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像龙应台这样称职的干部已经不多了。200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龙应台女士毫不令人意外地推出了她的“力作”《大江大海：1949》。联想她的政治身份，我们不能不怀疑，在蒋介石政权“国光残梦”早已灰飞烟灭的今天，个人主义悲情牌已经成为了台湾当局消解中国革命正当性的唯一有效手段。龙应台女士煽情道：“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好吧，既然解放战争是不正当的，那还是蒋政权继续统治吧。进而言之，你们还是承诺对台不使用武力吧，不管我们这边宣不宣布独立。稍微有点头脑的人，大概都不难看出，作为"文化部部长"的龙应台女士，确确实实以其“悲情”做到了称职。

于是，在龙女士那被千百小清新凝视的“悲情眼睛”里，国家统一与政治解放似乎可有可无了，剩下的只是被抽去内容的纯粹战争形式。不是么？否则龙女士又如何能把陈毅元帅“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千万独轮小车推出来的”名言，与日军逼迫劳工从事各种劳役的惨状等量齐观呢？

六年过去了，纪念日从解放战争换到了抗日战争，不变的是龙应台女士悲天悯人的情怀。7月18日，在香港，龙应台女士发表了题为《我有记忆，所以我在》的演讲，誓将她的小清新进行到底。这所有一切说辞不过再度证实了杨念群先生对龙氏“炮灰史观”的批判十分有理。我们看看龙女士这次又如何施展她的人道主义小清新招数的。

一

据凤凰网读书频道的转载《龙应台香港书展演讲：我有记忆，所以我在》，龙应台女士谈及，2001年《红灯记》在台北演出，席间其父母产生的截然不同的反映：“八十岁的老父亲拿着手帕整晚都在擦眼泪，简直就是老泪纵横，母亲则铁青着脸，僵直坐着，一句话不说。”“事后追问才知道，对于父亲，他只记得日本侵略者的可恶可恨和爱国的崇高神圣，没真去想抗战是谁的功劳苦劳”；母亲却相反，因为她的哥哥死在大陆。父母之间不同的记忆又被龙女士放大到，整个二十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上。

譬如越南，2015年是越战结束四十周年，对此，龙女士评论道：

四十年后，胜利者以盛大的阅兵和武器展示来庆祝这个日子，像一枚又重又大的的官印威风凛凛地打印在记忆的出生证明纸上。对胜利者固然是一种自我肯定自我表扬，可是对那三百万被迫永别乡土，记忆中永远是杀戮和强暴的人而言，这个割得很深的伤口，没有疗愈的机会。而那已经惨死的、终生流亡的，和那胜利阅兵的人，其实彼此是“同胞”。

又譬如二战，龙女士指出：

对于德国，1945年5月8日究竟是“战败日”还是“解放日”？苏联的坦克车轰轰驶进柏林的那一刻，究竟柏林是沦陷了，还是解放了？

说是“战败沦陷”，你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阵线了，但是你也许根本就不认同纳粹或说很多人自己就是纳粹的受害者。说是“胜利解放”，又怎么解释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妻子女儿姊妹被胜利者拖出去强暴、平民被嘻笑的士兵射杀，百万同胞的死亡、流离，整个城市的轰炸毁灭，以及其后的饥寒交迫和羞辱？

正是在眼泪鼻涕的浇灌下，龙女士得出了一个与《大江大海》一样的结论，换言之，把她用于《大江大海》的结论，投放到了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评判上。

但是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离开战争的结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织所种下的树荫中长大，现在是温柔倾听的时刻了。……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应该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我们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倾听前面一个时代残酷烟灭的记忆。

你有你的记忆，我也有我的记忆，我的记忆与你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记忆，归根结蒂，每个人都是全然异质的存在。龙应台女士说：“记忆像水库，可以滋润万亩良田，也可以把万亩良田变成万人坑”。她开闸放水，把一切民族、国家、阶级和人民都冲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孤零零的个人。在这些完全孤立的个人面前，历史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压根儿就没有历史。于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是没有差别的。

龙女士用她满腔的热情，循循善诱地告诫早已通过现代新闻媒体见证了伊拉克战争血肉横飞、ISIS疯狂砍头的我们，这样一个普世真理：战争是残酷的。然后，无知的我们仿佛就能在龙女士的规劝下热泪盈眶紧紧相拥，然后忘了法西斯是怎么一回事，觉得在苏德战场上阵亡的党卫军士兵和毒气室里的犹太人是一样的；被日本军官用以“杀人比赛”的那两百多名普通中国百姓与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本士兵也是一样的，不是么？

二

龙应台女士有一种无人能及的本领，把权谋史学、宫斗史学装潢成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人道主义情怀史学。情怀也好，宫斗也罢，都是以冷静地权谋算计去代替正义/邪恶的评价。你看她不就在说一切战争和政治都是权力斗争，而所有人不过就是权力斗争下的“炮灰”么？在这类冷静算计下，一切正义和光荣的界线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所剩下的不过是赤裸裸、冷冰冰的权谋。龙女士的高妙之处在于，她不再像旧史学那样着眼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再像《甄嬛传》那样囿于几个后宫女人的勾心斗角。相反，她倒是很趋时地摆出了一副“普通人”的立场，眼光向下从微观处论证了与宫斗史学一样的道理。

