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黄郁】1917年11月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此后苏联成了左派革命者心中象征着希望的灯塔，莫斯科则成了他们纷纷朝觐的圣地。苏联这一神圣地位维持了40年，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世界仍然在翘首期待着另一个能够替代苏联的灯塔出现。

要解释苏联这种号召力的缘由其实很简单。1917年，法国和比利时的土地上洒满了参战士兵的鲜血，其中许多是无产阶级工人，他们为祖国牺牲了生命，却无法拥有基本的选举权。他们死后，留下了在赤贫中挣扎的家人，而富人们却趁着战争变得更加富有。

在这种背景下，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有了大批愿意倾听他的信徒。共产党很快在那些染血的土地上成立起来。哈利·波立特（Harry Pollitt）曾是一名年轻的锅炉修理工，后来他成了英国一名共产党领导人，他总结了如下理由：“像我这样的工人终于打败了那些资本家，而且真正赢得了权力”。

西方的当权者们曾用这样夸张的语言来攻击苏联：“东方的俄罗斯如今陷入了可怕的混乱，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受了伤，更是感染了可怕的瘟疫”。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也曾评价这类革命理想为“将毁灭国家秩序乃至国家灵魂的政治学说”。然而，权贵阶层对苏联的攻击越猛烈，波立特这类人就越是热爱苏联。

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伙伴为数众多，且大都活跃，足以让列宁畅想着在全世界推行苏联模式。于是，列宁创立了共产国际（Comintern），并怀着热情参与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创办与发展，其中包括1919年前后创立的美国共产党，以及第二年在英国和法国等国家成立的共产党。

莫斯科成了国外共产主义者心中的圣地，一个能给予他们灵感、支持和资助的避风港。1926年，国际列宁学校在莫斯科成立，以便来自国外的共产主义者们接受培训。资料显示，在国际列宁学校成立后的12年间，德国有370人，捷克有320人，法国、波兰、意大利、美国和中国各有200多名学员，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和芬兰各有100多人在国际列宁学校接受了培训。

列宁学校的学生和到访的国外共产党领导都住在卢克斯宾馆，这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大楼。在那里，他们吃饭，睡觉，喝着俄罗斯伏特加、烈性格鲁吉亚白兰地，沉浸于醉人的革命热情当中。

共产国际培训的特工被输送到全球，但他们大都不会活动太长时间。一旦他们的活动被当地警方发现，他们就会被遣返俄罗斯或是被就地关押起来。在英国，唯一一名逃过了警方眼线的苏联特工是马克斯·彼得罗夫斯基（Max Petrovsky），1924~1929年之间作为莫斯科的特命全权公使被派往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工作。

马克斯·彼得罗夫斯基大约在1883年出生在乌克兰或俄罗斯，出生时姓名为大卫·洛佩兹（David Lipetz）或马克斯·戈德法布（Max Goldfarb），有关此人的信息大多并不可靠，因为他成年后的记载被掩藏在一系列的假名背后：最初，为了躲避沙皇警方的追捕而加入了一个犹太社会主义者同盟；而在1917年革命前夕，他在美国管理发行社会主义报纸《犹太前进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时，为躲避美国警察的追捕又用了一个假名。

在英国，他用“班尼特”（Bennett）的假名与莫斯科情报部门保持联系。根据一位苏联外交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出生于英国的妻子艾薇·利特维诺夫（Ivy Litvinov）所言，彼得罗夫斯基是“所见过的人当中最丑的一位，却极有魅力”。

1920年前后，他抵达伦敦，另一位叫做罗斯·科恩（Rose Cohen）的共产国际特工在游走世界各国发放经费后也回到英国，她和彼得罗夫斯基相爱了。科恩来自伦敦东区贫穷的犹太家庭，她富有活力、聪明、有文化教养且极其漂亮，长着棕色眼睛和深色长发。

1929年，彼得罗夫斯基和科恩结婚后搬到了莫斯科，他们的儿子阿廖沙（Alyosha）在此出生。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接过了领导权。这一家的生活曾一度非常美满：彼得罗夫斯基担任着重要的政府职位，科恩则担任一家英文报纸《莫斯科每日新闻》的英文编辑。

