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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谈大国反腐:“苏联方案”为何败于“美国方案”

2017-03-14 07:59:10

【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报告中的反腐成绩再次引发关注。

多年来,反腐一直是两会的重要看点之一。大国兴衰也与腐败相关,本文作者比较了苏联与美国的腐败与反腐历史,指出“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视窗,检验的是‘国家提案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腐败就是腐败,既不应当在国家崩溃的历史审判席上缺席,也不应该大包大揽为那些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硬伤’顶罪”。

1959 年夏天,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造访莫斯科,主持美国展览会开幕式。在名为“典型美国住宅”的展品前,他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之间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厨房辩论”。两人在刚刚兴起的电子摄像机的镜头前展开舌战,竭力让对方相信本国制度更加优越、自己的世界观更加正确。

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厨房辩论”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版厨房、美式用品、美国制造”作为“美国方案”的现实载体,承载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色彩,带有挑战苏维埃生活方式及“苏联方案”合法性的浓烈色彩。对此,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个颇具现实感的回应:这套售价1.1 万美元的展品过于昂贵,没有一个工人买得起。

然而,近半个世纪后,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畅销书《2000 年大趋势》中的一番话,点透了“厨房辩论”乃至苏美争霸的胜负玄机:“对于一位周薪400 美元,有自己的住房、新汽车、微波炉和录像机,并且在马尔韦利亚附近还有一所小住宅的码头工人,你该说些什么呢?你总不能说,老兄,让我帮助你摆脱这苦难的深渊吧。”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厨房辩论”当事人的尼克松,在有生之年见证了苏联的解体。他在接受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指出:当时我知道赫鲁晓夫肯定是错的,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我是对的。

是什么压垮了“苏联熊”

美国和苏联,都是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国,也是冷战时期的世界两极。两强对峙,美国人何以笑到最后,分析林林总总。其中一个较为公认的原因是,苏联人是“自己打败了自己”。特别是苏共党内的特权和腐败等问题,成了压垮“苏联熊”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

然而,在人类社会进入20 世纪的全球化初潮期,美苏两国都曾是“全球腐败治理公开赛”的领跑者。比如,19 世纪末,在南北战争之后统一起来的美国逐渐开始走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腐败高发期,逐渐与腐败的“老欧洲”拉开了距离。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不但给苏联人民以希望曙光,还曾燃起了广大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自强梦想。

事实上,尽管各自建立了一整套关于腐败治理的体系框架,但苏美两国一直受到腐败问题的困扰。比如,作为厨房辩论美方辩手的尼克松,就因水门事件不光彩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苏联时期的种种腐败丑闻,更是被“段子手”编进广为流传的“政治笑话”。很多研究者指出,苏联政权的崩塌是从信仰的瓦解开始的,其根源是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信仰体系与本国现实脱节、与人民需求相悖,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政治笑话的“流行性传播”。比如,勃列日涅夫及其“勋章嗜好”一直是“笑点”不断的热门题材:

—有人问:假如鳄鱼吃了勃列日涅夫会有什么结果?答案是:鳄鱼会连着屙一个星期的勋章。

—塔斯社通讯:“……昨天在莫斯科发生了一起针对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失败暗杀事件。子弹穿透汽车的防弹玻璃,击中勃列日涅夫同志胸前的勋章,随后反弹并打死了司机。”

—甲:“勃列日涅夫又住院了。”乙:“做什么手术?”甲:“扩胸手术。”乙:“为什么?”甲:“勋章没地方挂了。”

勃列日涅夫资料图

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其他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所获勋章数量能与勃列日涅夫比肩。据统计,勃列日涅夫在世时共获得了114 枚勋章。这个不光彩的“世界纪录”不但暴露出他对苏联国家荣誉制度的极大破坏,也是特权裹挟下“苏式腐败”的一个历史存照。

拿破仑曾经豪言:“给我足够的勋章,我可以征服世界。” 一枚小小的勋章,背后是大大的国家荣誉制度和社会评价机制。然而,勃列日涅夫的“滥权授勋”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只有愤懑和无奈。如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长期贪污,苏共中央收到的举报信数以万计。勃列日涅夫不但把这些信件交给拉希多夫,并先后授予拉希多夫12 枚勋章以表彰其工作。另据勃列日涅夫的警卫回忆,由于喜欢看某一电视连续剧,他就给主演吉洪诺夫颁发了勋章。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在家里看电视和电影,然后把自己青睐的演员招来,颁发各式各样的奖章和勋章。