耐人寻味的是，在澎湃新闻网的报道《龙应台演讲：回应抗战胜利70年，呼吁开启大倾听时代》的开篇第一句话，提到：

面对2000多人的观众，卸下公务员身份的台湾作家龙应台在香港书展上不谈现实政治，而是呼吁中国的年轻人开启大倾听的时代，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隐藏的历史记忆，尽一切努力让战争永远不再发生。

很好，卸下公职的龙应台女士撇开政治因素的干扰，客观中立地从微观层面给我们讲了一个个关于宫斗的悲情故事，最后又大公无私地让我们忘掉仇恨，紧紧抱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一个良心知识分子，龙女士真是彻底地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按龙氏说法，应为“终战”，战争哪有胜利者？）七十周年之际，反思了一把该战争。你看，你们能说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中玩弄民国意识形态，你们能说卸下政治身份的龙应台在《我有记忆，所以我在》中玩弄意识形态吗？

不过，龙女士既然那么喜欢记忆，我想，她就应该适当地回忆一下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教育界、文化界的全面“红色清洗”。喜好倾听日本的龙应台女士，为什么独独忘掉了倾听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呢？厌恶战争的龙女士，又为什么偏偏把战前日本最大的反战声音给遗忘了呢？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战争中全面崩解，长期被法西斯势力压制的日本左翼终于迎来了曙光，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又是一场噩梦。1949年7月初，在盟军总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的授意下，时任盟军公民信息和教育局高等教育部门顾问的埃尔斯（W. C. Eells）在新潟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埃尔斯路线”。他强调：信奉共产主义的教授不能继续任职，各个大学对左翼学者的管理皆不适用于《日本教育基本法》。这样一次相当于最高指示的演讲，立即被日本文部省接受。美军随后肆意在日本教育界、文化界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行动，各种忠诚度调查遍布日本文教界，数百名中小学教师被集体开除，许多大学教授被解聘。

与之相应，1948年1月16日，《史密斯-蒙特法案》在美国国会顺利通过，并经杜鲁门总统批准成为正式法案。该法案指出，要“推动其它国家更好地理解美国，增进美国人民和其它国家人民的相互理解。”1950年3月10日，杜鲁门批准了名为“对外信息项目和心理战计划”的NSC59/1号文件，明确了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敌对意识形态的对抗”。1950年，杜鲁门更发起了一场“真理运动”。在这场“真理运动”中，二战时美国揭露的日本军国主义残暴景象，居然销声匿迹了。大批日本战犯被提前释放，诸如岸信介之类的甲级战犯后来甚至摇身一变为日本首相；又如石井四郎这样的731部队头目更被引渡到美国加以保护。

龙应台女士不曾提及，她所鼓吹的倾听，早就被美军实现了。她有意无意地忽略许多她一贯强调的“不同的记忆”，不过是《美日安保条约》的产物，是由套在记忆者头顶的诸多结构或场域决定的。提醒我们不要选择性遗忘的龙女士，恰恰自己选择性地遗忘了很多事。所谓的“记忆”与“倾听”，不正好坐实美日台三方盟友或准盟友关系吗？卸下公职的龙应台不仍是个政治人物吗？

三

在台湾，对于记忆有两股绳子。很多台湾人在二战中为日军作战，他是站在日本一方。而另外一条绳子是，十万青年从军，这些人的记忆像我父亲一样是关于浩劫的记忆。你要把这两股绳子拧在一起不断裂，是多么难的事情。知道这些，你对现在的争吵更多是同情和理解。

对呀，这不就是龙应台女士的现实么？台湾作为一颗棋子，被置放于美日同盟之间。一方面，它不仅依赖于美国对外资本输出和武器销售，更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护；另一方面，美台关系居然是由《对台关系法》这样一个美国的国内法定位的。对美日的现实附庸关系，使得大多数台湾人遗忘了蒋政权宣扬民族主义的一面，只记牢了反共意识形态，乃至于今天去过台湾的大陆人往往不免为当地人对大陆幼稚的见解感到愤怒和可笑。这样的格局塑造了台湾民众过分的亲美、亲日情结。日占时期的种种殖民文化记忆被一再动员，想想柯文哲的“殖民进步论”，我们也该明白，龙应台女士要唤醒的那番“遗忘的记忆”，在台湾其实很主流。从这点上看，卸任的龙女士同样没有忘掉自己的职分，她不仅仅要拥抱美日的区域霸权，更要拥抱这种霸权对台湾民众的塑造。

所幸者，龙女士的小清新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案例——不要再去意淫台湾才是中华文化的根本了，对岸压根儿不认。我们会见到龙女士去倾听日本的声音，可我们能见到龙女士来倾听中国的声音么？龙女士如此，大多数台湾民众能不亦复如是？有的怕只是“请用文明告诉我”之类的高高在上的道德训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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