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叶江南人民的抗清运动，有大量的士绅百姓因坚持抗清而先后殉难，这是明清易代之际重要的一页。嘉定侯岐曾的抗清生活日记展示了1645—1647年江南士绅们的抗清活动以及他们在清廷密网捕杀下的日常生活。清初江南社会的不安、个人生命的微弱，都在其中有所呈现。】

一、嘉定侯氏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在北方因李自成农民军与关外清兵先后进入北京城，而结束了统治。江南一带继续维持的，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弘光政权，由明室官僚士绅的拥戴，于当年五月建立，人们希冀这半壁江山像南宋一样可以维持长久。不料只有一年，清兵就轻易地打到了江南。这一年为农历乙酉年，从王朝更替的角度而言，已是大清顺治二年（1645年）。该年频繁出现的抵抗运动，留给后世的记忆都相当惨烈，最著名者有“扬州十日”、“江阴保卫战”、“嘉定三屠”等。

众所周知，在“嘉定三屠”的殉难士绅中，侯峒曾与黄淳耀是其中最具代表者。而侯氏是嘉定县诸翟（旧名紫隄）人，现在属于上海市闵行区诸翟镇。那里有一座关帝庙，原本是侯氏的家祠。据说侯家先世姓杨，原籍山西上谷，宋室南渡后，辗转迁居于此。

侯峒曾像

从明初开始，侯家开始兴旺起来，家族子弟多数以科举入仕。侯峒曾的父亲侯震暘就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峒曾本人则于天启五年（1625年）成了进士。在当时，峒曾与岐曾、岷曾三兄弟都较出名，人称“江南三凤”。同时，峒曾与岐曾的六个儿子，即玄演、玄洁、玄瀞与玄洵、玄汸与玄泓（后改名玄涵），被誉为“侯氏六俊”，或称“江左六龙”。这“六侯”为海内所习称。侯家在嘉定堪称望族。

侯岐曾苏州石刻像

顺治二年六月，侯峒曾与黄淳耀等人，一起领导了地方的抗清活动。侯自称“总督”，曾在罗店地方获得多次胜利。其实，在清兵攻打嘉定前夕，峒曾正卧病家中（紫隄村故居），在黄淳耀等人敦请下回到嘉定县城，与士绅百姓一起画地而守，即峒曾负责守东门、淳耀负责守西门。六月廿六日，峒曾还曾写信，要侄儿玄汸、玄泓多方筹款200两，以为军需。嘉定城陷落后，峒曾投水而死，他的两个儿子玄演、玄洁也一起赴难。峒曾死后还被清兵枭首悬示于西城门，后被挂到城中的侯家门口。“嘉定三屠”后，侯家多改姓杨或徐，以避劫难，采取不入仕、务农耕或设教卖画等生活方式，没入茫茫人海中了。多年以后，侯家稍形雍容，还能于城中废宅之上建“侯氏宗祠”祭拜这些先人，以示不忘侯家的“祖功宗德”。

而幸免于清兵大屠杀的人们中，峒曾的弟弟岐曾（1595－1647）早在清兵攻城时，已受峒曾之命，奉母亲龚恭人避往江村故居（因盘龙江而名，即紫隄村）。同时峒曾的另一个儿子玄瀞与岐曾的长子玄汸，屠城时据说适在他所，因而也得以暂免诛杀之祸。关于岐曾的生平，与峒曾相比，记载少而不详。但因岐曾有日记存世，故其惊心动魄的最后岁月与那段悲壮的历史，还是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日记起于丙戌年（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初一，至丁亥年（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初十日绝笔，次日他被清兵捕获，十四日就赴死了。

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岐曾日记所述，涉及了当时的敏感时事与地方抗清活动，因而语词之间颇多隐晦。他特别提及其姻亲夏允彝到嘉定虬江时，为避人耳目，化名“黄志华”；而他自己久称“半生主人”，与这个“黄志华”朝夕“密通往来”的，一般都是写在一小幅竹纸上的密函，抬头必称“黄老”。岐曾还说，乙酉江南之变后，仅存的那些抗清志士，都是这样改易姓名。比如，陈子龙就改号“车公”；岐曾最信任、最得力的仆人侯驯改称川马。

清朝在江南建立统治秩序之始，首先就是要行剃发令。对剃发的程度，官府作了一定的区分。这在岐曾的日记中记载比较清楚：官府设有“清发道”，按“五等”定罪。所谓“五等”，就是“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另外“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侯岐曾有一次听到外地还有未剃发的义士，顿时“悲慰交至”。

岐曾的侄儿玄瀞也至死未剃发，所以日常行动，很多需要已剃发的岐曾之子玄汸代劳，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清初江南各地新建立的衙门，已开始正常地向城乡民众征收赋税。侯家虽隐居乡间，依然不能豁免。为了获得官府的同情和宽免而必须支付的赋税负担，使岐曾感到颇为艰难。加上新增派的乡间荡田税，岐曾觉得实在不堪重负，只好“仰屋一叹”。

