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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世明:两汉时期匈奴政治组织形式的演变

2018-09-30 07:28:38
导读
近日,媒体报道了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中部地区发现疑似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即匈奴人的统治中心和重要礼制性场所遗址。对此,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的声音——所谓的“龙城”可能不止一处。就宗教信仰言之,西方胡信仰龙神,凡大会处皆称龙城。且匈奴势力伸缩不定,集会之处也会变动。因此,目前所发现的遗址是否为龙城,还需结合当地环境、文献记载进行分析。 所谓的单于庭在匈奴政权中处于何种地位?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化,匈奴的政治组织形式如何演变?下文即立足于两汉时期,进行了分析。

两汉时期,随着匈奴与汉王朝关系的演变,其政治组织形式产生变化。相对于初期的政治组织,变化表现为外部属国的消亡、职官体系的复杂化、联合异姓贵族统治的形成。据史料可知,西汉初期、宣帝时期、王莽时期和南匈奴内附是演变的几个重要转折点。

一、匈奴初期的政治组织形式

秦始皇和蒙恬死后第二年(前209年)爆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秦王朝土崩瓦解,北徙的匈奴乘机重新占领“河南地”。经过农民起义和楚汉之间的持续战争,汉王朝国力空虚,中央集权尚未确立,而此时的匈奴势力空前强大,其势力所及范围可以分作内外两大部分。

《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之下,设置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

从左右贤王至左右大当户,均领有军队,多者领兵万骑,少者领兵数千,共二十四长,单于庭和二十四长所管辖领域为匈奴核心地域。单于所出之挛鞮(或虚连题)氏,以其近亲子弟结成分封网络把握了核心的控制权。

从空间来看,诸左方王将管辖东方,南面靠近上谷郡,东部接连秽貉、朝鲜;右方王将管辖西方,南面靠近上郡,西面接连月氏和氐、羌。代、云中两地由单于直接管辖,位于匈奴领地中央。二十四长都由单于子弟担任,代表单于在各地行施政权,分别统摄大小部落。左右贤王以下诸王“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基本在相对固定的空间里游牧。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于子弟数量日渐增多,在二十四长之外又设有许多王。他们也都有各自的驻牧地。

与基于血缘纽带的内部政权不同,外部属国与匈奴王庭的政治关系则较为复杂,往往间接与单于庭发生关系。土著族长、汉人之降者、异民族都可以成为管理者。如西边日逐王辖区靠近西域,专设置僮仆都尉一职,管理西域各国,向其征收赋税。匈奴二十四长之下,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属于右贤王帐下的禆小王,至少有楼烦王、白羊王等近二十人。这些国家往往要向匈奴交纳人质,“楼兰王死,匈奴先闻之,遣其质子安归归”,“匈奴怒,召其(车师)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同时他们也是匈奴剥削的对象,比如乌桓人每年要向匈奴缴纳皮布税。除了匈奴单于子弟外,也常任用异民族的人才对属国进行管理。例如卫律,父亲本为长水胡人(今陕西省蓝田县),卫律自小生长在汉朝,后来因事投降匈奴,被封为丁零王。丁零是匈奴的分支,卫律被封为王负责管理这一带。也有汉人投降匈奴后,接受单于分封的情况。例如,西汉的燕王卢绾亡入匈奴后,被封为东胡卢王;李陵降匈奴后,且鞮侯单于以女妻之,封为右校王,负责管辖鬲昆一带地区,这些下辖属国的人民一般都不是匈奴族,可称之为匈奴“藩属”。

蒙古国疑似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

二、汉匈关系与外部属国的消亡

匈奴外部属国较不固定,叛服无常。西汉王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力充实,中央集权得以加强,于是部署了对匈奴的三次重大战役。经过此番打击后,匈奴伤亡惨重,逐渐向西北迁徙。至汉宣帝时,丁令、乌桓、乌孙共击匈奴。三国斩获共数万人,匈奴实力大损。此后随着汉朝势力进入西域,“(郑吉)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匈奴更加一蹶不振。

五凤元年(前57年),匈奴上层贵族发生分裂,出现“五单于争立”的局面,混战的结果或败降、或自杀,郅支击破呼韩邪的队伍,占据了单于庭。在这样的局面下,呼韩邪于甘露三年(前51年)归附汉朝,成为汉的属国。郅支单于则与汉朝关系逐渐破裂,在漠北无法立足,于是向西迁徙,击败乌孙、乌揭,于昆坚一带设置单于庭,并一度控制西域。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斩郅支单于于康居。匈奴结束分裂,又统一起来。

此后,呼韩邪北归单于庭,汉匈双方关系出现了和平友好的总趋势,“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单于履行入汉觐见、遣侍子入汉和纳贡三项约定。另外,由于边境形势很复杂,乱事中常常有归附匈奴的外族。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乌孙庶子卑援疐翕侯人众入匈奴西界,寇盗牛畜,颇杀其民。单于闻之,遣左大当户乌夷泠将五千骑击乌孙,杀数百人,略千余人,驱牛畜去。卑援疐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中郎将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援疐质子。单于受诏,遣归。”这件事表明,作为属国的匈奴只能遣子为质于西汉,而不能接受他国的质子。遇到类似情况,受汉匈协议的约束,匈奴要上报由汉朝决断。可见匈奴对外关系是受宗主国汉朝的控制和监督的。

