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范勇鹏】

上篇文章，我讲到美欧分裂背后的第一个矛盾——美国与欧洲文明在地中海性上的差异，这次要讲的是另一个深层矛盾，安全矛盾。

以二战和特朗普当选为两大分水岭，美欧各自的安全关切发生过两次大的逆转，它在深层次上决定着美欧关系的状态。

事情还要从地中海文明圈说起。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地理环境都像一个摇篮，当然美国的摇篮比中国的要安全得多。地中海地区，用《三国演义》里的话讲，就是一个“四战之地”，四面缺乏天然屏障，但经常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个民族，走城门似地在这个地区来来往往，兴起、征服，然后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所以安全困境是地中海民族永恒的梦魇，他们就像漫步在《三体》描述的“黑暗森林”，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隅，欧洲的地理环境在贸易和财富生产方面不如其它地区便利，但是反过来看，在易守难攻方面要优越一些。所以罗马之后的欧洲民族得以避免被征服，各自形成了长期分裂的蛮族国家体系，也就是今天国际关系体系的雏形。这个体系带着地中海文明的核心基因印记——安全关切。

一群大小差不多的国家相互角力制衡，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都存在过，美国人闹独立后玩命也要建立联邦，也是怕北美形成几个国家，上演一出“三国演义”（《联邦党人文集》有专门针对此问题的辩论）。但是这种局面在欧洲大陆成了一种近乎永恒的格局。无怪乎乔姆斯基说：“在刚刚过去的一千年，战争一直是欧洲各国最主要的活动。”

那么为何欧洲的“三国演义”就总也演不完呢？英国这个海岛国家的存在是个重要原因。美国外交史家米德把这种情况比喻成“瓶中之蝎”：大陆各国就像是困在瓶子里的蝎子，每当某只蝎子强大到可以爬出安全困境了，外边的英国就负责把它扔回去。英国人管这叫“光荣孤立”，欧陆国家恨得牙根痒痒却也没辙。

因而，对安全的忧虑几乎写满了欧洲政治思想史的每一页。就连英国，其实也未能完全超脱安全困境，毕竟英吉利海峡最窄处的多佛尔海峡只有33公里宽，即使是在罗马时期，渡海入侵也不是难题，诺曼人、维京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和德国人都曾经开船去不列颠“约架”，有胜有败。

英国是在近代海军优势和海洋帝国建立起来后才基本跳出了安全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英国政治哲学从霍布斯到洛克的转变，经济哲学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的转变。

又要说到美国这个游子，它从很小就忘记了危险是什么，除了1812年美英战争中被英国烧了首都，之后几乎没受到过本土威胁。换作任何一个国家，要是只有印第安人和墨西哥、加拿大这样的邻国做成长伴侣，它不伟大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托克维尔在1830年如此评价美国：“联邦政府至今已经存在50多年，但它的生存只遇到过一次危险，那就是在独立战争时期……从此以后，美国再没有进行过一次需要坚持到底的严重战争。”

“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发生使它害怕的战争的地理位置。”

“我不相信英裔美国人带着他们现在的思想、宗教和民情迁回到欧洲，在不大大改变他们的法制的条件下能够生存下去。”（见《论美国的民主》）

美国冷战时期的著名外交官乔治·凯南说，美国人已经“变得非常习惯于他们所享有的安全”。（见《美国外交》）

这种安全感使美国人根本无法、也不屑于去同情欧洲人的忧患意识，他们自信、欢快、“不羁放纵爱自由”地和全世界做着贸易，就像美国前总统柯立芝所说：“美国主要正事就是做生意”。天天打仗根本没工夫做生意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气得大骂：上帝对傻瓜、醉汉和美国人格外眷顾！

可是，这些和美欧关系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安全关切不仅是我们理解美欧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一个关键角度，而且是解释美欧关系的一个核心变量。

由于安全关切的不同，美欧虽然在文化上同根同源，但是行为模式的差别就像汪星人和喵星人那么大，双方的交往常常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在二战之前，欧洲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互怼，因为19世纪的欧洲列强已经是世界老大了，除了自己的欧洲邻国，其他地区都是战斗力接近于零的渣渣。为了在家常便饭般的战争中生存，欧洲人发明了好多方法，如1648年签了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大小国家平等、领土主权独立等一系列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欧洲重演中国的战国模式——大家被某个野心家吞并。

再如，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又搞了个“神圣同盟”，各国王室无私地帮助别国绞杀革命，维持欧洲国家体系的正统性。

说白了，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要保障欧洲国家的生存安全。在欧洲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这种安全竞争也外溢到世界各地，比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法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等，都将欧洲安全竞争扩展到了全世界。

