一个角度,从政治秩序、国民平等身份、公共性的国家制度等方面来看,秦朝时的中国,似乎又领先于西方几百上千年。比如欧美18世纪才逐渐走出贵族时代,实现人的政治平等,19世纪才陆续建立起超越教权、地方权和封建权的文官制度。所以今天《大秦帝国》这股热潮对于客观认识政治是有益处的。

刚才孙皓晖老师讲的很多观点都非常有启发,而且和美国建国史上的一些片段相比,也十分有趣,甚至可相互呼应。秦始皇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一个立法者,他给中国后来的两千年历史立了一套基本制度原则。美国建国的时候,一群年轻律师、出版商、农场主突然被历史推到了前沿,要担当国家立法者的角色。约翰·亚当斯是开国之父之一,他在一篇日记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说我们这些年轻人突然被历史推到时代的大潮前面,我们突然成了一个国家的立法者(law giver),那种激动的情怀溢于言表。

美国的最高法院大厅里面,房檐下面一圈雕像,都是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立法者,包括摩西、孔子、汉谟拉比、拿破仑,但是我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秦始皇。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立法者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认为孔子是中国的立法者,但是秦始皇就不算。实际上同为美国开国之父的麦迪逊有一句话,人类究竟是要受命运的操纵,还是靠审慎的智慧就来建立一套让自己免于动荡和灾难的制度,这是对人类重大的考验。从这个角度讲秦朝创建的法律对中国是具有非常基础的意义,但是,从美国的价值观来看,他们不会把秦始皇刻在最高法院的房檐下面。

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排列着16个各有含义的人物,以摩西、孔子、梭伦为中心

下边我简单列举一下中国和美国在实现统一政治方面的一些呼应。

第一,孙老师刚才讲到族群问题,认为族群的不断扩大会使“做乱不易”,族群复杂就很难达成同盟,颠覆王朝,发动政变。麦迪逊说过类似的话,他不一定读过中国的文献,但道理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为什么搞联邦,就是因为一个国家要足够复杂,内部的人口结构要足够多元化,最后才能形成一种局面,使任何派别都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组成联盟。这是统一的一个大好处。

第二,秦朝创建了统一的疆域。关于统一疆域,麦迪逊也有提及,他说为什么我们要统一,13个殖民地为什么不可以各过各的?因为只要一分裂,就无法逃避外部力量的干预。就像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一样,某一个集团背后是法国的力量,另一个集团背后是英国,最后所有的外部力量都能够介入中国国内政治。华盛顿下台时的告别演说中也特别提醒美国人要防止外部力量的干预。

《大秦帝国之崛起》剧照

第三,秦朝创建了一个概念叫“黔首”,就是普天之下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这是一个平等的个人身份概念(虽然这种概念变成现实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隋唐才基本走出贵族政治)。这种平等身份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伟大创举,在其它文明中都发生得非常晚近,在欧美都是近代才实现。美国建国之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的平等,托克维尔对这一点格外强调。美国也有着强烈的反贵族观念,《宪法》中专门有一条“反贵族”条款(第一条第九款):“合众国不得颁发任何贵族爵位: 凡是在合众国政府担任有俸给或有责任之职务者,末经国会许可,不得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外国的任何礼物、薪酬、职务或爵位。”但是要知道,美国白人男性的平等身份是移民、过剩的土地资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条件决定的,它是因而不是果,并不是美国制度的产物,从这一点讲,还不如秦制更有革命性。

第四,刚才寒竹老师提到的公共性的制度,秦朝开始虽然没有完成,一直到隋唐公共性的制度才基本成熟起来。这种制度在欧洲什么时候才得以建立?法国是在大革命以后,英国也是19世纪才建立起文官制度,美国是1883年《彭德尔顿法》才克服拉帮结派的分肥制,建立起具有公共性的文官制度。从这个角度回看我刚才讲的那位历史学教授的观点,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和标准来看,中国的制度很多方面不是相当于欧洲的18、19世纪,恰恰是欧洲的18、19世纪才达到我们的秦汉时期。

从大秦帝国看美国大选:如何构建政治共同体?

