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而言，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可以分为两条路径。第一条由费正清开创，为列文森、柯文、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等人继承。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却都把重点放在所谓“汉文化”为中心的地区和族群。另一条路径却认为，近代中国未必以“汉文化”为主轴。例如清廷最高统治者当然是汉民族的皇帝，但他同时也是蒙古人的可汗、满洲人的族长、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这种多元身份使得清王朝毋宁是一个内亚帝国，而非传统王朝。

费正清（1907年—1991年）

“新清史”之“新”无疑针对费正清之“旧”，它意在挑战了美国人习惯的中国史叙事，却在恐怖主义打着民族或宗教的旗号张牙舞爪的今天，触动了吾辈中国学人的神经。

限于学力和篇幅，这里无法系统回应“新清史”带来的挑战。惟须注意，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这位一度淡出中国人视野的美国学者，借此东风，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一、拉氏其人

拉铁摩尔为人熟知，不仅在于内亚研究，更在于政治经历。卢沟桥事变前夕，他曾短暂地访问过延安。1941年初，他又受罗斯福总统之托，充当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与许多美国军政官员一样，拉氏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却对延安不吝赞美，并热心宣传统一战线。如他晚年所忆：“自延安归来后，我觉得中共领导人对同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严肃认真的。罗斯福也希望中国团结一致进行抵抗，不要发生内战。”[1]

欧文·拉铁摩尔（1900年—1989年）

因为这样的立场，拉铁摩尔在1950年代遭到了政治迫害。麦卡锡指控他是“苏联的首要间谍”，“应为美国丢失中国负责”。拉氏的回应耐人寻味，“你怎么可能失去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呢？”[2]

拉氏当然不是共产主义者，麦卡锡的愚蠢举动掩盖了他的真实思维，但此思维却是理解他学说的前提。

麦卡锡主义

二、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

以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例。该书初版于1940年，次年12月就以《中国的边疆》为题被翻译成中文，足见其影响之大。其好友陈翰笙曾提及：“这本书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说话的，因而受到英国皇家学会的赏识，授予他金质奖章，由此出了名。”[3]令人好奇，陈先生所说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有何立场？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值得玩味，这本讨论中国内亚边疆的著作却以哥伦布和海洋文明开篇。拉铁摩尔称：“某种程度上，中国与其大陆边疆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地关系的新表现，可以由世界史上交替出现的大陆及海洋时代来解释。”[4]这个判断令人想起了曾任皇家地理学会副主席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陆权/海权”理论。

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年—1947年）

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分为三层：中心是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的“枢纽地区”；边缘是从英伦诸岛到日本列岛的“外新月形地区”；包括中原在内的古代农耕文明则处于二者之间的“内新月形地区”。整部古代文明史就是处于“枢纽地区”的游牧民族与“内新月形地区”的农耕文明不断冲突、交融的历史。

如今，蒙古帝国的继承人俄国（苏联），已经凭借现代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能力，古老农耕文明再也无法抵挡它的扩张了。幸运的是，大航海创造了新的文明，“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5]未来的历史不再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而是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的竞争。

拉铁摩尔把这套理论运用到了中国研究上。在他看来，日本的侵略和美国的“门户开放”都是针对俄国（苏联），“表现了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的直接冲突”。中国想要改变传统的政治结构，就必须接受来自海洋的新文明。问题只在于，“对一个能从苏联革命经验中取益的中国，其西方化，是日本的侵略方式还是欧美的放款政策比较有效呢？”[6]

他坦承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明确“枢纽地区”对中原的影响是否牢固，海洋文明能在多大程度上破坏这种传统。

三、陆权/海权框架下的中国

这种思维支配了拉铁摩尔一生。早在1933年，他就在文章《日本占据长城的历史意义》中指出：“从长城建筑之日起直到二千年以后，中国历史的机轴是在这个北疆；二千年后，西人航海到了远东，然后中国才受制于海疆。”[7]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说“美国从未拥有过中国”的含义，中国自古受“枢纽地区”的影响，何曾受过海洋文明的影响？

拉氏晚年回忆道：“当罗斯福赞成像统一战线这样的安排时，他愈来愈确信，战后关于中国的重大决策将不在中国作出，而是由美国和苏联拍板，在这种情况下，美苏之间的良好谅解是至关重要的。”[8]不难看出，尽管拉氏热爱中国，但他的地缘政治理论却没有中国的主体地位。

拉铁摩尔夫妇再访长城（1981）

直到今天，这类因素仍然潜藏于美国的内亚研究者之间，他们未必参与政治议题，却很难完全排除政治思维。袁剑便提醒学者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内亚研究往往展现的“并不是中国，而是英国、俄国（苏联）甚至美国”，中国不过是被这些大国关照、检视的“目标客体”。这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远不像它标榜的那般客观公正，它毋宁更关注与俄（苏）争夺世界霸权。

亦诚如袁剑所言，随着国力的增长，“我们也能以更‘主体’的态度去重新看待内陆亚洲过去两百年的历史，并展望新的未来。”[9]“一带一路”证明了中国完全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充当陆海交汇点。这一切的前提在于中国能否实现各民族、各地区的稳步均衡发展。尤其当瓜达尔港到喀什的铁路建成后，新疆不再只是内陆，它也面临印度洋。

[1] 〔美〕拉铁摩尔著，〔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2] 拉铁摩尔：《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第213页。

[3]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陈翰笙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63页。

[4]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

[5] 〔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7—58页。

[6]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6、8页。

[7] 拉铁摩尔：《日本占据长城的历史意义》，孙毓棠译，《独立评论》1933年第61期。

[8] 拉铁摩尔：《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第67页。

[9] 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5、186页。

本文原题为《拉铁摩尔的地缘政治学》，删节版以《美国“内亚研究”中的地缘政治偏见》为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年2月8日。

编辑 | 权思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