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人的内闱故事，荷兰的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曾这样讲道：十八、十九世纪访华的西方人，考察风俗书籍既不易得手，询问人们又讳莫甚深，感觉中国人之房内必淫污不堪；但经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在阅读所搜集的书后，“殆可谓有睦家之家，无败德之讥者，可知古代房术不啻不涉放荡，抑符合卫生，且无暴虐之狂、诡异之行。”他的另一本研究名著《中国古代房内考》，堪称《秘戏图考》的姊妹篇，影响深远。

明清时代的社会中，涌现的大量情色小说或言情文学，以及文人笔记、俗谚歌谣、闺房秘笈、医家养生等媒介，都有关于当时城乡民众的日常家庭生活与私密行为的描述，其中不乏写真的内容，反映了时人在两性交往和生活中的开放程度。

文人记忆中的青楼世界是什么样的？

要谈那个时代的男女关系与社会问题，青楼仍然是必须要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总体上看，在近世中国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江南地区，青楼妓馆堪称鼎盛。例如，江苏的扬州，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山塘、盛泽的归家院，以及杭州的西湖等，都是著名的娱乐空间。

明代开国，奠都南京。这一带江河清洁，人多佳丽。日常生活，官场中的饮宴，民间出游等消闲或狂欢活动，都脱离不了青楼的影子。一时风华之盛，于秦淮河两岸悄然而现。

张岱对秦淮河边的河房青楼印象很深，说这里方便寓居，方便交际，更方便淫冶，虽然房价较高，但“寓之者无虚日”；河面灯船、画舫往来不断，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客团扇轻纨，缓鬓倾髻，软媚着人。”洪承畴更以艳羡的口吻说道：“秦淮一波，红桥片石，其香艳沁人，魂梦至是。”

《柳如是》剧照

孔尚任的一部写实性戏剧《桃花扇》，里面一位重要人物鸨婆李贞丽，有一段唱词：“深画眉，不把红楼闭；长板桥头垂杨细，丝丝牵惹游人骑。”显得颇具情调。孔氏借李贞丽在剧中的出场，将秦淮河一带的风月景观与人情故事，一笔带出：“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

昆曲《桃花扇》剧照

这短短数言，使秦淮河一湾两岸，杨柳街道，林立的青楼，烟花风月之家，一幅迷人的春色跃然眼前。李贞丽出身的旧院，讲到的“长桥”，既是青楼之最，更是男性向往的所在。长桥，是长板桥的简称，在南京旧院墙外不远的地方，环境幽雅宜人，每到晚上，灯火竞辉，青楼女子们就弹起各种乐器，与金缕红牙声相间，“入其中者，无不人人自失”。

每逢秋风桂子之年，也就是乡试之时，“秋闱”之期，四方应试者毕集于旧院，结驷连骑，选色征歌；有的邀旬日之欢，有的已订百年之约。

其中，著名的青楼女子数量实在不少。像李十娘，外貌出众，所谓“娉婷娟好，肌肤玉雪”，所居之地“曲房秘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余怀与朋友们举行诗文之会，必以李十娘的私人空间为活动场所。再如葛嫩，更是才艺无双，余怀曾与桐城名士孙克咸一同造访其居：“阑入卧室，值嫩梳头，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叫声‘请坐’。克咸曰：‘此温柔乡也，吾老是乡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后竟纳之闲房。”余怀用了二十八个字，尽展葛氏的美丽与其内闱的温馨。

在余怀的《板桥杂记》中，至少有25位青楼名妓给余怀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们大多美丽、聪慧，有才学、识见，通晓民族大义，有崇高的气节和献身精神。

青楼虽以艳华闻名，但其容纳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其具体生活情境和作为一种特定文化的载体，以及国家与社会对她们的态度，上述文人的记忆，或可反映一二。

偷欢的媒介是什么？

在明清时期，除青楼外，男女的交往，其实存在许多障碍。

清人李渔曾写有一首律诗，说是：“闺中隐祸自谁萌？狡婢从来易惹情。代送秋波留去客，惯传春信学流莺。只因出阁梅香细，引得窥园蝶翅轻。不是红娘通线索，莺莺何处觅张生？”此诗虽言男女偷欢之事，但点出了其中的重要媒介，像“红娘”、“狡婢”等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沟通，一般人的偷欢行为是存在很大困难的。

