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经历工业化时代，不同亚洲国家常常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社会面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对此做出分析，将表现各异的国家分为“快亚洲”和“慢亚洲”。前者由于原有社会结构被打破，经济参与更平等，社会流动更充分，从而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成绩。本文为系列访谈最后一部分，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

问：除了在选择发展策略方面的原因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能否快速顺利发展，是否与原有的社会结构能否被打破也有密切关系？

房宁：有很大关系。亚洲国家在工业化时代的表现是不同的，东亚以日本、韩国为代表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现代化，堪称奇迹。而菲律宾、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显然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在亚洲工业化的道路上逐渐落伍了。我们提出了所谓＂快亚洲＂和＂慢亚洲＂的概念。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对冲机制是成功的亚洲后发国家不约而同地采取的发展策略，而为什么那些＂慢亚洲＂国家，如印度则没有采取这样的策略呢？凡采取＂对冲＂策略的国家原有社会结构被较为彻底地改变了，或革命，或战争，或改革，总之都是被某种原因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比如，韩国是战争，日本是改革。传统社会结构被改变，原有利益格局也随之消解了，由此出现了实现相对的平等经济参与和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当对冲策略实行的时候，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了。

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家没有经历革命，原有社会结构在工业化时期被保留下来了。菲律宾以家族为基础，它的工业化成也家族，败也家族。当工业化开始的时候，菲律宾的诸多家族还是采纳了新的生产方式，但是很快家族在参与工业化进程后就转向了寻求垄断。菲律宾的电力是最典型的，菲律宾家族经济转化了大大小小的垄断集团。此时民主政治发展又进一步固化了垄断。从而拖累了国家的工业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图源：新华社)

问：这些亚洲国家对中国有什么启发？中国的发展与这些普遍性有何关系？

房宁：在亚洲研究之初我们就提出，要“警惕自己，忘掉中国”。意思是在科学研究中要尽量摒弃自己的主观与成见，要“清空”自己，保持好奇心。这尤其是作比较研究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否则，研究工作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经过对亚洲九国一区比较深入的研究，确实揭示出了亚洲国家工业化条件下的政治发展中包含的一些普遍性因素，这些普遍性说明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存在内在的相同或相近的机制。这种内在的机制在所有的国家都是存在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当然，就亚洲而言，不同国家及地区的政治发展也有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具体的差别，无论是在宪政体制、权力结构以及社会利益结构上，各国还是有许多具体的区别，相同或相近的机制下的具体形式各有特色。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大路条条各不同。总之，在具体形式、实践方式上亚洲国家之间还是有差别的。第二，发展道路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宿命的，政治体制是有适应性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的关系是辩证的。比如说在政治参与、体系对政治参与的吸纳和建构等方面，各国是不一样。

问：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有哪些优势与劣势？

房宁：首先，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比，应当说是更好地运用了对冲机制，并且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上的优势，使国家权力得到了更加地集中地使用。所以中国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在一个拥有无与伦比的巨大规模的国家里，控制住整个局面。在这个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放开权利通道，一定程度包容了多元化，从而释放出了巨大的社会积极性和发展动能，推动了中国的成功的工业化发展。

与此相关地，中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传统，一直重视思想工作，不断地给实践中的做法以理论上的说明，力图获得话语权。这对稳定思想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就中国自身情况而言也许人们还不满意，说理论与论述还不够好。但比较一下韩国就知道了，韩国制造汉江奇迹的时候，在论述上几乎是空白，结果话语权完全掌握在群众运动一边，军政体制在意识形态上十分薄弱，有理说不出。这也是韩国军政体制失败的一大原因，那时候朴正熙在意识形态上很孤立，没有理论。

根据对东亚政治历史的发展的观察，我发现，在结构问题上，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兴社会集团。中国有“三老三新”，“三老”是指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和仍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三新”是企业家、农民工、城市白领。中国的未来，六大集团，特别是三大新兴集团的参与，以及他们和政权、与整个社会的互动，根据亚洲政治发展研究获得的经验，这是未来中国政治变化的主要相关因素。

问：在您看来，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

房宁：除此之外，近年来也观察和意识到了一些能够影响未来政治发展的新的相关性，如社会观念层面的新的非传统意义上的不稳定性。比如，宗教极端、民粹主义等。宗教极端在过去中国民众比较陌生，近年来新疆出了一些问题，还有人说是民族分裂，其实主要是宗教极端。因为中国有亚洲研究的经验，所以看得出来那主要是来自中东的极端宗教思想，“定叛萨拉菲”。从更大的背景中看，现代社会，或更准确地说后现代趋势下，各个国家各个社会都会或迟或早会遇到价值多元化的问题，这是个大的趋向，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物质丰裕的时代，一旦进入这个阶段，社会的价值多元化时代就到来了，这样社会中的问题常常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这些带有比较传统色彩的结构性问题和比较新兴的价值多元问题，都将来会给中国的政治发展，社会转型带来影响，甚至给国家政权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如果不能制度化，不能够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非法的，有的是冲突性的，可能会对中国政权及社会的稳定产生冲击。中国现在也在不断的应对，包括推行协商民主等等。但是现在来看，中国还不太能够比较深入和准确地认识其中一些内在机制以及一些更为基础性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亚洲政治发展研究乃至更大范围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对中国是有价值的。就中国自身认识而言，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人们是怎样从事政治活动的？导致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的相关性及其排序是什么？这些都中国政治学界应该注意研究的问题，相关研究学者应当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和付出努力。

问：以未来二三十年为时间坐标，中国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房宁：总体上来看，中国社会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参与，以及相应地政治体系、政权吸纳和综合能力，将影响甚至决定未来的政治形态。随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特别是城市化率达到65%以后，这些问题都会进一步的呈现出来。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现在的“对冲”机制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在此期间如果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就有可能会打断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应予以避免。所以，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中国需要维持现有的基本制度，再适当的加以调整。二三十年之后，也就是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城市率达到65%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是政权将面临更多的新问题新挑战，核心问题也许就是许多亚洲国家曾经遇到过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参与，以及政权的吸纳和整合能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