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冯绍雷】

“一带一路”推进三年半的实践表明，这一战略构想成功实施的关键，不光来自于务实的政策设计和坚定的政治意志，还取决于在观念上、理论上的系统性准备。从马克思基本观点来看，理论一旦真正具有彻底性，才能够掌握和动员民众，推动历史前进；而且，现代化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大规模对外经济拓展进程，都不能离开观念与理论的支持与引领。

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战略，“一带一路”将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但它不可能是现成书本知识的重复，更不可能只是对国外经验的简单照搬。“一带一路”很可能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也可能会遭遇以前所料未及的挑战。

但是当前的现实是，“一带一路”的实践已远远走到学术与理论的前面，迫切要求各个领域的专门家们及时交出既能洞悉事态、具有战略远见；又基于学理、富于创新精神的答卷。

“一带一路”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很多，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与学术内容需要尽快得以强化和提升，以应对各方关切。

第一个方面，针对国际走势的关键走向，强化“一带一路”的理论内涵。

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见的大变动，未来国际局势将会出现怎样的力量对比？“一带一路”应该在哪一个国际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国际定位？“一带一路”将会促成怎样的一个未来国际体制？这是笔者近来在国际交往中被最多提问的方面。

其一，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正迎来一个崭新阶段，维持霸权和群雄并起的局势并存，国际主体多样化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以新兴国家为主要体现的多样化进程与西方主导的既定秩序之间的较量，正进入一个非常复杂的犬牙交叉时期。这两种趋势之间究竟谁占上风，尚在未定之天；两种趋势平行发展、互有攻守和相互交织的局面非常可能会存在相当长的时期。

在这样罕见的国际转型期，需要进取的勇气，但同样需要具有远见的思想理论建树。面临着当前复杂而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在迈出历史性步伐后，各方更愿意看到一个均衡稳健的总体构思。这不仅符合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也比较贴近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穷尽毕生研究所得出的体认：多样性和进步性这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之间孰轻孰重，何者更为重要，一时难以得出哲学上的结论。但关键在于，这两者之间要进行沟通。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着推进这样深层沟通的理论考量。

其二，全球化进程受阻，地区不光成为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聚焦点，而且也是未来国际较量的关键环节。无论是周边大陆、还是远近海域，中国须以全新方式参与合作与竞争。但是，我们对各种现有区域进程的得失成败，远远缺乏充分研究与评判，也因此较少成熟的区域体制设计经验。包括对于超大型体量的大国而言，是否应该具有自己的周边战略空间的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也还是局限于外交表态，而并未提出真正符合中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地缘政治见解。

“一带一路”强调以项目导向的区域推进，但是国际学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区域体制构架？中国未来区域发展的模式与现有各种区域模式到底有何区别？中国是否需要自己的特殊影响区域？乌克兰危机后的局势表明，当前最危险的地区冲突恰恰是由来自各方相向而行的排他性区域制度设计所造成。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这是当下推进“一带一路”的必要理论前提。至少对此要有备无患。

其三，中国成长模式和它的强劲潜能，使其成为“一带一路”的巨大动力；但同时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一带一路”在总体上还不都是以高市场标准和全面的高技术引领的国际合作、而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水平相吻合、但是具有强劲潜能的国际合作模式。

因此，与其过高地给出自我评价，还不如更强调这是一个国际合作前提下的学习过程，强调“一带一路”的务实渐进。诚如一位匈牙利学者盖博最近对笔者所言：“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的迅速进步，但除了高铁之外，还没有看到中国像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存在；我们都需要中国的投资，但是，中国还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各方的资金要求。”

我曾经以“上善若水”，来形容“一带一路”犹若流水般的无处不在的渗透延展能力，同时，更应该强调“一带一路”的道义和规范意义，强调“上善”对于未来国际秩序建设所起的作用。尽管，这将会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过程。

