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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未来改革开放,我们要关注这三个问题

2018-12-18 09:25:21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由此拉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设立经济特区、自主创新……40年前百废待兴的中国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一步步闯出了一番大国气象。

40年改革,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一路征程亦艰辛复杂。该如何总结好过往40年的经验和启示?未来不停顿的改革、不止步的开放又该如何前进?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

观察者网:都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您认为过往40年中,存在哪些重要的节点现在看来是走对了的?

房宁:改革开放是个探索的过程,中间有很多曲折,自然就有一些关键的节点。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二大是个很重要的节点。

十二大是在改革开放初那几年的基础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确认了党的改革路线,使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从历史角度来看,十二大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个全面部署和全面启动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

“十二大”会场(图/人民网)

第二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八十年代末了。

改革开放的初期探索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和一些失误,在八十年代末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这对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同年秋冬之交,苏东出现政治动荡,最终导致了政治剧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瓦解倒台,苏联也在这时候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91年最终解体。

所以,八十年代末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幸的是,我们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中国总的社会发展的方向、改革开放的大局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还在继续前进。

再下来,当然就是1992年南巡讲话。

政治风波之后有很大的反思,对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党内是有争议的:究竟对不对?是不是搞错了?经过一个阶段的反思,同时特别是认真思考和认识苏联东欧的教训,邓小平不愧是老一代核心,他稳定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虽然改革开放有风险,虽然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失败了,但中国还是要继续探索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也就是说,根本上来讲,中国的命运还是取决于改革开放,还是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

当时也有一种思路,就是让发展让位于政治稳定、政权安全。但邓小平认为,最大的安全还是发展。只有不断地通过改革开放取得发展,国家才能进步,人民生活才能改善,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这个思想最终还是占了上风。这就是1992年的作用。

此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1998年。这一年从两方面说。

第一个方面,就是经过十多年的改革,阶段性地解决了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解决了传统国有企业的遗留问题。所以,1998年向市场迈进,在产权制度改革上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当时也有很大的风险,上千万工人下岗,对国家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也影响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我记得当年我们在东北调查,形势确实很严峻。但是非常幸运,中国还是经受住这次考验,发展过来了,后来就有了大发展的“黄金十年”。

从1998年到2008年,我们有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中国发展最快也最平稳的十年。中间还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让中国更平衡更全面地发展。整个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主要就在这十年。浦东的开发、长三角珠三角的进一步发展,都在这个阶段;整个中国的经济也在向着中西部推进。在这十年里,经济发展最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快,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2008年的高潮就是北京第29届夏季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几乎成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巨大成就的一个庆典,全球瞩目。但那之后西方发生了金融危机。一方面我们全民族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另一方面,风起于青萍之末,经济危机悄然席卷世界。这之后,我们经济实际上进入了一个调整期。

到了2012年的十八大,这又是一个节点,我们经济进入了新常态。

到2012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基本结束了。我们对外开放的环境比较宽松即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到这时候也基本结束了。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对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又是个新考验。“行百里者半九十”,实际上是困难更多,风险更大,不确定性增强的这么一个时代。

有这样一些节点表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奋斗、不断探索,也不断纠正错误、调整航向的一个过程。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现阶段风险更大,您在前不久发表的《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一文中也提到,“现在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最后的最关键的阶段”。请问您认为现阶段存在哪些因素阻碍中国向现代化转型?

房宁:首先说说什么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其实这个也不只是中国的经验,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的。

现代化的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按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刚开始是起飞阶段和高速发展阶段,各国都有相似之处。我们国家在这一轮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当然,这中间有起有伏,但是总的来讲改革开放40年是起飞和快速发展的阶段。

根据我们对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研究,实现70%的城市化率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起步的时候,城市化率一般不超过30%,从30%到50%是个巨大台阶,50%到70%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现在中国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后半段,这阶段并不是凯歌行进坦途,而是困难更多、风险更大、不确定性增强的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越接近成功并不是越容易而是越困难,并不是越安全而是风险越大。这是世界性工业化呈现的一种规律。

有很多国家都是倒在实现现代化的终点线前的,它们也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后却归于失败。比如像巴西、阿根廷这些拉美国家,都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但是到最后却陷入停滞,乃至于社会混乱。更严重的比如像委内瑞拉和一些非洲国家,甚至包括南非,现在经济、社会也并不是很稳定,这都是问题。

示威者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发起集会,谴责马杜罗政府,防暴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阻止游行(图/东方IC)

观察者网:为什么越发展,最后的困难反倒越多?