但是世界上就有一个国家不吃这一套——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下台时就提出了孤立主义的构想，就是说，你们打你们的，我只想静静。当然静静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不能阻碍美国做生意。后来不只美国想静静，美国说整个美洲人都想静静，这就是“门罗主义”（不让欧洲列强干预美洲事务）；再后来美国又说中国也想静静，这就是“门户开放”（反对列强瓜分中国）。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困于安全，美国人精于贸易。这种错位竞争导致美国国力迅速超英赶法，成为潜在的一流世界大国。

前边说了，欧洲人像是生活在“黑暗森林”中。实际上从一战到二战，美国也走入了“黑暗森林”，因为随着美国利益在世界各地增多，原有的地缘政治优势也不足以保障其利益的安全。

外交官乔治·凯南如此评价两次大战对美国的影响：“一个在1900年根本没有想到它的繁荣和生活方式会受到任何外部世界威胁的国家，到了1950年竟然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似乎除了担心这种危险之外就很少顾得上考虑其他的问题了”。美国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正式将过去使用的“国防”（national defense）概念改成了“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美国终于也成了国际安全游戏的一个大玩家。

这里要注意了，以二战为分水岭，美欧性格都发生了180度的逆转，美欧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之前，欧洲处于主动，在安全关切驱动下进行全球竞争，美国只是静静地做生意。之后，欧洲彻底被打垮，安全完全失去保障，美国进入安全丛林，建立以（西方的）“集体安全”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所谓集体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欧洲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

在美国的卵翼之下，欧洲的稳定、繁荣、社会福利、文化多元以及欧洲一体化才成为可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洲就这样在幸福的港湾里只长肥肉不长牙，也就是法国人还周期性地抽抽疯，做做独立自主的梦。美国提供安全保护伞的代价就是不允许欧洲军事力量扩张。这期间欧洲经济社会法律的一体化都在稳步推进，唯独军事一体化总是还没起步就受挫。

后来，苏联的解体虽然消除了常规战争威胁的阴云，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中东地区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乱。1991年海湾战争、1995年波黑战争和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行动中，美国人丝毫不顾欧洲盟国的面子，公开地讲，欧洲人那点军事力量，也就够给美军打打下手，打扫个战场什么的。这时欧洲人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已经无法满足自己长期被掩盖的安全需求了。

北约安全保护伞开始漏雨，欧洲人当然要考虑自求多福，于是在1992年成立了欧洲军团，但是成立了又不知道拿来干什么，被嘲笑成“表演性军队”。2000年欧洲又建立了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刚说自己要干些救援、维和之类的杂活，就被美国大哥喊去训话，警告欧盟不要走得太远。雨不等伞，没等欧洲人做好准备，从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近几年的利比亚、叙利亚、伊斯兰国乱局，让欧洲重新感觉到山雨欲来的寒冷。

特朗普的当选，不夸张地讲，也许标志着二战以来的又一次剧情反转。美国在“黑暗森林”里玩了70年，发现一点都不好玩：常备军和军工集团绑架了美国政府，腐化了美国社会；战争打光了美国的财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出现史上第一次财政和贸易双赤字），欠了一屁股的债（美国从二战后的最大债权国变成了今天的最大债务国）；最关键的，对于一个天生以做生意为最大乐事的民族，怎么能忍受“中或最赢”的结局？没错，生意人特朗普就是上帝派来拯救生意民族美利坚的，至于欧洲人的安全？——“你们该独立自主了！”

所以，如果我们有足够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应该能看到，欧美各自的战略目标又将发生一次180度的逆转，美国要退出丛林，欧洲却要重返丛林。美国的条件要好得多，毕竟人家只需要下决心“祼退”就可以。欧洲面对的挑战则极其严峻，就像拔了牙的老虎要放归山林。

今天的美欧矛盾只是刚刚开始，其症结就在于双方对安全威胁的来源、性质、程度等的感知差距拉大了。特朗普找欧洲人要份子钱应该也只是个开始，北约保护伞注定会逐渐褪去。

那欧洲人该怎么办？理性的选择是加强团结、强化内部认同、重建安全防务……但是，谁告诉过你人在危机面前一定能保持理性？现在欧洲人做的是恰恰相反的选择——脱欧、分裂、民族主义以及似乎无休无止的选举、公投……

有没有出路呢？我有三个锦囊：一是改善与俄罗斯关系；二是迅速稳定中东地区局势，恢复政治秩序；三是找中国、跟习大大谈谈“一带一路”。美国的伞，眼看是靠不住了。

（未完待续，第三篇美欧关系背后的文化逻辑将于近期发表，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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