尽管有的笑话是群众诉求的隐晦表达,有的笑料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战”的工具,不可肆意曲解和放大,但正如康德所说:“在所有引人发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诞的东西。”勃列日涅夫执掌苏联长达18 年,但苏联及俄罗斯政界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较为一致的评价是“停滞”。正如政论家阿尔巴托夫所指出的:“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

到了1985 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任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告中、报纸上还是在高高的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沉溺在自己的谎言之中,为彼此颁发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做,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回顾苏共执政74 年、苏联立国69 年的历史,从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到带领苏联建成全球第二、欧洲第一的经济强国,再到一朝倾覆,黯然出局。正是由于停滞、僵化的“苏联病”弊端,不但导致苏联政治笑话的蔓延,更导致苏联崩溃情绪的传染,人们对官方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下降,崇拜西方的意识在“夜间人”(指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一致,到了晚上则露出真实的一面,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或批评时政)和“厨房辩论”(指关起厨房门与家人或朋友悄声议论或批评政府,以避免政治麻烦)中滋生蔓延。

还有这样一则笑话:

—问:什么单词以r 开头且没有结尾?

—答:重组(reorganization)。

可以想见,当人们看不到任何变化的可能,感受不到任何改革的脉动,不但说明政治输出端的创新功能被闲置了,也说明社会共同体的创造激情被戏弄了。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的征兆。其实,这种政治僵化的后果并不见得比政治腐化的后果轻微。

“美国方案”与“苏联方案”都不是标准答案

古往今来,腐败现象和腐败治理如影随形。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不断提出并实施各种方案,试图将腐败现象背后的公权驯服,将隐藏于腐败问题深处的私欲改良。然而,就苏美这样的大国来说,成效确实不如想象的大。

曾有西方专家指出:“苏联的错误在于将利益这一因素从经济因素中移除,认为割裂利益同经济活动的联系可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足够的条件。”但从腐败和治理腐败的角度看,苏联失败的根源并不是“去利益化”,而恰恰是“利益集团化”,或者说国家经济活动和相关利益落入了“少数特权派”的私囊。

美国的“体制性腐败”问题实质上颇为类似,正如“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现在的体制使穷人处于其他人的视野之外”,美国因财富分化等因素导致的贫困水平甚至比俄罗斯、波兰和韩国都要高。因此,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评论说:“我们和贫困奋力一战,结果,贫困赢了。”娜奥米·克莱恩在其专著《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指出,美国的“灾难资本主义”体现为,这个国家有着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很高的孕妇和婴儿死亡率、极高的儿童贫困率、最高的成人肥胖率、最高的入狱率和第二高的谋杀率。

里根总统

归根结底,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视窗,检验的是“国家提案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

就“美国方案”来说,主要是以利益冲突防控为核心理念,建立起政商两界“区隔前台、打通后台、相互站台”的“旋转门”机制,辅之以竞选类政务官(政治家)和考绩制事务官(公务员)分途共治的公职谱系,以及市场化的薪酬体系和开放参与机制,从而分散腐败风险,改善政治“观感”。

相比之下,“苏联方案”则主要是以政治治理统摄乃至“覆盖”国家治理体系为核心特征,建立起以干部委任制、终身制为基轴的公职配置机制,以及以供给制为基础,并由特殊津贴、特供商品、特享别墅等共同构成的干部福利保障体系,从而在对干部利益和欲望进行“结构化满足”的基础上,弱化执政党核心成员和团队成员的贪腐动机。

其实,这两种“大国方案”都不是腐败治理可以照抄照搬的标准答案。正如事实一再揭示的那样:“美国方案”究其根本是一条竞逐经济特权之路,而“苏联方案”察其始终是一条追慕政治特权之路。衡量社会成员成功与否的最大标志,是能否成为各自“特权俱乐部”的一员—区别无非是兑现或变现特权的地方,究竟是在华尔街还是在克里姆林宫。

坦白说,这两条路都不怎么样,别的国家也走不通。它们不能提供简单克隆的“大国基因”,也难以带来可供通篇抄袭的“强国秘籍”。

就“美国方案”来说,其与之俱来的结构性问题早就被托克维尔点透:“如果我们追问美国人的民族性,我们会发现,美国人探寻这个世界上每个事物的价值,只为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能挣多少钱?”镀金时代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则悲叹人们对成功的绝对崇拜导致了道德的沦丧:“整个国家,把成功理解为金钱,这是一种民族病。”“扒粪运动大师”林肯·斯蒂芬斯亦指出:“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