第二个方面，针对当前紧迫的国际关切，来诠释“一带一路”的意义。

转型期的国际社会有着诸多重大而共同的挑战与关切，完全有必要通过对于“一带一路”的理论诠释，给出中国式的解读。

其一，以往“一带一路”的推进，从强调务实经济合作目标出发，一般会倾向于回避谈论安全问题，这在当时有其必要。但是，当目前各个国际领域存在的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凸显其尖锐性、紧迫性之时，“一带一路”非但不能回避国际安全问题，恰恰值得强调，这正是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一条重要出路。

有学者提出，近几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市场、民主、自由，但是，原则上说，恰恰并没有充分顾及安全。这是迄今为止普遍的安全危机的深层原因。“一带一路”虽然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战略，但是，“一带一路”在改善国际安全环境方面同样发挥着积极作用，值得注意，即使是对中国周边安全而言。

海外学者余英时曾认为，汉代丝绸之路形成的动机主要不在经贸，而首先是构建安全的国际环境。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恐怕也是对于中国国际威望和周边关系稳定的考量，远远超过了对于具体经贸关系的算计。总之，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国际安全关切和焦虑，完全可以从国际进程基本面的经济、政治与安全三者间互动的角度，来阐发“一带一路”的深远意义。

其二，近年来国际学界正在热议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新权威主义”。按照一般的理解，“新权威主义”指的是当前转型中、发展中国家所较为多见的政治现象。“新权威主义”并不是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高度极权政治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的普遍民主模式，而是居于两者之间：既有宪政选举、多党制度等西方民主要素，但也较为强调权力集中运用，多有强权政治人物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推进中的不少重要国家领袖，都被认为是“新权威式人物”。这里包括俄罗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匈牙利的欧尔班、波兰的克钦斯基等等，还有欧亚、拉美的一批政治领袖。“新权威主义”现象甚至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有了更多空间。特朗普现象、勒庞现象显然都与之有着密切关联。

被视为“新权威人物”的埃尔多安和普京

“一带一路”虽然是经济范畴，但是，由于“新权威主义”往往根源于经济不平等现象，以及与平民主义范畴密切联系，因此，“一带一路”的推进显然无法脱离“新权威主义”范畴而存在。在西方语境之下，“新权威主义”往往被说成消极现象，但是，在“一带一路”运行中，这些政治强人却往往力主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支持与中国的合作。

笔者在欧洲的考察和访问中，深深感受到，即使还没有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的各国政治家们，在当前的国际变动期，也都对于来自中国的改善国际环境的努力，特别是对于中国谋求国际发展与合作的构想与实践，表示出相当的期待。显然，“一带一路”对改进这些国家的民生、维持这些国家的稳定，有着重大意义。所以，如何合理地解释“新权威主义”现象，不在国际话语角力中盲目随波逐流，这应是“一带一路”推进中的首选研究对象之一。

其三，非常有必要加强对目前普遍谈论的“对接”一词的理论解释。本来与欧亚经济联盟实行“对接”，是“一带一路”推进的一种创新方式。但是，这一词语一旦出现即被广泛运用，说明有其实际需要。

第一，需要在有关国家的政治高层“对接”，把政治意志转化为相关国家间经济与战略合作的具体实践。

第二，需要在不同的区域合作推进模式之间进行“对接”，特别是需要在区域合作的刚性体制规范和“一带一路”的项目导向的柔性安排之间进行“对接”。

第三，尤其需要考虑如何在国家内部体制和对外事务这两方面进行“对接”，这是任何改革和开放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带一路”推进中一些治理脱节，显然是内外体制缺乏“对接”的缘故。

第四，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过度的“对接”，一个很重要的反面教员是欧盟。欧盟式路径中的关税同盟——货币同盟——政治一体化这种“经典模式”的无限推广，乃是欧盟当前危机的深刻根源。但是，多年来被大事推广的欧盟区域合作理论，还在自觉和不自觉地被人们简单地搬用。

面对着欧元雕塑，希腊人在即将倒塌的“希腊神殿”下投票。左边是欧盟一只手托着屋顶防止其倒塌，一只手抱着“对欧盟说"是"的投票箱，右边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抱着“对欧盟说"不"的投票箱。（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第五，“对接”还涉及到不少具体问题。比如，“一带一路”的自贸区建设，迄今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制度性安排。但为什么在有些国家与地区，自贸区谈判推进顺利，而其他地方则停滞不前、有名无实。显然在推进一般“标准”自贸区建设的同时，还有着大量当地复杂背景，只有慎思践行，才能真正使之扎根生长。

