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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

2018-05-12 09:04:47

【17世纪中叶江南人民的抗清运动,有大量的士绅百姓因坚持抗清而先后殉难,这是明清易代之际重要的一页。嘉定侯岐曾的抗清生活日记展示了1645—1647年江南士绅们的抗清活动以及他们在清廷密网捕杀下的日常生活。清初江南社会的不安、个人生命的微弱,都在其中有所呈现。】

一、嘉定侯氏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在北方因李自成农民军与关外清兵先后进入北京城,而结束了统治。江南一带继续维持的,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弘光政权,由明室官僚士绅的拥戴,于当年五月建立,人们希冀这半壁江山像南宋一样可以维持长久。不料只有一年,清兵就轻易地打到了江南。这一年为农历乙酉年,从王朝更替的角度而言,已是大清顺治二年(1645年)。该年频繁出现的抵抗运动,留给后世的记忆都相当惨烈,最著名者有“扬州十日”、“江阴保卫战”、“嘉定三屠”等。

众所周知,在“嘉定三屠”的殉难士绅中,侯峒曾与黄淳耀是其中最具代表者。而侯氏是嘉定县诸翟(旧名紫隄)人,现在属于上海市闵行区诸翟镇。那里有一座关帝庙,原本是侯氏的家祠。据说侯家先世姓杨,原籍山西上谷,宋室南渡后,辗转迁居于此。

侯峒曾像

从明初开始,侯家开始兴旺起来,家族子弟多数以科举入仕。侯峒曾的父亲侯震暘就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峒曾本人则于天启五年(1625年)成了进士。在当时,峒曾与岐曾、岷曾三兄弟都较出名,人称“江南三凤”。同时,峒曾与岐曾的六个儿子,即玄演、玄洁、玄瀞与玄洵、玄汸与玄泓(后改名玄涵),被誉为“侯氏六俊”,或称“江左六龙”。这“六侯”为海内所习称。侯家在嘉定堪称望族。

侯岐曾苏州石刻像

顺治二年六月,侯峒曾与黄淳耀等人,一起领导了地方的抗清活动。侯自称“总督”,曾在罗店地方获得多次胜利。其实,在清兵攻打嘉定前夕,峒曾正卧病家中(紫隄村故居),在黄淳耀等人敦请下回到嘉定县城,与士绅百姓一起画地而守,即峒曾负责守东门、淳耀负责守西门。六月廿六日,峒曾还曾写信,要侄儿玄汸、玄泓多方筹款200两,以为军需。嘉定城陷落后,峒曾投水而死,他的两个儿子玄演、玄洁也一起赴难。峒曾死后还被清兵枭首悬示于西城门,后被挂到城中的侯家门口。“嘉定三屠”后,侯家多改姓杨或徐,以避劫难,采取不入仕、务农耕或设教卖画等生活方式,没入茫茫人海中了。多年以后,侯家稍形雍容,还能于城中废宅之上建“侯氏宗祠”祭拜这些先人,以示不忘侯家的“祖功宗德”。

而幸免于清兵大屠杀的人们中,峒曾的弟弟岐曾(1595-1647)早在清兵攻城时,已受峒曾之命,奉母亲龚恭人避往江村故居(因盘龙江而名,即紫隄村)。同时峒曾的另一个儿子玄瀞与岐曾的长子玄汸,屠城时据说适在他所,因而也得以暂免诛杀之祸。关于岐曾的生平,与峒曾相比,记载少而不详。但因岐曾有日记存世,故其惊心动魄的最后岁月与那段悲壮的历史,还是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日记起于丙戌年(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初一,至丁亥年(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初十日绝笔,次日他被清兵捕获,十四日就赴死了。

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岐曾日记所述,涉及了当时的敏感时事与地方抗清活动,因而语词之间颇多隐晦。他特别提及其姻亲夏允彝到嘉定虬江时,为避人耳目,化名“黄志华”;而他自己久称“半生主人”,与这个“黄志华”朝夕“密通往来”的,一般都是写在一小幅竹纸上的密函,抬头必称“黄老”。岐曾还说,乙酉江南之变后,仅存的那些抗清志士,都是这样改易姓名。比如,陈子龙就改号“车公”;岐曾最信任、最得力的仆人侯驯改称川马。

清朝在江南建立统治秩序之始,首先就是要行剃发令。对剃发的程度,官府作了一定的区分。这在岐曾的日记中记载比较清楚:官府设有“清发道”,按“五等”定罪。所谓“五等”,就是“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另外“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侯岐曾有一次听到外地还有未剃发的义士,顿时“悲慰交至”。

岐曾的侄儿玄瀞也至死未剃发,所以日常行动,很多需要已剃发的岐曾之子玄汸代劳,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清初江南各地新建立的衙门,已开始正常地向城乡民众征收赋税。侯家虽隐居乡间,依然不能豁免。为了获得官府的同情和宽免而必须支付的赋税负担,使岐曾感到颇为艰难。加上新增派的乡间荡田税,岐曾觉得实在不堪重负,只好“仰屋一叹”。