《水浒传》剧照

清代“坐花散人”编辑的《风流悟》，第二回“以妻易妻暗中交易、矢节失节死后重逢”讲述了清朝初年福建地方的一个乡绅赵舜生及其私生活，21岁的赵舜生虽娶有一房美妻，但仍心不知足，最爱偷情。

对于这样的偷情，古人深识其中趣味无穷。凌濛初论道：“只如偷情一件，一偷便着，却不早完了事？然没一些光景了。毕竟历过多少间阻，无限风波，后来到手，方为希罕。所以在行的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真有深趣之言也。”

通过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编的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男、女的偷欢或交往，都需要媒介的支持。即使一些人靠自身的努力，能够达到目的，但仍脱离不了日常的媒介（如丫鬟、佣人、徒弟等）。

《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七《西山观设辇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迫活命》，讲了一位少妇与老道如何勾搭成奸，出于两厢情愿，所以非常顺利。老道知观、两个道童以及少妇吴氏，构成了一个偷情的小圈子，偷情的场所一开始就设在吴氏祭悼亡夫的孝堂，属于非内非外之所。虽然基本上靠个人的努力，但如果没有下人（吴氏的丫鬟与知观的徒弟）的听从安排，顺利偷情恐怕也很难。

冯梦龙还认为：男大须婚，女大须嫁；不婚不嫁，就会弄出丑吒。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儿家拿不定定盘星，也要走差了道儿。所以，对那时的社会来说，男、女成人时，都应该早了婚嫁之事，否则难免偷情露丑的尴尬。

《十二楼》中，“夏宜楼”的主翁詹公，家范极严，内外男妇之间最有分别，家人所生的男孩，十岁以上就须屏出二门之外。膝下一女，年近十六，尚未婚配，詹公怕他身子空闲，又苦于寂寞，未免要动怀春之念，就生个法子出来扰动他，将家人所生的女儿选了十来个，都拜他女儿作老师，每天忙着不得空闲，自然不生他想。这当然是詹公为防出现家丑，而想出来的良好策略，不过也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因为，当时有人用西洋“千里镜”（望远镜），寓居高处，整日偷窥大户人家的后院，看过无数佳人，詹公的女儿与下人们也早都被他一一看过。

这样凭借器物或技能，达到“偷”乐的，恐怕为数甚多。凌濛初曾谈及嘉定县地方的一种特别风俗，是男人流行给小户人家女人篦头剃脸，有人为达到偷淫的目的，就专门要去学一学这种“整容”之技，为女人篦头剃脸，有机会进入内室；或者去做那婚筵茶酒，得以窥看新人。

侍女与主人或其他男佣的偷情，在小说中，也屡见不鲜。不过，当时中上家庭的许多男女，一般从无两相会面的机遇，需要有人从中说合，甚至不惜用尽机关，才能得遂偷欢之愿。这里面，有一类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梦龙曾提到，一般正当人家既惹不得，也不应该过多接触的四种人是：游方僧道，乞丐，闲汉，牙婆。前三种人对于男女私情的诱引作用可能还不严重，惟有牙婆，是穿房入户的，女眷们怕冷静时，十个九个倒要攀他来往，时刻少她不得。

李渔的《连城璧》中，也提到一种人叫“女待诏”，既会理发修面，也会按摩梳头，极受家庭女眷们欢迎，所以“是人都防备，独不防备他”。

牙婆，“女待诏”，其实都可归于明清人习称的“三姑六婆”。这个群体，一般认为首先在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提及，并且提醒人们，这些人与“三刑六害”相同，普通人家一旦受其中一种的祸害，即非奸即盗，应当“谨而远之，如避蛇蝎”，才是“净宅之法”。其中，女医的角色改变（像产婆、女医者等）及社会对女医的控制，都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作为比较专业的妇产科医生，稳婆、医婆和药婆，即使是上层社会，也离不开她们所提供的服务。