匈奴自附汉以后,内部安定,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汉朝却因王莽夺权陷入动乱,因此两汉之间,匈奴再次兴起。

首先,重新控制乌桓。本来武帝时乌桓已摆脱匈奴的奴役,始建国二年(10年)匈奴利用乌桓与王莽结怨,“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

其次,重新控制西域。宣元以来西域归附,汉朝设置西域都护治理。因王莽篡汉,尽贬各族“国”王为侯,激起各族的怨恨,遂相继叛离。匈奴乘机渗入,西域各族又先后沦为匈奴势力范围。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遣使至匈奴,以通旧好。此时,匈奴不再对汉称臣,虽然也遣使回聘,但侵扰如故。东汉初年刘秀忙于整顿内政,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对西域暂时置之不理。

建武二十四年(4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自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死后,诸子依次而立,至比叔父孝单于舆时,任命比为右薁鞬日逐王。此时,匈奴内部又因争立发生问题,比因内怀猜忌,很少参与庭会,适值匈奴地区遭遇严重的天灾,“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于是率其部众到五原塞,愿意永远为汉朝的蕃蔽,以防备北匈奴。自单于比后,皆称臣于汉朝,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明帝时期开始发兵攻击北匈奴,经过班超定西域、东汉和南匈奴联合打击后,北匈奴开始一路西迁,南北再也没有统一起来。南匈奴内附后,作为东汉的藩属,没有了外部属国,内外之分从此消亡。

三、政治结构的变化

呼韩邪单于稽侯珊统一南北后,汉匈维持了六十年的和平。相较于汉初,政治结构变动不大。到王莽执政时期,划分匈奴居地为十五部分,强立稽侯珊子孙十五人俱为单于,以分散和削弱匈奴势力,导致制度混乱,破坏了汉匈的关系,不过王莽政权很快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东汉初内附后,南匈奴的八部牧民主要分布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各郡。其后受北匈奴的军事压力,东汉政府允许其徙居西河美稷。经过迁徙、分化、交流和融合之后重新组合起来的匈奴,在较为安定的生存环境下,逐渐走向定居,繁衍出了新的氏族、部落。单于家族有资格被分封为王的子弟越来越多,“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与分裂前对照,实力最强的“四大国”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改称为“四角”,其余诸王中的一部分则被纳入“六角”的范围,两者都是单于子弟,并按照顺序继承单于之位。匈奴逐渐从单于处于顶级、四大国为第二级的军事政权,发展成为单于为顶级、四角为第二级、六角为第三级的等级更为分明、复杂的政权结构形式。

东汉政府并没有打乱匈奴原有的统治秩序,依旧维持着按照等级领有分地、部族的体制。不过,自内附后南匈奴外部属国消亡,人口大为减少,随着匈奴活动范围的缩小,中央职官等级的复杂化,异姓大臣的逐渐崛起,诸王已不可能拥有以前那样广大的份地,他们彼此的辖区距离也大为减小。南单于居西河以后,列置诸部王,以“右贤王屯朔方”,明言朔方为右贤王的辖区。永平十六年(73年),南单于派遣左贤王信跟随太仆祭肜及吴棠从朔方高阙出发,在涿邪山攻打皋林温禺犊王。按照以往派兵遣将就近的原则,单于不会从很远地方劳师调兵,说明左贤王的辖区当不至离朔方很远。

永元二年春(90年),南单于再次上书要求进攻北匈奴,于是派遣左谷蠡王师子等率领左右部八千骑兵出鸡鹿塞。鸡鹿塞是朔方郡在阻山西部长城沿线的一处重要军事据点,故左谷蠡王师子的领地也在朔方一带。朔方一带至少有左贤王、右贤王和左谷蠡王三种势力,可知匈奴诸王的力量较先前已经有了大幅的削减。

匈奴青铜牌饰

诸王的力量削弱的表现还在于新的军事动员单位的出现。西汉时期,左贤王部或右贤王部经常以独立单位进行军事活动,很少看到左右贤王联合作战的情况。如赵破奴率二万骑兵与匈奴左贤王作战,被对方八万骑包围,本人也被活捉,又如孝文帝诏令丞相灌婴发车骑兵八万五千,击右贤王于高奴,右贤王逃走出塞。内附之后,仅靠左贤王或右贤王的力量难以组织强有力的进攻,联合军事行动变的常常可见。永和五年(140年)夏,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叛乱,率三千余骑寇掠西河,又招诱右贤王,合兵七八千围攻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更大面积的军事动员常常以“左部”、“右部”为单位。如前所述,永元二年春(90年)的军事行动,“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这是左右部联合行动;永和五年(140年)夏,南匈奴左部叛乱;中平五年(188年),右部䤈落与休著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乱,攻杀单于,《后汉书•孝灵帝纪》载,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然后与南匈奴左部胡汇合,杀其单于。左部、右部的称谓频繁出现,形成了左部、单于庭、右部的结构模式。