二、抗清生活

弘光政权结束以后，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逐渐汇聚于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南明政权的旗帜下，既是明朝的延续，又是清初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志在抗清复明的文人士大夫们，各自拥戴这些不同的政权。很多人在起事时，以明室帝王为效忠的正统，构建起他们的精神依托。陈子龙在松江地方起兵抗清，曾悬挂明太祖像，并当众宣誓；侯岐曾在丁亥年元旦，也仿设明太祖像于“甲乙轩”。由此表明，这种情况在明遗民中是相当普遍的。

陈子龙像

岐曾与浙江地方南明抗清人士的沟通，向来十分谨慎。他也时常嘱咐相关同志，要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引来杀身之祸。

六月十七日，岐曾接到友人兼姻亲顾咸正的长信，大概有几千字。他觉得复明活动颇可期待：“大都策中兴之必可期，目前举动，力劝吾辈勿过于畏慎，盖谓予前札申申指点危形故也。大鸿为父陈情，即日泛海，一言告别，可云壮游。两日闻钱塘□□，大歼于萧山之伏机。昆来者言之亦凿凿，岂天人遂尔凑泊耶？”

第二天早上，岐曾听说夏完淳兄弟已于昨天傍晚抵达槎楼，即派人送信问候，觉得抗清武装所云“□□实未渡江，胜负两皆说梦”，实在匪夷所思。当然，岐曾给夏完淳写有一信，主要是提醒完淳等人，在隐居时，行动一定要慎密。

而给女婿顾大鸿的密信中，岐曾对抗清消息的不确，显得十分焦虑：“钱塘之事，或云渡江小败，退何杭州，或云其实未渡，或云悉众而渡”，都是“杳无回报”。他需要等待其他消息来证实。后来给顾咸正的信中，还在询问“钱塘已有确耗否？ 长兴白龙鱼服，不终困于豫且否？此成败大关也。雁门一网，不至株连否？”岐曾希望咸正早予确示。

对于太湖地区义士们的抗清活动、浙东南明政权的北上举动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抗清消息，岐曾在日记中时加记录。但岐曾也感到，毕竟大势已去，那些频繁的抗清活动又力量有限，太湖义兵已是“势渐孤蹙”，浙东地方的抗清时常受挫，与传言中的抗清捷报还是有出入的。

三、反清失败

在松江等地，岐曾的好友陈子龙、夏完淳等人已准备举事。他们的行动，其实是看到吴胜兆反清计划带来的新希望。岐曾给顾咸正的信中，有这样的隐晦表达：“云间既有反正之机，便能作先事之举否？”

吴胜兆本是明朝军中的一名指挥，降清后南下到苏州任苏松常镇提督。后来与驻苏州的巡抚土国宝多有摩擦，被洪承畴调驻松江。在部下戴之俊等人的劝说下，准备反清。戴与陈子龙联系，子龙很兴奋，表示愿意与据守舟山的黄斌卿联系，同时派友人夏之旭去见吴胜兆。双方约定，舟山的明军于丁亥年四月中旬进抵吴淞，与吴胜兆内外配合，共襄复明大业。不过很可惜，这个反清计划因走漏了消息而未果。

顾咸正亦曾提出：“海外黄斌卿是夏允彝结拜兄弟，可结连他起兵，我等作为内应。”他与侯玄瀞、夏完淳等即各具奏本、禀揭、条陈等文书，托谢尧文交付给通海舵工孙龙，送往舟山黄斌卿处。此外，托谢尧文、孙龙带通海文书的还有“结连过苏松湖泖各处豪杰、同心内应好汉”的钦浩、吴鸿等人，他们也写就各类禀帖，推荐某人可为文官，某人可任武职（谢尧文即被荐为游击）。行前，顾咸正等郑重叮嘱谢尧文道：“你须谨慎，此事关系身家性命。”

与岐曾一样，谢尧文也是嘉定人，以前因事犯狱，是岐曾救了他。他经常负有上海、松江、嘉定等地抗清义士与浙东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工作。很遗憾，丁亥年三月十九日，谢尧文在柘林附近的漴阙（今属奉贤），因衣冠与时不合，露出疑点，被柘林游击陈可抓获，同时搜出了一些书信表疏。据清初人的回忆说，谢在被捕前，还“口出大言”，被捕后一受刑，就全部招供了。

