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之变局。令很多人不解的是，中国何以一边集中国家权力维持一党执政，一边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而更好地保障民众权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看来，中国发展模式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对冲模式”。而这，也是处于工业化阶段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成功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国家的通行模式。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照西方理念和西方发达国家模式，在工业化阶段同时开放国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结果导致政治混乱，甚至一再上演因民主选举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和动乱的政治危机。本文是访谈的第一部分，观察者网获作者授权刊载。】

作为钥匙的比较研究

问：目前，您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这套书里。这一成果是基于怎样的研究范式？

房宁：中国发展需要比较研究，需要国际视野。比较研究怎么研究呢？从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是我们在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中获得的主要体会，也是我们的基本方法。

人们经常讲问题意识，殊不知问题往往是研究的结果，而未必是研究的开端。人们常说要带着问题去研究，但其实这些所谓带着的问题往往是范围性的问题，是泛泛而论的，而不是中文里讲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实际上研究问题，特别是比较研究当中，要知道真正问题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在亚洲工业化时代开始的时候日本是领头羊，而原来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会落在后面？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之前也许就知道了，但实际上当真正深入研究了以后，便会发现社会的结构、当时的历史状态、政治的策略，才构成了历史上的那一系列因果关系。而这样的发现在研究开始时候是不得而知的。所以比较研究非常重要，它能让人们发现问题，让人们变得敏感起来。

问：经过长时间的比较研究，结果如何？

房宁：在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开始之时，觉得各个国家间有很大的差异，但六年的研究下来，我们的团队把十个国家和地区走过，我现在的感受是相似性要多于差异性。当真正去研究问题的时候，当不断地有重复性现象出现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做比较研究有一个问题要非常注意，那就是要清空自己。搞比较研究显然是立足于中国，但是正因如此，要先忘掉中国，清空自己、警惕自己，防止自己既有的立场、观点影响自己的观察。否则的话，研究在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

谈到亚洲的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我写过一篇文章《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通过亚洲多国政治发展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来思考中国。这些问题包括：亚洲政治发展的策略问题、发展的转型问题以及发展的基础性结构问题。

亚洲发展的“对冲”

问：您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开放社会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该如何理解？

房宁：在开始研究政治发展的时候，可以说我是个“性质论”者，关于社会发展问题，我会非常强调中国和别人不一样。但是，现在当这项研究初步告一段落时候，我意识到，其实看到的很多的差异并不完全是由于所谓的＂性质＂带来的。很多的差异是阶段性的，就是发展的阶段。我现在看问题既从性质看，也从阶段看。

全世界都很关注，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里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进步，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当然这里面的原因是很多的。在调研中逐步意识到，其中其他成功的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他们在发展中采取了十分类似的发展策略，这就是一方面开放社会权利，另一方面集中国家权力。更令人吃惊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府文告、诏书，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义乌县委在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中形成文件的概念，甚至语言都是类似的，其中包括“允许”，允许这个允许那个。义乌之所以脱颖而出，最重要的就是当年著名的“四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亚洲成功的后发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泰国、印尼、越南，它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策略，就是向社会开放资源，扩大社会自由，给予人民权利，当然主要是经济社会权利。这样形成了一种整个社会的经济预期，再加上开放的市场，允许自由流动，自由迁徙，放松了监管。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调动了出来。当然亚洲各国的说法不一样，一样的是内在机制。

问：不过，亚洲后发国家并没有像美国和英国在工业化时期那样开放选举。

房宁：的确是这样。以日本为典型，在它开放社会权利的时候，又集中了国家的权力，实行了天皇制。天皇制是一种政治制度，实际上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为实现快速国家的工业化，集中国家权力，实行战略性发展的一种集约发展的机制。当时在日本就有国权派和民权派的争论，民权派的代表人物大隈重信等主张采取英国议会制，开放选举，实现政党政治。后来国权派和民权派的争论结束了，大隈重信被逐。日本集中了国家权力，用于工业化发展。20多年后，日本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败了俄罗斯，继而崛起。

随着调研旅程的增加，见识的增长，最后终于意识到，成功的亚洲国家的发展策略其实是差不多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问：也就是说，中国其实也不例外？

房宁：中国没有竞争性的选举，没有多党制，没有议会制，也就是说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但是，如果仔细深入一点看，长期以来，中国对西方民主的理解似乎狭窄了一点。看西方民主要有个动态的观点，有个历史的视野。

现代西方民主源于13世纪初的英国的大宪章，距今正好800年。民主政治有三个基本原则，其中两个就起源于大宪章，一是保障权利，二是分权制衡。所以人们普遍地把大宪章视为现代民主的远因。还是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民主的第三个原则即多数决定的原则，具体形式就选举议会选举，成为新的政治制度，这时距离大宪章已经过去了400多年。民主政治的更广泛实践，在更多国家中成为政治制度，是在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距今有200多年。而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革命时期确立的政治文本、宪法变成法律，比如美国各州全面制订和实施体现1787年制订的联邦宪法的法律体现，已经是1950、1960年代的事了，距今仅仅50、60年。所以，关于观察民主政治要有800年、400年、200年、50年这样几个阶段性概念，有一个历史的视野。

问：但很多国家很难在“权利”与“权力”之间真正做到“左右逢源”。

房宁：从这样的历史视野中观察与思考，一个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时，在政治发展上面对两个渠道，一个是保障社会权利，一个是开放国家权力，也就是竞选。但从历史事实上看，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阶段并非同时开放两个渠道，而是仅仅开放权利的渠道，而同时也是多数国家大多关闭权力渠道，或在开放和关闭权力渠道之间摇摆。我将之称为发展的双向策略，或＂对冲机制＂即开放权利通道而关闭权力通道。相对于双开放，开放权利渠道，关闭权力渠道，是一种＂对冲＂。多国在历史上多采取＂对冲＂策略与工业化的阶段性有关。

问：什么是工业化？又带来了哪些变化？

房宁：工业化是一个新型的生产过程，马克思讲过，生产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其实，扩张一点看也是政治制度的再生产。其含义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有关。

工业化带来了四大变化：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人们实现了个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经济的路径，一种是政治的路径。当一个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的时候，如果开放了经济渠道、社会的渠道，同时也开放了政治管道，那就不能忘记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人们要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比较个体化的，也就是说通过经济的手段，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经营活动﹑生产活动﹑科研活动去获得利益，改变身份，获取财富。同时，人们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也可以集体行动，通过政党活动、通过选举和政治斗争去改变分配规则，进而从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面上实现自己的利益。

问：这样的“对冲机制”能产生什么效果？

房宁：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利益分配的总开关。由于两种不同参与通道，开放与关闭不同通道，对于社会发展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开放权利通道而关闭权力通道，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生产性的激励，即促进人们通过生产与经营活动，通过个人的努力去实现发展，实现社会流动，改变身份，获取财富和地位。而如果在这个阶段，开放权利通道的同时开放权力通道，就会产生另一种激励作用，促使人们通过集体行为、政治行为，通过选举，改变规则，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这是形成了一种分配性的机制，即通过改变规则，改变利益分配方案实现利益。各种社会集团都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社会就要陷于利益争斗、阶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就会导致重新洗牌、全面内战。

亚洲一些国家之所以取得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成功，中国之所以成功，在制度层面上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选择了＂对冲机制＂，从而形成了一种生产性的激励，避免了分配性的激励，所以可以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