匈奴故都“统万城”遗址

只是,左右部时常处于迁徙状态。建武十三年(37年)匈奴寇掠河东,州郡力不能禁,于是将幽州、并州边郡之人逐渐迁徙到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匈奴左部再次转居塞内。永元六年(94年)中郎将杜崇、朱徽上书说,匈奴右部降者谋划胁迫安国起兵背叛,请西河、上郡、安定等地预先防备。西河、上郡、安定三地位于单于庭美稷的西面和西南面,右部应在此附近。秦汉时期左方王将居于东边、右方王将居于西边、单于辖区在中间,这样明确的划地而治已经不复存在。而四角的顺序为“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原本位于左贤王之后的右贤王,高下位次发生了变化,列于左谷蠡王之后,也暗示原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四、异姓贵族权力的扩张

单于挛鞮(或虚连题)氏,以近亲子弟分封各地,成为匈奴政权核心所在。此外,呼衍氏、兰氏、须卜氏,这三个贵族姓氏,与单于家族世代通婚,成为名族。单于通常以姻族,在其直接控制之下出任骨都侯一职,处理司法及行政事务。骨都侯留居单于庭,并没有自己的部落和领地。不过,这样的一种结构模式随着匈奴社会的演变,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首先,内附之后,异姓贵族的数目逐渐增加。原先的三大贵族姓氏到东汉增加了丘林氏一姓。《南匈奴列传》还列有韩氏、当于氏、呼衍氏、郎氏、栗籍氏以及须卜氏。这些都是新兴的异姓贵族。新生贵族中也有颇具影响的大族,比如王昭君小女儿嫁到的当于氏部落就是当时的匈奴大族。

昭君出塞

其次,从其所担任的职官来看,姻族之中还有“且渠”及“当户”等官职。例如,虚闾权渠单于即位后,罢黜了前单于宠幸的颛渠阏氏,颛渠阏氏父亲左大且渠心怀不满。又如,呼都而尸单于舆即位后,贪图汉廷赏赐,派大且渠(须卜)奢与(挛鞮)云女弟当户居次之子酰椟王至长安进贡。可知,除去“骨都侯”,贵姓子弟至少还担任过“且渠”、“当户”两种职官,且在南北匈奴分裂之前已经出现。另外,日逐王一职本都是由单于子弟担任,《南匈奴列传》中更是位列“六角”之首,但是又有“新降右须(卜)日逐(王)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等记载,“日逐王”前冠以异姓贵族姓氏,更彰显了贵姓集团权力的扩张。

再次,如前文所述,建武二十六年(50年),为了防御北匈奴,在边境列置诸王,其中韩氏骨都侯驻扎北地,当于骨都侯驻扎五原,呼衍骨都侯驻扎云中,郎氏骨都侯驻扎定襄,栗籍骨都侯驻扎代郡,率领部众为郡县侦查动静,各拥兵自重,也不再是完全居于“留庭辅政”的从属地位。异姓贵族的位次排序,从左右骨都侯到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再到日逐、且渠、当户等官号,是以权力大小、部众多少为标准的。正是因为拥有自己的部族和领地,这些异姓贵族才能率众参与国内的战事。

结语

匈奴政权的统治结构是以挛鞮氏为核心,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分配权力的。最高领导人凭借“单于”和“父”的双重身份控制军政大权、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匈奴之后在北亚草原上形成的突厥、鲜卑、蒙古最高统治者,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建构早期国家的政权组织。

两汉匈奴的政权组织形式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由于没有打乱牧民原有的部落组织,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各部贵族在本部族内的核心地位,以血缘作为政治组织形式的传统,仍延续不变。而外部属国渐趋消亡、游牧区域缩小的同时,一方面职官体系更趋复杂化和精致化,并发展形成了新的左部、单于庭、右部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异姓贵族势力上升,形成以单于挛鞮(或虚连题)氏为主,联合其它异姓姻亲的统治。

南匈奴内附到东汉末年的历史,是匈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匈奴政治组织形式的演变,一方面源于生存环境的改变、客观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源于中原王朝在制度、文化上对于周边民族所具有的巨大影响。随着民族融合程度的深入,匈奴所受汉族文明之影响越来越深刻。比如生产方式上逐渐由游牧向农耕转变,匈奴单于号的末尾都加“若鞮”二字,每年正月、五月、九月的集会不仅祭祀天神,还开始“兼祀汉帝”。与经济、文化的变迁相一致,中原政治体制也多少会为匈奴所借鉴参用。

本文原载于《许昌学院学报》,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改。

冯世明

冯世明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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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许昌学院学报》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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