明人田艺蘅根据传统的说法，也将“三姑六婆”概括为：尼姑、道姑、卦姑和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除此之外，他认为还有绣花娘、插带婆、瞎先生等，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人物，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为害亦甚。比如绣花娘，擅长针绣活，大户人家都请其教导闺女，而这些闺女们往往在后来被诱为“花娘”。这个称谓，恰恰是杭州人用来骂倡伎和淫妇的。

与田艺蘅一样，褚人获进一步解释了清初流行的三姑六婆，除当时人熟识的几种外，特别提到了这几种：卦姑，是看相算命的；师娘，就是女巫；药婆，是捉牙虫、卖安胎、堕胎药之类的；虔婆未知何所指，也许就是贼婆的讹音。这里的药婆，在小说中的例子，像《水浒传》中的王婆，兼营接生（即“收小的”）等业务，可以称为“非专业的民间妇产科医生”。在扬州，还有一个“王氏收生堂”，堂主王氏，也就是人们习称的“媪婆”，年六十，熟谙妇人生产之理，将其理论技艺刻成《达生编》一书行世。

“三姑六婆”这类人群，在明清时期的口碑较差，极端的说法是：“专以淫词亵语诓骗人家妇女，为其所诱者，多致败坏门风，不可收拾。”显然，她们对于民间婚姻的巨大作用，与作为色情媒介的负面影响，同样都被当时社会所清楚认识。

偷情既是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私欲，而防止其不良影响或后果，仍然是人们在得遂偷欢时，予以高度警惕的事。而上述略通妇科医道和避孕堕胎技术的稳婆等人，成了人们最可信赖的私密人群。

上流风尚和大众生活有何异同？

尽管传统礼制对男女接触有许多的限制，有的家族甚至定有严苛的家规，反对男女杂处，要求“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皆以居室为之限”，否则与禽兽无异，然而仍有很多史料表明，明清时期的社会风尚，特别是男女关系，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有所谓禁欲与纵欲并存，处于性爱观念最为混乱的时期。

明代成化以后，朝野竞谈房中术，甚至有人藉着进献房中术与春方而骤贵，促成社会淫势之风，也影响了文学创作。从明代中期以来文人的大量笔记、话本小说，对此都有所反映。女子私箱窃藏春宫画，“百有二三”；一般人“出谈鄙亵便牵娘”，连寺庙的斋僧大多不免色相之戒。李渔在那时也多遭批判，说他性龌龊、善逢迎，虽遨游缙绅间，但所作词曲小说备极淫亵，而且“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因此被诟为“士林中所不齿者”。受到诋毁的偷藏春宫画、房中术、携妓闲游等，恐怕正是当时的新鲜时尚。

江南地区城镇经济活跃，流动人口较多，服务行业兴盛，文人、乡宦、青楼名妓、侠客等人，频频出现于这些地方最优胜的去处，生活方便，信息便捷，更有许多奢侈性的消费场所，共同构建了一幅繁华的生活图像，颇有典型性。

明代有人看到：“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競嗤鄙之。”明代中后期的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则特别指出了苏州风俗时尚深为时人所仿效的事实。差相同时的杭州人张瀚认为：“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之俭也。”经商的牙人，只要碰到商货价值达一二百两的，就盛情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有的人家，甚至到了“但求声势烜赫，不顾道望汙隆”的地步，令人惊叹。

经济上发展到一定水平，自然会导向更高的休闲生活追求。对此，谢肇淛曾深刻指出了士绅们的追求，基本上都是物质的享受：“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牀第之上。”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奢华至极的愉悦境界。

被晚明士大夫们视为叛逆的李贽，甚至号称“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据说，他曾强迫他的幼弟狎妓，有一次还率领僧众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去化缘；但对寡妇的守节，他又褒扬得不遗余力。

历史悠久的苏州城，是太湖平原地区最为繁华壮阔的城市。这里四季从无寂寥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云，游客极盛，“春初西山踏青，夏则泛观荷荡，秋则桂岭，九月登高，鼓吹沸川以往”，文人绅士大多喜欢在虎丘一带“画船游泛，携妓登山”。

