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

11月30日-12月3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对话会邀请了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的领导人参加，这样的大场面，在世界政党史上可谓罕见。

对话会的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在西方面临重重困境、政党政治走向混乱和式微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论和实践，这些理论和实践能否打破国家和世界治理面临的困境？观察者网专访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解读中国政党政治的独特之处。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海报

观察者网：这次高层对话会特别设置了一个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会“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一个多月前刚刚结束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您看来，提出新时代新思想的意义有哪些？

房宁：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也是刚刚迈进这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现在还在实践当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探索形成的一套实践和理论，至于说到新时代，还是在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是决战的阶段。

前面一百多年的探索也很重要，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艰难困苦，有很多奋斗牺牲，也有很多经验教训，走过了很多弯路，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切最终能不能结出中国现代化的果实，就要看最后这三十几年。从各国经验来看，到了最后这个阶段都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走向强盛顶峰之前的十几年，也有很多的社会争议和问题矛盾。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现在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在拉美国家身上表现的非常典型。这些国家原来发展的都不错，也都取得了很大的现代化成就，但是在从中等收入向更高阶段迈进时中断了，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绝大多数国家都倒在了现代化从中等水平到更高水平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新时代”，就在于要汲取历史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中的重要教训。从初步实现现代化基础上向更高阶段迈进，完全实现社会转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丝毫不亚于我们一路走来遇到的这些艰难困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新时代”的提法还是很重要的，但在新时代中我们如何去做，还需要更多的实践。

应该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知道新时代正在和将要遇到的一些问题，事实上很多问题已经展现出来了，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观察者网：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在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政治学的角度，该如何理解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房宁：经过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反反复复将近70年的探索，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基本的机制和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已经不存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了。我经常用“在路口”和“在路上”来形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以“三统一”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建立起来了，接下来问题就是怎么发挥这个制度的作用了。所以，所谓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指这个制度的运行机制。有关民主的讨论，比如什么是抽象的民主、什么是具体的民主，什么是外国的民主、什么是中国的民主，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做好和做坏的问题。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台车了，行驶的目标是现代化，但怎么开、路况如何，这才是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

当然，我们已经搭建起来的机制和制度还是粗线条的，好比我们现在的房子有了框架，但还没有精装修。我们国家的治理是很粗糙的，有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漏洞，所以还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现在的治理体系。

制度是需要人来运行的，我们各级党政干部、公务员这些国家治理团队很重要，车是好车，还得看司机水平吧。目前我们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也很多，包括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激励、监督，他们的思想状态、工作状态如何，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不断改进。

在未来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向国外学习，国外有很多经验教训，对我们来说，也许国外的教训更重要，因为一个好的体系是试错试出来的，国外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很多代价，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只有好好研究他们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才能尽量少走弯路。

观察者网：谈到中国和西方的政党政治，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两者的领导人选拨机制。我们将今天中国的选拔机制概括为选贤任能模式，在您看来，这个模式与西方的选举制度相比，有哪些优势？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

房宁：西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美国、日本、欧洲都各有各的特点，以美国为例，它的国家治理团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由竞争性选举和政治任命产生，另一部分非民选产生，即所谓的技术官僚。我们和美国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有决策权的政治官员主要是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的，而我们实际上是一种选拔与推举制，部级以上高级干部是中国管理团队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么这些拥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高级干部是如何产生的呢？

实际上有两个机制，第一，我们的干部选拔也有群众基础，也就是说有一种逐级的推举制度，从现在的实际运行来看，中国的科级干部甚至是处级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通干部甚至是普通群众推举的，他们是参与意见的。再往上的厅局级干部是由处级干部推选的，高层的部级干部则是由厅局级干部推选的，再往上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基本上是由部级以上干部推举，这是一个机制，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进入被考察和被选拔的范围，靠的是逐级推举，也就是中国语境中的“群众基础”。总之是分级推举制度。

第二，在这个基础上的谈话制度，即选拔，这带有协商和选择的性质。比如说这次十九大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是大量考察和选拔的结果。现在实际上是这两个机制的结合，一个是逐层推举，一个是更高层级的选拨。我们的干部选拔不像过去科举制那样是完全的自上而下，而是给高层提供了选拔的基础和范围。如果完全没有群众基础，即使这个人能力非常强，即使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认可，他也很难展开工作。