下面我再从秦朝的问题出发聊聊美国的问题。去年美国大选是一个热闹的事,我也很关注。我大概总结出美国大选有三个病根。一个是它的阶级社会和宪政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制度面临很大的问题,很难克服。第二,移民社会。第三,美国的霸权地位带来的问题,从国际经济学上讲美元自我否定的逻辑是没有办法克服的,这种大规模的贸易赤字是结构性的,克服不了。这三个问题可以解决,但是难度不一样,最容易解决的是第三个霸权问题,放弃霸权,美元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第二个移民问题,它能不能解决呢,历史上美国从来都是一个移民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移民问题?关键就在于多元主义,多元主义没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美国历史上是在不断地搞同化,今天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完全屏蔽了,让我们觉得美国从古到今都是尊重少数族群的权益、多元化、不同的民族移民来了之后都能享受平等权利等等。其实双语教育是七十年代才有的,尊重少数族裔是60年代才开始搞的。在之前的历史上并非如此。

美国今天的人口,英裔只占8%,德裔占15%。19世纪有一个时期,德语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流语言,美国政府采取了很多强制性手段,来同化德裔移民。更不用说意大利裔、爱尔兰裔、东欧裔等。美国加州有个太浩湖,二战的时候曾把日本人关到湖区的集中营里。对黑人和印第安人就更严酷了。黑奴被有意地拆散家庭,灭绝其原有文化,以消除其反抗意识和反抗能力,这一点影响深远。直到今天,美国黑人的家庭传承和家庭伦理都非常弱,这是黑人在知识、财富方面无法提升的一个重要根源。一直到二战后,美国政府都在强行拆散印第安人家庭,把儿童强行送入驯化机构,灌输白人文化。其实,美国历史上和咱们春秋战国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即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人认同于一个民族身份?我是美国人,而不是爱尔兰人、法国人、德国人,采取手段的基本逻辑和路易十四的法国以及秦始皇时的中国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自由主义的话语把这个问题屏蔽掉了。

最后说第一个问题,即美国的阶级社会的本质,这个除非革命,否则解决不了,所以就不谈了,美国能不能革命是人家的事。

至于三个候选人,希拉里、桑德斯、特朗普,拿咱们的话讲,桑德斯就是“邪路”,在美国搞社会主义就是邪路。希拉里就是走“老路”,连民主党元老都批评希拉里完全不回应选民的呼声,比如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格林汉姆。美国人最后不选邪路,不选老路,要走“美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没有出来一个“美特道路”真正的代表人物,所以大家只好退而求其次选了特朗普。

特朗普的特点是,他回应了我刚才讲的三个话题。他要在全球收缩,就是要摆脱霸权带来的负担,修墙、反非法移民、禁穆令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他已经触及了我刚才讲的三个挑战里面相对简单的两个,但是你看现在美国已经鸡飞狗跳。但是特朗普之所以敢这么干,就表明他心里明白美国社会是有大量的支持者支持他这么干的,皮尤调查前不久的一个数据说美国70%的人口支持特朗普的政策,具体到穆斯林移民禁令,支持特朗普的有50%,可见民意支持率是非常高的。要知道去年皮尤调查发现70%的人认为奥巴马时的美国走错路了!今天有70%支持特朗普,去年是70%反对奥巴马!这个对比很有趣。

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从大秦帝国角度看有一定的类似性,作为政治共同体,我们这群人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国家,怎么样建立这个国家?这里边有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是颠仆不破的。西方人天天讲的所谓“普世价值”,什么自由民主了、宪政、法治等等,那些才是“地方知识”。如何建立和维系政治共同体,才是经历了历史考验的真正的“普世价值”。

共同体是需要认同的,是需要凝聚力、向心力的。不是说我随便搞搞多元主义,搞搞一人一票,大家就可以一起幸福生活了。其实对多元主义的批评很早就有,美国有一个学者叫亨廷顿,他早就提出这个问题。他曾经说多元主义再搞下去美国就会变成一个双族群的社会,一半是白人,讲英语,信新教,一半是拉丁裔,讲西班牙语,信天主教。美国社会将来照这个势头搞下去,必然会分裂成两个国家。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皮尤调查数据:如果拉丁裔移民从现在开始不再增加,到21世纪中叶,亚裔会成为美国的第三大族裔,美国到时候将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也就是说,亨廷顿的推测其实还是乐观了,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三五十年之后美国面临的不是分成两个国家,而是会产生三个大的族群,三分天下,那时候这个国家会怎么样?