房宁:内在的机制实际有三个方面。

第一,各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都是一种探索,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胜出必有所长,成功的工业化国家能取得巨大成绩,总有一些长处,经验、政策、法律,能够实现发展的模式都有它的优点。

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的,有优点,也有不足。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它的优点充分展现,利好也逐渐出尽,而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以后效率就衰减了。随着发展,同样一个模式、制度,它的缺陷会逐渐得到展示。一方面利好出尽,一方面问题出现,我们现在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第二,从管理模式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来行之有效的制度为什么会利好出尽,并且转而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随着发展,治理体系越来越复杂,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在复杂的现代化社会管理中,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都出现诸多不确定性,会显现出已有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能力的短缺,也就是现在干部经常讲的“能力恐慌”。

过去做事情,比如调整经济,我们能够得到明确的反馈,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但是现在有很多情况,我们出台重大的决策,作出战略选择后却不知道它有什么结果,政策结果可能会很滞后地展现,展现以后极可能导致已经实行的政策难以为继。

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有一个四万亿的投资。当时一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没想到,很多资本最终进入了房地产领域,推高了中国房地产的价格,造成现在还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这就是治理能力不足造成的后果——无法有效应对复杂性,缺乏预见性。黑天鹅事件频发,其实黑天鹅事件并不是完全无由头、无规律的,只是我们对它缺乏预见。它本身未必是偶然的,而是我们在认知上的问题造成它的突然性。

资料图:东方IC

第三个方面,就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各种阻力会越来越大,特别是来自外界的阻力。

刚才我们提到战略机遇期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所以还比较顺利,很大的一个有利因素是我们争取到了一个战略机遇期,外部环境比较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跟我们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关系,我们也比较好地管控了分歧和矛盾。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欧美发达国家和我们的关系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越来越向对抗、竞争转化,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制度变迁、复杂性增加、外部环境转变,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最后阶段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风险。

观察者网:今年10月份,习近平时隔六年再赴广东重温改革路。现在看来,“南巡”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发展之路意味着什么?

房宁:中央有一句话,叫“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个是不虚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面临着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学术上叫“路径依赖”。我们必须沿着原有的改革开放的思路继续往下推,不能走别的路,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取得的成绩、积累的财富稳定下来。

以往实践证明,我们的改革,我们实施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我们要坚持。但是原有的政策利好逐渐出尽,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创新。继续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从制度、管理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就是个制度和治理创新的过程——当然,这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得出来的,现在遇到困难,还要通过改革创造新的制度优势,创造新的利好。

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应该成为我们的信念。

观察者网: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请问您怎么看?

房宁:我们为此做过系统考察。可以说,这说法既不是事实,也不符合逻辑。中国改革的对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一种僵化的管制经济体制,要改变原来的体制,它首先就是一个政治改革。

我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做过一些口述历史的访谈,走访了一些经历过改革开放的老干部。他们很多都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过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政治改革开始的。你想想,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呢?!

首先,他们都谈到所谓的“干部四化”。

结束领导干部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把一大批拥护改革开放的年富力强的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使整个改革开放有了一个人力资源的保障即组织保障。

我们现在纪念改革开放,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当年改革开放最早的探索者,最早“吃螃蟹的人”,比如时任广东第一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广东最早倡导改革的吴南生、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袁庚,没有这些人到达各级领导岗位,怎么可能有改革?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简政放权。

当年傅高义在写《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时,发现了中国改革的奥妙——一方面市场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的力量、规划的力量。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取得成功,和国外不一样,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市场经济——哪国都是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而这个过程在改革来讲,就是简政放权,给各级政府一定的空间,让他们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市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另一个就是党和政府的积极性。它们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此外,整个国家行政体制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废除人民公社。

我们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这个是有道理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的就是人民公社体制,所以这既是个经济改革,更是个行政体制的改革,分不开的。

四川向阳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图/新华网)

第三个就是宪法改革、民主法制的建设,以及各种软环境的发展,比如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若没有这些配套,怎么可能有经济体制改革呢?