这家人田园般的生活在1937年彻底崩塌。由于当局怀疑彼得罗夫斯基和科恩对被流放的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怀有同情，两人很快被逮捕入狱。他们的儿子阿廖沙则被送往一家孤儿院，从此后再没见过他的父亲和母亲。

由于斯大林的政治清洗，莫斯科的形象再也不是希望的灯塔，而更像是残酷的镇压者。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盼望着来自苏联的拯救，因为1937年的国际环境实在太严酷了。希特勒统治着德国，墨索里尼控制着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西班牙内战的胜利。而英国和美国，在造成了各色人间惨剧的经济大萧条后，还在巴望着共产主义者的扶持，这是资本主义临死前的最后挣扎。

哈利·波立特认为，那些曾在俄罗斯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者“永远不会伤害工人阶级”。尽管波立特曾将彼得罗夫斯基和科恩视为自己的朋友，但他觉得，也许是自己交错了朋友。

共产国际的特工和毕业于国际列宁学校的忠诚的同志们接受命令，对托洛茨基这样的异见者及无政府主义者穷追猛打，并坚信在这一切的悲剧之后，他们一定会迎来全新的世界。

法国共产主义领导人安德烈·马蒂（AndréMarty）作为随行官员跟着国际炮兵旅来到西班牙。在那里，他冷酷地命令士兵击杀被指控的托洛茨基支持者。马蒂及其同道者把那些被处决者称为“人民的敌人”，这一让人胆寒的用词我们在今天依然能隐约听见。

马蒂的形象在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里被永久地铭刻下来（在某些版本里叫做马萨尔）：“安德烈·马蒂不在乎那两人骂他。说到头来，骂过他的人可真不少。他们作为人，总是得到他的真心怜悯。他总是跟自己这样说：他自己的真正的见解已经所剰无几，这乃是其中之一。”

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了解苏联某些最不可告人的秘密。1923年因为政治原因被判处死刑之后，他潜逃到了南斯拉夫，然后在德国定居下来。1933年，他被指控参与德国国会纵火案而糟纳粹逮捕，而事实上，这起纵火案只是希特勒用来架空议会政府的借口。凭着非凡的勇气，季米特洛夫选择在莱比锡审判中为自己辩护。

“作为一位受指控的共产主义者，我为自己辩护，”他在被告席上说。“我要捍卫自己作为一名革命者的政治荣誉，捍卫我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我的原则和理想。”

最终因为缺少罪证，他被宣判无罪，被送往巴黎，而后是莫斯科。凭着英雄的身份，1935年他在苏联被任命为共产国际的秘书长。1944年，在流放二十多年后，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保加利亚，开始领导当地的共产党组织。1946年，他开始担任保加利亚总理。

和马蒂一样，季米特洛夫并非利欲熏心的事业狂，他不会为了争取权力而踩着无辜人民的尸体往上爬。他只是相信，为实现远大理想而遭受的困苦和不公正是必要且有价值的。

多亏了各国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抵抗，共产党在二战中得以发展得如火如荼。斯大林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国外的共产主义政党得以开创属于自己的新纪元，他们开始能够自由行动，自由决策，而不再是苏联实施对外政策的工具。而当战争结束，斯大林又重新收拢了控制权。

1947年，斯大林创立了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向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下达莫斯科的指令。在英国，斯大林亲自干预了英国共产党战后宣言的起草。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差别在于，共产党情报局传达的仅仅是决策和命令。苏联方面甚至都不愿意再假装允许任何克里姆林宫之外的人参与到决策中。1948年，该机构遭到第一次考验：莫斯科方面宣布，一心要求独立自主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元帅不再是光荣的共产党人，而是共产主义的叛徒。各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很快就接受了这一宣判。

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激烈的继承权斗争中获胜。1956年，秘密举行了党代表大会（秘密是因为记者和国外的共产党员不被允许参加）。

莫斯科这座灯塔的光芒终于还是熄灭了。新的一代人里再也无法产生类似于波立特、季米特洛夫、彼得罗夫斯基和科恩这样忠诚的斗士，能够为他们心中伟大而公正的事业献出一切。的确，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仍然坚持着某些强硬立场，仍然吸收着一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但1956年的确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共产主义者们不再将莫斯科视为圣地，他们拥护莫斯科象征的共产主义，同时也抵抗着来自莫斯科的霸权与威胁。苏联的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无可挽回地被玷污了。

（青年观察者黄郁摘译自3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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