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新近升级了翻译服务应用程序，将这款软件变成了实时口译员。英国媒体称，这使我们离“语言不再是障碍的世界”又更近了一步。虽然这款软件尚不完善，但我们已能通过它窥见未来的图景——语言将不再是人类沟通的障碍，历史也不再会因为语言误解而发生重大转折。英国广播公司文化栏目回顾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翻译错误，包括19世纪某天文学家发现火星上存在智慧生命，以及某位美国总统对某国全体人民表达性欲。

火星上的“运河”

1877年，当意大利天文学家乔凡尼·斯基亚帕雷利开始绘制火星地图时，他无意间打开了后世科幻小说作者的脑洞。这名米兰布雷拉天文台的负责人将火星上的暗区和亮区分别称作“海洋”和“陆地”，并将“水道”用意大利语标注为canali。不幸的是，当时的人们在将其译为英文时，误将这个词语翻译为“运河”（观察者网注：英文canal）。以致于有人根据误译提出理论：这些运河都是火星智慧生命修建的。

美国天文学家帕西瓦尔·罗威尔对这些运河的存在深信不疑，并在1894至1895年间绘制了数百幅火星运河地图。在接下去的二十年中，他出版了三本关于火星的书，并在书中详细描绘了火星上高度智慧的工程师们是如何利用人工设施引水输水的。受罗威尔的启发，作家赫伯特·威尔斯于1897年以连载的形式写下了《星际战争》这本关于智慧火星人的书。在书中，他描述了火星人入侵地球引发的血战，开启了此类科幻小说的先河。埃德加·赖斯·巴勒斯1911年出版的小说《火星公主》则描写了濒临灭亡的火星文明，他在书中采用了许多斯基亚帕雷利的命名。

不但火星运河纯属翻译错误与狂热想象的产物，火星表面也不存在水道——今天的天文学界已对此取得了统一意见。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称，“因为人类倾向于从无规律图案中辨识出规律，所以人们仿佛能从火星表面纵横交错的脉络中看出些名堂。面对一组暗色污点时，眼睛倾向于将它们以假想的线条连接起来。”

“我很高兴捏到了波兰的私处”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知道如吸引观众的注意。在他1977年访问波兰发表演说时，他似乎对当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波兰表现出性欲——或者他是被翻译给坑了。后来才发现，卡特原来说的是希望了解波兰人民“对未来的渴望”。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根据《时代》杂志记载，翻译史蒂文·西摩也是“蛮拼的”，想必可以青史留名了。他把“我今早离开美国”翻译为“我离开美国，再也不回去了”；还把卡特一句原本人畜无害的“我很高兴来到波兰”翻译成“我很高兴捏到了波兰的私处”。

果不其然，卡特在国宴上发表祝酒辞时换下了这名“翻译达人”，但美国总统的“杯具”还没有结束。在讲完第一句祝酒辞后，卡特停顿了一下，翻译一片沉默；卡特又讲了一句，迎接他的还是沉默。原来新翻译听不懂总统先生的英语，于是愉快地决定，与其多说多错，不如保持沉默。到卡特结束他的波兰之行时，他已经成为了许多波兰人的笑柄。

谁来埋葬谁

冷战时期的一个翻译错误使欧洲一夜之间“凛冬将至”，估计当年就算有谷歌翻译也救不了场。1956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波兰大使馆里接见西方诸国大使。赫鲁晓夫语出惊人“我们要埋葬你们”。这句话很快便登上了各大报刊杂志的头版头条，使苏联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降到了冰点。

赫鲁晓夫

然而根据上下文来看，赫鲁晓夫原话的意思应该是“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历史都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会为你们掘土。”他实际上指的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的一段话“资产阶级生产的首先是自身的掘墓人”，意思是资本主义将从内部自我毁灭，共产主义最终将战胜资本主义。虽然这句话也不那么让人安心，但毕竟还算不上什么刀光剑影的恫吓，也不至于激怒反共势力，让如临大敌的美国人以为受到了核威胁。

1963年，赫鲁晓夫本人在南斯拉夫的一次演讲上澄清了这段话。“我曾因为一句‘我们要埋葬你们’，而引来许多麻烦。我们当然不会用铁铲埋葬你们。你们国内的工人阶级将埋葬你们。”

外交史上的坑爹翻译

谈判中的误译往往会引发争执。1830年，在法国与美国的谈判中，因为一名秘书把法语的“请求”一词（demander）错误地翻译为“要求”，使这场谈判变得火药味十足。翻译将法国呈递给白宫的公函一开头的“法国政府请求”错误翻译为“法国政府要求”，导致美国总统杰克逊提出反对意见。直到这个错误得到纠正，那场谈判才继续下去。

有人指出，有些当权者利用不同语言间的差异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1840年英国王室和新西兰毛利人达成的书面协议《怀唐伊条约》便是一例。在这份英国与500名毛利部落首领签订的协议中，英文版和毛利文版各执一词互相矛盾。这导致毛利人在抗议运动中打出标语，宣称“这份条约是个骗局”。

长远的历史眼光

这个翻译错误其实是一场误会。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总理周恩来说，现在评价法国大革命还“为时过早”。这句充满中国哲学的名言使周恩来成为了外国人心目中智慧的贤者；然而周总理其实指的是法国1968年5月发生的学生骚乱事件。

当年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担任他翻译的是美国外交官小查尔斯·弗里曼。他认为这场误解更多来源于西方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西方）不假思索地曲解了原话的意思，再也不会改正。除了对中国领导人比西方领导人更加高瞻远瞩、看事物更加长远的刻板印象，我找不到更令人信服的理由。”

“人们愿意听到和相信这样的话，所以它深植于世人心中。”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