第三个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包含着推进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构建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内涵在于，它是多样性历史文明进程的一个鲜明体现。从比较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以来大国影响力的伸展，大凡经历了这样几种形式，或者是欧美文明引领之下的西方市场与民主制度的扩展，或者是苏联意识形态下的全球延伸。就这些历史过程而言，大体是普世主义语境之下的扩张进程。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崛起，特别是中国作为其代表性力量的成长，折射出世界历史进程中又一波文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即使对于中国而言，不同的时代，其影响力的扩展有着不同的含义。

“一带一路”构想体现的是既不同于以前“世界革命”理念、也不同于上世纪80-90年代作为主导观念的“加入世界大循环”的潮流，而是蕴含着顺应潮流、但又主动影响着潮流变迁的新观念。但是，如何将对历史文明进程诠释，与推进“一带一路”实际进程相结合，并非易事。在文明多样性背景之下推进国际合作，较之于先前一元化语境下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更为复杂的语境。不言而喻，需要更为坚定的信念和更为精致的学术工具。

好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世界历史多样化进程中主体性观念的凸显，有着来自各方面积累的推波助澜。

其一，过去几十年来国际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尤其是在对华认知问题上的正面阐述，与“一带一路”进程互相呼应，成为主体性观念构建的一个重要铺垫。尤其是国际学界出现的学术范式转换——文化历史、政治学和国际研究等等学科的相互交织和相互融合，讲究对于既存理论学术传统的反思，提倡“多元化的现代性”，大大冲击了西方传统意识形态的叙事传统优势，使“一带一路”构想可资运用的思辨与理论工具正在逐渐地趋于形成。

包括诺奖得主、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近年有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研究，揭示古典经济理论对空间要素的一度忽略，正在影响人类基本经济活动的进行。他认为，很难设想贸易活动能够不考虑距离、交通基础设施等空间因素的影响。而这恰恰又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推进方面。这说明即使西方经典经济理论也大大存在着修正的必要。这方面的研究若运用得当，有可能在理论上使得“一带一路”弥行久远。

其二，国际学术积累中的精华部分可为“一带一路”的宏大抱负所用。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鲁戴尔非常强调地理空间等长时段因素对于历史的深刻影响，甚至认为这些要素会远远超过短期政策因素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等伙伴国家如何经营欧亚大陆空间的合作，是牵动整个地区的关键。这不同于中国曾向远在海外的西方工业国家的开放政策。

欧亚大陆的地理不间断性，不光使得这种合作具有天然优势，同时，也凸显了大陆比邻国家彻底解决政治疆界问题所蕴含的极端战略重要性。这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空间优势。问题的另一面，大陆地缘政治的不间断性，也形成来自远在海外的大国地缘政治挑战的便利性：不断制造周边地区不稳定，以离间和削弱大陆强国之间的合作。用普京的话来说，地缘政治是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当代利器。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欧亚大陆国家，特别是中俄必须保持高度战略合作的极端重要性。

其三，近年来有来自各个学科背景的学者群体，特别是优秀中青年学者们强调“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文明和意识形态构建的独特作用。他们提出，中国所具有的既面向海洋也身处大陆的地理位置，不同于远在海外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也不同于大陆欧洲和俄罗斯，因此，可以兼具两者之优势，并形成独具中国品格的意识形态。这类对于主体性意识形态观念的深入探讨，表明当代中国学术界已经从“一带一路”的实践性探讨，进入正在一个更具理论进取性的阶段。

“一带一路”所经历的伟大实践过程，正在大大深化着人们对于中国影响力辐射空间的新认知。时代在呼唤着对于“一带一路”进程的多学科、全方位的深入理论构建。一个阐弘发微、理性均衡的理论学术建设进程正在深入酝酿和积累之中。可以期待，通过对“一带一路”的思考和研究，将会一步一步地构建起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但同时也属于世界的一个崭新时代的叙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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