为什么说层层推举好呢？在选举中有一个边际效应和权重的问题，如果是大众推选，像西方的选举，因为每一个人的权重微乎其微，所以实际上多数选民是随意的，随大流的，这正是西方选举的问题所在。西方竞选的一个要诀是娱乐化，要把选举搞得很轻松，就是要降低人们对选票重要性的阈值，只有当选民不重视选举时才容易被影响，如果他手里那张选票像长子继承权似的，你能买到这张选票吗？！如果这张选票只值一瓶伏特加，不就很容易买到吗？！当年苏联还真有很多人拿私有化债券换了伏特加。这就是选举的奥妙所在，控制选票的第一步就是降低人们对选举权利的阈值，让人觉得多我这一票少我这一票无所谓，所以大家就不重视，没有责任感，这个时候选票的价值就被降低了。

一个充分的、平等的、最大范围的、没有门槛的选举，它的价值往往是很低的，很容易被操纵。要想避免这个问题就必须实名制，就要采取层层推举，因为只要被选作是代表，他对自己的权利、对选票的走向就重视了。

中国采取这种分级推举制度，首先解决了责任感的问题，让科长来推选处长，处长来推选局长，因为人是近的，利益是相关的，因此责任感更强，信息也比较对称，大家就会比较重视。如果是不相干的人来选就会很随意，偶然性就很大。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推举制和西方竞争性选举的区别，我们不是说西方的制度不好，但我们现在肯定不能采取他们的措施。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观察者网：在政治学上，政党体制往往与民主政治相联系。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中国政党制度和西方的不同，那么在中国政治体制下的“民主”概念有哪些新含义？

房宁：人民主权是个政治哲学概念。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讲，人民主权现在还找不到它的实现形式，就是说它实际上还是一个代议制。代议制并不是要人人负责，就像毛主席当时讲的那样。人人负责实际上就是没人负责，责任不可能被平分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实际上还是要委托一个领导、一个政党、一个先锋队来实现人民主权。民主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意志都能得到实现，只能由人民代表来实现，而且人民代表的授权也并不是选举就可以赋予的。我们说的人民代表只是执政团队，这个执政团队并不是由选举产生的，选举并不是一个好办法，现在我们用的是别的办法，即推举与选拔，这也是我们现在对民主、对合法性的理解。合法性实际上是一个认受性问题，即人民对权力的认同与接受的程度。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认同，但是还是接受了，这也就有合法性了。就拿拆迁来说吧，棚户区里的人大都想拆迁，但真的拆迁了，他就是绊脚石，那你说他怎么能认同你的政策呢？！但到最后只要他签字了，也就算行了，尽管他很不情愿，但这具有合法性的。所以我认为合法性本质上就是认受性，他不一定认同，但只要能够接受，就具有合法性，这都是我们关于民主的新认识。

观察者网：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需要注意的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又特别强调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来协调？

房宁：实际上，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概念就是“核心”，从决策的基本程序来讲，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过程，在这个民主决策机制达不成统一意见的情况下，就需要有“核心”，民主集中制基本是这个意思。

现在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是为了针对新时代的特点，因为这个时代的问题和矛盾特别复杂，影响重大，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强调不能各行其是，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要保持全党的团结统一。从政治上来讲，新时代的团结和统一很重要，统一基础是团结，我们讲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思想统一是建立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的，不是强迫命令，大家还要心往一处想，劲才能往一处使，所以现在团结特别重要，团结是统一的基础，只有大家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政见，才能够统一思想。

当然，权力本身也是受约束的，但这个约束毕竟还是要有认知的基础。所以现在首先我觉得就是中央要团结，第二是上下要团结。现在看来中央是团结的，但是因为中国情况不一样，层级多，就不容易统一，治理也特别困难，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是在集中和分散之间来寻求一种平衡。现在还是比较强调统一，但我觉得下一步上下之间的贯通特别重要，第一，要让下边能够从思想上真正理解、认同和接受中央统一的路线方针政策部署。第二，中央要给地方足够的信任和授权。我在下边调研时，基层干部反映比较多的问题还是认为上面给予的授权和信任不够，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所以，还是要给地方留有一定的空间，让各地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贯彻落实上面的政策，必要时给予一定的变通，不能机械执行中央的政策，这样也不利于中央政策的贯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担当，如果上面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击鼓传花式的执行政策，那也谈不上什么担当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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