如果中国的大一统是原罪,那美国的多元主义就好吗?

讲到美国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主要兴起于六七十年代。当时西方各国政府通过各种非政治化的、低政治的主题掩盖真正的利益分配的矛盾,掩盖真正的阶级矛盾,先是炒作种族问题,黑人、印第安人、拉丁裔也要享受权力,然后还有亚裔;再往后是女性、残疾人、同性恋、双性人。

我在加州公交站等汽车捡了一张报纸,头版头条新闻是加州州长签署了公立学校里可以根据自己性别认同来选择厕所的法案。如果我的孩子是个女孩,上了公立学校,他的男同学说“我认为我是女性”,然后就可以进女厕所,作为家长我怎么想!由此可见这种多元主义已经到了多么极端的程度。再后来发展到环境、动物、空气,最后到地球。特朗普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把气候变化这套话语完全否定掉了,不玩了。

呃,whichever...

咱们回看历史,所有比较成熟的国家建构都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是希腊哲学,还是罗马法,或是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是朝一种凝聚性的方向构建共同体,要求人做出一定的牺牲。共同体的成员要讲美德,要讲共同体意识。唯独基督新教产生之后,它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说我不需要教会,每个人可以自己解释圣经。这个代表我自己的良心,我和上帝之间可以直接建立联系。这种东西在当时的天主教看来就是异端邪说,甚至我可以讲放在任何的传统文化来看都是一种异端邪说。

你看新教传到美国之后,很快分裂成900多个教派,大概分成12类。这是一种“分”的文化,而不是“合”的文化,是“个人主义”的文化,必然释放出个人欲望的蛮力,而个人欲望就是各种“权利意识”的根源。

一旦国家失去危机和挑战,这种文化就会暴露出负面效应。马克斯·韦伯把这种新教文化提的很高,认为新教伦理就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觉得新教确实带来了很多进步,比如说人权、个人价值、创造性、科学、社会活力、企业家精神等,这是我们承认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否认它本质上是反文化的,因为文化的定义就是一群人共享的一种东西,新教的基本原则我和上帝之间直接建立联系,我不和别人共享任何东西,本质上是反文化的。

最后,我的观点的是,西方走到今天危机已经非常重,所以美国和欧洲都面临着要重新构建共同体的挑战,都要重新寻回自己国家和文明的“道统”。西方很多政治学者提出要重新回到保守主义或共和主义这样一种方向,但能不能走下去现在很难说。站在这个角度看,美国下一步的发展,呼应了美国建国之父提出的问题,即美国将来会不会分崩离析?美国这个国家的建构有没有完成,我认为美国到今天没有完成,它还是一个国家建构的童年时期。

再回头看中国,大家会意识到中国产生的这种两千年的统一的制度文化、统一的观念文化是多么可贵的一种东西。

在中国当前的舆论场上,很多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大一统、统一或者文化共识是一种原罪。中国不管哪里不好,说白了都是因为你统一。高晓松在网络视频里摇头晃脑地讲美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联邦,就是因为不统一,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文化垃圾。首先它不符合历史,他几乎每一句话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其次,咱暂且不论他的出发点,至少社会效果是十分恶劣的。

所以今天,我们借《大秦帝国》来重新检讨中国的历史经验,是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我们不必隐其恶,随意打扮历史,大唱赞歌,但是也不能无视秦制的创造性,它开创了中国政治道统中很基础的一些东西。统一的文化、公共的制度,这是秦留给中华民族的伟大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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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

范勇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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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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