在短短几十年里,我们建立了覆盖到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如果光有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保障,就可能像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哀鸿遍地。所以我们国家社会体制的改革,也保证了我们的市场经济。

中国的改革,从干部体制的改革、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权力配置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宪法制度改革,直到各种社会体制的配套改革,这些构成了我们改革的整体,哪一个也不能单兵突进。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道路,社会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保障。

所以,改革是全面的。那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也是很外行的。

观察者网:领导层也提出要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请问该如何理解新时代下的“全面”与“深化”?

房宁:要注意到这个主题词有变化。十八大以后,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我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理论阐述者。

我所撰写研究阐述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学术著作《民主的中国经验》及其简写本《中国的民主道路》是我国政治图书论述中国民主问题的学术性著作中翻译出版最多的。英文版(《China’s Democracy Path》)由世界著名出版社Springer翻译出版,算是进入西方出版界主流,现在已经翻译出版的还有日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韩、法、德、俄、泰等语言版本都在翻。我也没想到,写中国政治改革的这些书会被外国如此关注,而且很多都是人家主动提出来的,以前还真没有这种情况。这些也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发展,所以才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中国的民主道路》英文版封面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主题词有点变,十八大以后更多讲的是治理。我们讲民主法治,这些话语更多是建构性的。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已经形成,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现在则是进入实践操作层面。车很好还要开得好,所以现在强调所谓的治理,也就是制度的运行。现在我们大量的改革,或者说进一步的推进,更多的就是制度的运行层面上问题了。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这些我们体会特别深。像我们政治学所有一个忌讳,我们很少说中国如何。因为你一说中国,我马上会想,你说的是哪儿?

中国的情况千差万别,这种差别不是文化性的,不是你河南人说河南话、他广东人说广东话,而是发展阶段性的差异,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之一。比如长三角地区的大城市已处后现代阶段,人们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变化;而瑷珲-腾冲线西侧还在追求工业化、城镇化,甚至有的地区还要解决温饱问题。

不同地方的社会关注、社会形态、思维方式、政策体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发展,就要考虑到各方面问题,要逐渐精细化,不能上下一般粗大。未来要解决的,更多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

十九大上讲,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要平衡什么?我们的研究现在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现在具体来说是三个。

第一个就是制约和激励的关系。

现在发展产生了很多问题,如道德风险,所以十八大后特别强调从严治党、反腐倡廉,这个大家也都有目共睹,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反腐倡廉、从严治党,要形成很多的制约。比如我们成立了监察委,制度上有很多这种变化。

过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直讲权力监督,而不讲权力制约。甚至认为制约是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分权制衡;从十七大以后,我们开始讲,特别是十八大,把权力制约写到十八大报告里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权力既讲监督也讲制约。但是又不能只讲权力制约,还要讲激励。中国还得不断改革,以往的利好出尽了,那就要促进制度的继续创新,敢于改变一些过去的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

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改革之初不太讲制约,就讲大胆闯、大胆试,现在发现一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一方面干部纷纷落马。有说法,“大楼起来了,干部倒下来了;工程建成了,人抓走一大批”。这都是以前的教训,现在要取得平衡。但也不能说咱们就制约吧,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也就干不动事了。所以现在又提出来,怎么能够激励调动大家积极性,中央也有文件提及。

再有就是监督与保护的关系问题。

制约和激励更多是针对政府机构、党政组织,而监督与保护主要针对个人。

我们现在从严治党,对干部个人有很多约束,如八项规定、干部的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我们也一直在研究财产公示、财产申报等制度。另一方面,也要保护干部的积极性。我们在调研中常听到干部讲:检查的人多了,干活的人少了;告状的人越多,干活的人越少。也不好说“懒政”“怠政”,反正现在下边的形式主义还是有所回潮的。

