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学界认为，中产阶级推动了“民主转型”。但这一结论放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很多亚洲国家身上并不成立。是什么推动了亚洲国家的转型？就此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通过多年比较政治学研究做出了解答。本文为系列访谈第二部分，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

政治转型成败系于精英集团？

问：谈到亚洲发展模式，民主转型便是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后发国家的“民主转型”，更是纷繁复杂。

房宁：在通过有关亚洲多国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获得的新认识和知识中，有一些与西方学者以前所做的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研究不同的认识，也许可算是对西方以往理论或成说的匡正。民主转型的动力问题就属于这类问题。

关于后发国家的所谓＂民主转型＂，西方学界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是认为是中产阶级推动了转型。但在我们看来并非如此，至少亚洲多国不是这样的。举个例子，如果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而不是所谓专权制度的拥护者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一个现象：前些年在泰国社会运动当中，曼谷的中产阶级，即所谓黄衫军围攻国防部，要求军队政变，来推翻民选政府，恢复集权统治。这种现象用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无法解释的。

泰国黄衫军

问：如果中产阶级推动转型不适用于亚洲国家，那您的研究结论是什么？

房宁：亚洲多国实际上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兴社会集团推动了民主转型。韩国是最典型的例子。原来它很落后，按照朴正熙的说法，韩国是世界的弃儿，人民非常困顿、非常沮丧。韩国工业化发展中逐步产生了三大社会集团：一是军政集团，出现在朴正熙政变以后，它是韩国工业化的主导力量之一；二是财阀集团；三是新工人阶级。在韩国所谓新工人阶级是产业工人与部分知识分子的组合，韩国知识分子比较左倾，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同情工人，参与了工人运动。韩国的民主转型是新工人阶级和财阀集团共同推动的。当年韩国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但当军政集团和财阀集团结成一体的时候，新工人阶级是难以作为的。

但是为什么到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变化了呢？现在初步的认识是一部分财阀集团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韩国的财阀是比较综合性的财阀，实力又很强大，而且带有某种地域性，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这些财阀在不断发展壮大中产生了多元化的要求。当然，财阀的诉求和工人阶级的诉求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军政集团像大家长，直接安排经济运行和资源、利益分配，这导致财阀集团对军政集团日益不满，他们的诉求是要求社会资源不能由军政权分配，进而财阀集团与军政集团矛盾日深，财阀集团也打起了要求＂民主＂的旗号，也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工人阶级、学生运动，甚至有可能暗中支持民主运动。

在这样情况下，韩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军政集团一定程度上陷入孤立。当然，韩国转型也还有1988年的奥运会，以及美国在苏东剧变情况下对东亚政策的调整等一系列原因综合的影响与作用。从理论分析上看，实际上是新兴社会集团利益的变化，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的整合、裂变导致了韩国的民主转型。

问：我们也注意到，亚洲有的国家民主转型比较成功，有的却不成功。在您看来，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有哪些？

房宁：根据观察与研究，其原因在于新的社会结构重塑。亚洲国家民主转型成功，所谓民主转型成功即从所谓＂威权体制＂相对平稳地转化到多元体制。转型比较平稳的国家主要是具备了三个重要条件：

第一，社会的结构变化。社会从过去的利益结构转化成新的利益结构，比如说中国过去的社会阶层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后来是什么样的？十大阶层，政治学也可以讲六大阶层。社会结构从原来的比较简单的结构变成比较复杂的结构。而且这个结构是各得其所，这是所谓的结构的稳固。

第二，精英集团的整合。宪政体制、权力结构、利益结构构成了政治体制的基本结构。所谓宪政体制，即政治学传统意义上对政治体系的描述，即宪法、法律与机构。在传统意义上政治学是这样认识政治体系的，但我们在研究中逐步意识到实际上这样的认识具有很大局限性，是一种比较表面化和静态的认识。实际上宪政体制之下存在着一个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权力结构。国家权力主要是在这样到结构中运行和继承复制的。每个国家的权力结构是在精英阶层层面上存在的。随着工业化进程每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也是变化流动的。比如，在韩国，随着工业化进程，传统的政治精英集团从军政集团逐步分化为了所谓保守和进步两大集团，保守阵营由统一国家党为代表，进步阵营有民主党为代表。现在韩国的国家权力主要掌握在这两大阵营的上层集团的手里。我国台湾地区也分为由国民党为主的蓝营和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所谓绿营两大权力精英集团。

台湾“立法院”内，蓝绿两营不时上演“全武行”

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兴的精英集团、精英阶层能不能逐步整合，形成基本共识和一定程度的政治平衡，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又是政治转型的基本条件。不同背景的权力精英乃至整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原有的意识形态和派别利益，则可以保证政治转型的成功与平稳。

第三，社会保守意识。这涉及工业化社会中的主要社会集团的整合，与精英阶层整合有一定关系。民主转型，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是民粹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要求社会变革、要求政治民主自由的诉求是普遍现象。民主化、自由化的诉求往往伴随着民粹主义的社会情绪以及社会运动。民主化、自由化运动中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当第一步目标实现了，就会有人说它不够，要求接着来，结果越走越极端，造成了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严重的情况下社会失序，民主化运动失败。这样的现象在亚洲寻常可见。因此，社会政治转型要成功的一定条件就是要对所谓的民粹主义有所抑制。当民粹主义不能号召多数人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稳定。亚洲转型比较平稳的国家中有一个现象，当新的社会结构形成后，相应地在社会中上层形成了保守意识，对现有制度及社会秩序比较认可，反对继续变革的激进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转型才能比较平稳。

问：这些比较平稳的完成了转型的国家，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可识别的外在标志？

房宁：人们常问：亚洲转型国家有没有转型节点？是什么？在哪里？当然，这也是研究团队常常思考和留意观察的问题。现在初步的结论是：城市化率65%是一些亚洲国家成功政治转型的一个节点。

以前，西方学界有相关研究。多数情况下，是用人均收入或人均GDP来衡量和标志转型节点的。比如，认为人均GDP达到多少就具备了转型条件。但根据观察与研究，发现采用人均GDP为标准存在很大问题，主要就是没有考虑规模。国家之间的比较规模问题很重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量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小国的人均GDP和一个大国的人均GDP，说明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人均GDP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现象说明，而不是对问题的揭示。

根据对亚洲多国的研究，显然采用城市化率是衡量社会结构与政治发展程度的更好的指标，因为城市化率既有对生产水平的衡量，又有对社会结构变化的标示。工业化带来城市化，城市化率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城市化率超过65%的情况下，实现转型的国家是比较平稳的。东欧国家也有是这样情况。所以城市化率65%及其以上，是这些国家转型的一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