此案恰巧由在松江的提督吴胜兆负责，所以抓到谢尧文后，只作了关押处理，没作进一步审问。不久，吴胜兆的部下发生内讧，吴的兵变失败。巡抚土国宝派人搜查吴府，发现了那些“逆反”书信与表疏，十分震惊。随后，清政府即按名搜捕，除侯玄瀞等二十二名抗清人士逃出外，其余以顾咸正、夏完淳等为代表的抗清志士计三十四人，都被捕获。在刑部尚书吴达海等人审理这起大案的题本中，岐曾的情况基本上没怎么提，主要就讲顾咸正与抗清已诛侯峒曾之子侯玄瀞、夏允彝之子夏完淳“夙怀不轨之心，共造逆天之罪”，企图与舟山的黄斌卿等人联心，勾连湖泖党羽，“具应依谋叛律，不首从皆斩”；他们的妻妾子女入官为奴，财产籍没充饷，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异同都“流二千里”。

这样一件反清大案，当然涉及松江地方最著名的抗清人士陈子龙。陈子龙听到抓捕风声后，与夏之旭、小童子等人逃到侯岐曾家。岐曾先将他们藏在仆人侯驯的家中，后来转移到在昆山的女婿顾天逵处。其目的，就要是转道昆山进入苏州，再通过海路远走浙东。岐曾的日记于此事记载较细。他说四月二十六日，因松江风声较紧，陈子龙与夏之旭避至嘉定乡下的王庵地方，大概离侯家居地不远。可是乡间到处传言，清军大兵俱集松江，将兴大狱。他们重找避地，躲到离王庵仅三里的丰浜，应该在侯驯的家，但四邻对他们产生了怀疑。此后，他们想转道至苏州府常熟县再出海，不料常熟地方道路戒严，舟楫不通，就打算到唐市镇的杨彝处躲藏，却被杨氏拒绝。

电影《柳如是》中的陈子龙

这时，岐曾已避迹于嘉定厂头的恭寿庄。大概在五月初十日中午，侯驯回到嘉定侯家住地，汇报了这一情况。第二天，陈子龙就被捕了。

五月十二日，岐曾被抓到了松江城。巡抚土国宝审讯之后，派人送来酒菜，要他通个家信，岐曾曰：“吾已无家，何信为？”次日再审，岐曾踞坐，大骂不止。十四日午刻，岐曾与夏完淳、顾咸正及仆人侯驯、朱山、鲍超、陆二、李爱等一起，被杀于松江城西门的跨塘桥，即“云间第一桥”。与他们一同死难的，还有顾咸正的两个儿子天达与天逵。他们皆因藏匿子龙而死，与子龙的死一样悲壮。当时有位宝山参将，还称岐曾为“好男子”。

通过岐曾的日记，可以看到，在最后的一段时期，岐曾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一样，也比较糟糕，有时便秘六七日、有时又是急性腹泄（日记中常说是痁、霍乱或“河鱼暴下”）、有时是痰火病发、有时为寒热重症。五月初七，是俗传的“天生婆婆”祭拜活动日，岐曾尚未从一场严重的腹疾中恢复过来，就准备请工匠为他母亲打造一具寿材。第二天，他的心情似乎很糟，因为有人来报告“千确万确”的消息，道是官府当晚可能会来他们住的恭庄抓捕，岐曾还带着侥幸心理让家人保持镇静，晚上也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初九日，岐曾的母亲还在逗弄孙儿为乐，报信的人再次来传递危信，“彰彰有据”，结果晚上还是没事。岐曾还是大意了，不过在那样的时局下，侯氏一家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四、余论

清初帝国努力在江南推行其统治的过程中，地方精英阶层与民众的态度、依归取向，产生了很大分化。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士绅，为生活所迫，为实现个人的愿望，暂时服从了清朝的统治。而一些乡村中的强宗大族，似乎对“华夷之别”并无观念上的严格区分。如上海地区的大族曹氏，较为积极支持这个新建立的清王朝，虽然在以后的“奏销案”使他们一度衰落。但为后世多所称道的，是一些士绅与民众奋起抵抗，否认清政权已经建立的事实，以武力和文化批判等方式，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反对活动。

侯岐曾等人的地下反抗活动，若非其日记的留传后世，单凭想像，人们很难能细致地感受到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而与岐曾暗中勾连的江南反清人士，堪称遍布太湖东南部城乡地区，有的还是一代名士。他们短暂的抵抗活动，随着清政权的全面渗透太湖地区，已趋减退。所谓“每一王兴，有附而至荣者，即有拒而死烈者”，生易死难之叹在明清交替之际更让人感怀至深。殉难时不过17岁的夏完淳，留有绝笔诗有云：“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临刑前，完淳还对人说：“我辈未尽之志，慎毋相忘！”而岐曾的日记，亦如清代人讲的那样，所谓“忠孝之言，缠绵悱恻，几使人不忍卒读”。人生命运的变幻与时代的不幸遭际，时时让人体味到一种深深的悲凉。

从这个层面而言，“嘉定三屠”后的江南社会，无疑带有浓厚的悲情色彩。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