在虎丘附近的普济桥下塘，有一个野芳浜。这里是一个娱乐的好所在，不过以男女寻欢为主。所以当时人有诗云：“觅得百花深处泊，销魂只在野芳浜。”这个销魂之处也就是“销金之窝”。而散泊在山塘桥、杨安浜、头摆渡等处的娱乐船，专门蓄养歌妓以招引顾客，的船与岸上共建歌院，顾客可以登岸寻欢，都令人销魂。不少船让辫发雏姬女扮男装取悦客人，俗称“鼻烟壶”，言其年幼未解风情，只堪一嗅而已。所以，这类船一时被人呼为“色界之仙航，柔乡之宝筏”。

苏州野芳浜

就“女色”而言，明清时最出名的，一般认为产自扬州，俗称“瘦马”。明人还特别说明，其品质高于一般的普通青楼女子，更高于私娼野妓，纳为妾侍后，能够严守闺门礼法，不大会争风吃醋，耗费男人的心神。除了女色外，男色的盛产则在东南的福建省。李渔早已指出：“从来女色出在扬州，男色出在福建，这两件土产是天下闻名的。”男色之盛行，其实在明代宣德年间，已很严重。当时著名的巡抚周忱在苏州视察时，告诫其门人说：“汝辈慎之。近来男色甚于女，其必至之势也。”

清代江南书商嵇留的一段感言，更有代表性：“每刻小说及春宫图像……以为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春宫，以售多而利速也。其家财由此颇厚。”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对这些东西接受的广泛性。

士绅们拥姬纳妾，皆为当然之事。就连靳啬出名的徽州商人，在娶妾、宿妓时也挥金如土。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江南的上层女子，大多数颇具才艺，由于商业化、教育的拓展，导致女性生活空间的扩大，写作、旅游、教书，以及活动于公共社群（如诗社）。妓院的部分从业女子，也能突破内外与出身的桎梏，广泛活跃于绅商阶层为主的男性世界。一些女作家创作的长篇弹词小说，如陈端生的《再生缘》、邱心如的《笔生花》等，十分著名。也正是这些弹词故事，被时人认为有引动女子春心的显著效果，使文人们颇感担忧。

最下层的乡村妇女的生活景象则不同了。她们的生活极为繁苦，除了事夫、抚幼、敬老的本份工作外，还要从事与男子等量甚至更重的田间劳动，更要主持家庭中的育蚕纺织等经济作业。在太湖东南隅的陈墓镇，乡村妇女的日常劳动，几乎与男子相同：“凡耘耨刈穫桔槔之事，与男子共其劳。”此外，还要积极从事家庭手工纺织等副业，以维持生计。如青浦县的龙盘镇，村妇以纺织为主，一般一天只能织一匹，甚至通宵不得休息，“日用所需都从此出”。有的乡村地方曾流传这样的歌谣：“有女莫嫁耕田人，六月戽水苦万分；一年四季不见四两肉，吃碗螺蛳开大荤。”

至于那些严守贞节观念的妇女，既要压抑生理上的需求，也要忍受心理上的许多重负。明人周晖谈到隆庆年间一个贞节烈妇，不仅反对母亲改嫁，而且在其夫身染重病后，誓言死要同时，结果用菜刀先行自杀，年仅21岁，堪称明清时代有着强烈忠贞观念女子们的典范。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尚和人们复杂的生活观念。明清时期情色小说的泛滥，娱乐场所娼女娈童的众多，对金莲的爱好，春宫画、亵玩品、春药等的公开流行，以及各类青楼娼馆的兴盛，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及内在转向。十八世纪以后到清末，那时的名妓素质与整体青楼文化的定位，已大不如前。民国十九年冬，邓之诚为《柳如是事辑》撰跋时称：“明季风俗之流荡，士人夫不立学行，唯鹜声气，至于佻达放纵，征逐于娈童姹女之室，穷极声色，服食器玩之好，而自以为风流。”这短短数言，是对那个时代，那样一种特定社会的面相，所作的精辟概括。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