二、抗清生活

弘光政权结束以后,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逐渐汇聚于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南明政权的旗帜下,既是明朝的延续,又是清初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志在抗清复明的文人士大夫们,各自拥戴这些不同的政权。很多人在起事时,以明室帝王为效忠的正统,构建起他们的精神依托。陈子龙在松江地方起兵抗清,曾悬挂明太祖像,并当众宣誓;侯岐曾在丁亥年元旦,也仿设明太祖像于“甲乙轩”。由此表明,这种情况在明遗民中是相当普遍的。

陈子龙像

岐曾与浙江地方南明抗清人士的沟通,向来十分谨慎。他也时常嘱咐相关同志,要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引来杀身之祸。

六月十七日,岐曾接到友人兼姻亲顾咸正的长信,大概有几千字。他觉得复明活动颇可期待:“大都策中兴之必可期,目前举动,力劝吾辈勿过于畏慎,盖谓予前札申申指点危形故也。大鸿为父陈情,即日泛海,一言告别,可云壮游。两日闻钱塘□□,大歼于萧山之伏机。昆来者言之亦凿凿,岂天人遂尔凑泊耶?”

第二天早上,岐曾听说夏完淳兄弟已于昨天傍晚抵达槎楼,即派人送信问候,觉得抗清武装所云“□□实未渡江,胜负两皆说梦”,实在匪夷所思。当然,岐曾给夏完淳写有一信,主要是提醒完淳等人,在隐居时,行动一定要慎密。

而给女婿顾大鸿的密信中,岐曾对抗清消息的不确,显得十分焦虑:“钱塘之事,或云渡江小败,退何杭州,或云其实未渡,或云悉众而渡”,都是“杳无回报”。他需要等待其他消息来证实。后来给顾咸正的信中,还在询问“钱塘已有确耗否? 长兴白龙鱼服,不终困于豫且否?此成败大关也。雁门一网,不至株连否?”岐曾希望咸正早予确示。

对于太湖地区义士们的抗清活动、浙东南明政权的北上举动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抗清消息,岐曾在日记中时加记录。但岐曾也感到,毕竟大势已去,那些频繁的抗清活动又力量有限,太湖义兵已是“势渐孤蹙”,浙东地方的抗清时常受挫,与传言中的抗清捷报还是有出入的。

三、反清失败

在松江等地,岐曾的好友陈子龙、夏完淳等人已准备举事。他们的行动,其实是看到吴胜兆反清计划带来的新希望。岐曾给顾咸正的信中,有这样的隐晦表达:“云间既有反正之机,便能作先事之举否?”

吴胜兆本是明朝军中的一名指挥,降清后南下到苏州任苏松常镇提督。后来与驻苏州的巡抚土国宝多有摩擦,被洪承畴调驻松江。在部下戴之俊等人的劝说下,准备反清。戴与陈子龙联系,子龙很兴奋,表示愿意与据守舟山的黄斌卿联系,同时派友人夏之旭去见吴胜兆。双方约定,舟山的明军于丁亥年四月中旬进抵吴淞,与吴胜兆内外配合,共襄复明大业。不过很可惜,这个反清计划因走漏了消息而未果。

顾咸正亦曾提出:“海外黄斌卿是夏允彝结拜兄弟,可结连他起兵,我等作为内应。”他与侯玄瀞、夏完淳等即各具奏本、禀揭、条陈等文书,托谢尧文交付给通海舵工孙龙,送往舟山黄斌卿处。此外,托谢尧文、孙龙带通海文书的还有“结连过苏松湖泖各处豪杰、同心内应好汉”的钦浩、吴鸿等人,他们也写就各类禀帖,推荐某人可为文官,某人可任武职(谢尧文即被荐为游击)。行前,顾咸正等郑重叮嘱谢尧文道:“你须谨慎,此事关系身家性命。”

与岐曾一样,谢尧文也是嘉定人,以前因事犯狱,是岐曾救了他。他经常负有上海、松江、嘉定等地抗清义士与浙东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工作。很遗憾,丁亥年三月十九日,谢尧文在柘林附近的漴阙(今属奉贤),因衣冠与时不合,露出疑点,被柘林游击陈可抓获,同时搜出了一些书信表疏。据清初人的回忆说,谢在被捕前,还“口出大言”,被捕后一受刑,就全部招供了。