为什么形式主义回潮?原来的主要倾向是乱作为,现在的一个倾向是不作为,怎么短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显然是监督多了、制约多了,他们的顾虑多了。所以下面的干部有时候就利用形式主义来应付上面,比比划划假作为。

现在应当更加注意保护干部的正当权益,包括保护其个人隐私,保护创业干事的积极性。但这就复杂了,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复杂得多。过去简单,放开就行,现在不是简单放的问题,也不是收的问题,否则就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现在都要掌握一个度。

第三,我们还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就有提到,这是中国治理上的一个永恒话题。中国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性问题,所以治理时一方面要集中统一,不能各行其是,否则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但这统一又不能是僵化的、一刀切的、上下一般粗的。因为各地情况不同,必须要结合各地实际,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灵活执行。

总之,中国的制度既要有一定的统一性,又有很大的差异性;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给一定的宽松。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是一门艺术。

观察者网:您也提到,中国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来自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最近最明显的压力应该就是中美贸易摩擦了。您认为,中美双方在这90天“停火”期里可以做些什么?

房宁:谁说停火了?停火意味着脱离接触、放下武器,而现在美国人是利剑高悬,只是给中国规定了一个期限。这不是“停火”吧?而且现在斗争还在继续,双方还在谈判。所以我从不用“停火”这概念。

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确,就是给中国90天的宽限期,让中国把他们开的各种条件解决了,答应他们;如果90天以后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照旧。

对中国来讲,这90天是非常重要的,要在90天里解决很多问题。要我个人看,这时间非常紧张,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毕竟有这90天比没有要好。

有一天我在中国记协的新闻茶座上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时,也说了一个观点。

我觉得中美贸易关系有很多问题,很多并不只是美国认为的问题,其实很多我们也认为是问题。比如中国进一步兑现WTO承诺、进一步开放的问题,这不是美国强加于中国的,很多是中国在走向国际化、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要做的事儿。要说清楚的是,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不是被美国逼的,中国自己也在主动地进行改革开放。但是为什么现在美国这么咄咄逼人?客观实际地讲,现在无论是内外部提出的各种目标、各种设计,都需要一个过程,都需要创造条件,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无法做到的。

所以,我答外国记者问的时候就说:“现在别说你美国了,中国政府很多事情想做,它也做不到。我认为90天内中国政府不可能全部满足美国人开出那些条件,客观上确实做不到。还不说合不合理、我们想不想做,就是退一步来说是合理的、应该做到的事,现在也做不到!需要条件和时间。不能这么强加于人。”

中美还是应该坐下来,寻求我们的利益交集,寻求通过改革、通过政策的调整、通过进一步的开放,扩大中美之间的互利双赢因素。我觉得这个应该是90天里做的主要事情,而不是一方压一方,或者说一方反抗一方。

中美毕竟两个大国,对整个世界有影响,应该有互利共赢的意识,尽量去寻求互利共赢的因素。我也祝愿两国政府能在90天里就这个问题做有效的工作。

资料图:东方IC

观察者网:现今欧洲身处乱局: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推迟英国脱欧草案的表决、法国“黄背心”运动持续近月,社会动荡,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同时深陷政治危机。请问他们的这些遭遇能否为中国未来的国家治理提供警示?

房宁:我对这些还没有太深入的研究,没那么宽广的知识,信息也不充分。

就我所知,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还是西方长期以来的问题。他们也不断在讲,原来经济发展比较好,社会福利比较高,现在西方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民众在过紧日子,所以会产生一些矛盾。

至于英国,更多是牵扯到所谓的经济开放性问题。

经济全球化在战后加速,带来很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很多变化,也给各个国家带来一些问题——在有些国家问题更加突出,比如英国,所以英国现在对开放有保留。英国希望能够避免开放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欧盟中的落后地区、落后国家搭便车的问题。英国一直比较保守,所以才成为第一个通过全民公投脱欧的一个国家。

现在他们也有很多人上街反对脱欧,因为实际上很难分开。英国脱欧的手续没办完,就已意识到,真正脱欧以后也是很麻烦的,好多事也是没法办的。所以它现在有点进退两难。

他们给我们的一个经验,就是涉及重大的国际政治和民生问题,一定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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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

房宁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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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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