此案恰巧由在松江的提督吴胜兆负责,所以抓到谢尧文后,只作了关押处理,没作进一步审问。不久,吴胜兆的部下发生内讧,吴的兵变失败。巡抚土国宝派人搜查吴府,发现了那些“逆反”书信与表疏,十分震惊。随后,清政府即按名搜捕,除侯玄瀞等二十二名抗清人士逃出外,其余以顾咸正、夏完淳等为代表的抗清志士计三十四人,都被捕获。在刑部尚书吴达海等人审理这起大案的题本中,岐曾的情况基本上没怎么提,主要就讲顾咸正与抗清已诛侯峒曾之子侯玄瀞、夏允彝之子夏完淳“夙怀不轨之心,共造逆天之罪”,企图与舟山的黄斌卿等人联心,勾连湖泖党羽,“具应依谋叛律,不首从皆斩”;他们的妻妾子女入官为奴,财产籍没充饷,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异同都“流二千里”。

这样一件反清大案,当然涉及松江地方最著名的抗清人士陈子龙。陈子龙听到抓捕风声后,与夏之旭、小童子等人逃到侯岐曾家。岐曾先将他们藏在仆人侯驯的家中,后来转移到在昆山的女婿顾天逵处。其目的,就要是转道昆山进入苏州,再通过海路远走浙东。岐曾的日记于此事记载较细。他说四月二十六日,因松江风声较紧,陈子龙与夏之旭避至嘉定乡下的王庵地方,大概离侯家居地不远。可是乡间到处传言,清军大兵俱集松江,将兴大狱。他们重找避地,躲到离王庵仅三里的丰浜,应该在侯驯的家,但四邻对他们产生了怀疑。此后,他们想转道至苏州府常熟县再出海,不料常熟地方道路戒严,舟楫不通,就打算到唐市镇的杨彝处躲藏,却被杨氏拒绝。

电影《柳如是》中的陈子龙

这时,岐曾已避迹于嘉定厂头的恭寿庄。大概在五月初十日中午,侯驯回到嘉定侯家住地,汇报了这一情况。第二天,陈子龙就被捕了。

五月十二日,岐曾被抓到了松江城。巡抚土国宝审讯之后,派人送来酒菜,要他通个家信,岐曾曰:“吾已无家,何信为?”次日再审,岐曾踞坐,大骂不止。十四日午刻,岐曾与夏完淳、顾咸正及仆人侯驯、朱山、鲍超、陆二、李爱等一起,被杀于松江城西门的跨塘桥,即“云间第一桥”。与他们一同死难的,还有顾咸正的两个儿子天达与天逵。他们皆因藏匿子龙而死,与子龙的死一样悲壮。当时有位宝山参将,还称岐曾为“好男子”。

通过岐曾的日记,可以看到,在最后的一段时期,岐曾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一样,也比较糟糕,有时便秘六七日、有时又是急性腹泄(日记中常说是痁、霍乱或“河鱼暴下”)、有时是痰火病发、有时为寒热重症。五月初七,是俗传的“天生婆婆”祭拜活动日,岐曾尚未从一场严重的腹疾中恢复过来,就准备请工匠为他母亲打造一具寿材。第二天,他的心情似乎很糟,因为有人来报告“千确万确”的消息,道是官府当晚可能会来他们住的恭庄抓捕,岐曾还带着侥幸心理让家人保持镇静,晚上也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初九日,岐曾的母亲还在逗弄孙儿为乐,报信的人再次来传递危信,“彰彰有据”,结果晚上还是没事。岐曾还是大意了,不过在那样的时局下,侯氏一家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四、余论

清初帝国努力在江南推行其统治的过程中,地方精英阶层与民众的态度、依归取向,产生了很大分化。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士绅,为生活所迫,为实现个人的愿望,暂时服从了清朝的统治。而一些乡村中的强宗大族,似乎对“华夷之别”并无观念上的严格区分。如上海地区的大族曹氏,较为积极支持这个新建立的清王朝,虽然在以后的“奏销案”使他们一度衰落。但为后世多所称道的,是一些士绅与民众奋起抵抗,否认清政权已经建立的事实,以武力和文化批判等方式,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反对活动。

侯岐曾等人的地下反抗活动,若非其日记的留传后世,单凭想像,人们很难能细致地感受到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而与岐曾暗中勾连的江南反清人士,堪称遍布太湖东南部城乡地区,有的还是一代名士。他们短暂的抵抗活动,随着清政权的全面渗透太湖地区,已趋减退。所谓“每一王兴,有附而至荣者,即有拒而死烈者”,生易死难之叹在明清交替之际更让人感怀至深。殉难时不过17岁的夏完淳,留有绝笔诗有云:“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临刑前,完淳还对人说:“我辈未尽之志,慎毋相忘!”而岐曾的日记,亦如清代人讲的那样,所谓“忠孝之言,缠绵悱恻,几使人不忍卒读”。人生命运的变幻与时代的不幸遭际,时时让人体味到一种深深的悲凉。

从这个层面而言,“嘉定三屠”后的江南社会,无疑带有浓厚的悲情色彩。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节。

冯贤亮

冯贤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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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术月刊》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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