今天,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金钱至上的“美国病”做了翔实客观的分析。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份额占所有美国人收入的10%左右。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1%的富人收入所占比例出现了显著增长,甚至一度达到了最高点23.5%。而且,美国顶层CEO(首席执行官)收入与普通男性工人收入的差距,从20 世纪70 年代的40:1上升到21世纪初的超过350∶1,“美国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几乎是空前的”。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2011年9 月,美国统计局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贫困率创下新高——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中,5000 万美国人靠食品券过活,而在2010年,收入分配顶端20%的人控制了全美80%的财富,400个最富裕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净值相当于富裕程度较低的50%的美国人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因此,“在美国1%对99%的阶级战争中,作为回应,那99%的人掀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OWS)”。

“富者恒富、富者更富”的美国故事,即便再怎么包装,也无法改变其逻辑结构和内容主题,因为“具有健全的货币和管制良好的金融机构的经济体系无疑创造财富,但是也可能创造两种东西对社会具有毁灭作用,即在经济周期低谷期的萧条,以及在分配由一种更有效的经济交换体系创造的新财富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差异”。

更何况,那些管制措施和监管体系还可能被游说者“竞买”,从而将争取国家补贴和特权合法化。

在美国,“说客的主要客户,集中于一些‘臭名昭著’的行业,尤其是石油、农业、制药与国防等行业”,“每一级政府中都有说客的身影,包括联邦、州、县、市镇和当地政府。1971年,仅有175家登记注册的游说公司;2009年,已有超过13700名说客,每年花费高达35亿美元去影响各级议员。”

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或雇佣代理人的组织中,大约70%属于公司或者商业行业集团,即便是微软这样的超级公司也有16个全职说客,而且雇用了20 多个游说事务所作为自己的代表,“无论如何,在华盛顿养一个说客就能使一个公司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信息圈子。”无怪乎政治记者威廉·格雷德将这种商业政治活动日益增加视为“当代民主垮掉的主要因素”。因此在金融和资本市场等领域一直是在进行“慢撒气”式的放松管制,这使得美国次贷危机几乎无法避免。

为此,美国著名学者加尔布雷斯将这种体系命名为“掠夺型政府”,并认为“这是一个同盟,组成者是那些无情反对公共目标所倚靠的监管架构的人”,“这个同盟意图控制美国,部分是为了组织对公共目标的坚持,部分是为了在由过去的公共目标所确立的活动范围内偷猎”;“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掠夺型政府所有部门的建立都是为了吞噬本着公共目的建立的、大体上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公共体系。公司共和国只是对分赃体系进行管理”。

“现代营销学之父”科特勒理性而无奈地指出:“在许多‘民主国家’,腐败猖獗。如果我们将政治加入这幅图景中,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良好期盼会进一步减少。”在他看来,美国“政治扭曲资本主义”的主要方式包括:游说活动的影响;贿赂和腐败的程度及其高昂成本;超级富豪拥有过多的权力等。

就“苏联方案”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豢养了党内的特权阶层。

斯大林时期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等级授职制、官员特权制等,使得苏联社会缺乏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法治,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弊病越来越严重。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定型,并形成了与之配套的干部任命、物质利益和合法特权等。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干部享有的各种特权包括:高级住宅、别墅、汽车、休假券和休假旅费、“医疗费”补助,在特供商店购买紧缺品等。此外,20世纪30年代苏联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差30多倍,到50年代则达到50多倍,苏共党内还实行领导干部高薪制和工资外“钱袋”制度。

1935 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访苏时写了一本《莫斯科日记》,其中说到当时苏联的高干和特权非常普遍,他认为当时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或者说共产党贵族阶层。此后的苏联实际上从未摆脱过“特权阴霾”的笼罩,正如曾任民主德国总理的汉斯·莫德罗所指出的:“灰色经济到处泛滥,其后果是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党政领导中的特权阶层毫无顾忌地利用这种权势,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司法部门对此熟视无睹,或者参与掠夺国家的财富。军队及其将领神圣不可侵犯,完全变成独立王国,兵营里发生什么事与外人无关。”

罗曼·罗兰与斯大林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4成员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 ;苏共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人任期长达25 年。这种政治生态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

据有关资料,特权阶层有50万—70万人,连同家属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导致苏联深陷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的泥沼。如20 世纪80 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下属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的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其中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15人。

曾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 年)的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实际上“当时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

1990 年,《西伯利亚报》做了一次“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仅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等人员的高达85%。

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格·阿·阿尔巴托夫也指出: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同时作为一种自然反应,右的和左的平民主义都冒出来了。”故此,他们的腐败行为对当时以及后来的苏联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悲剧性解体已经说明了一切。

“美版腐败”和“苏式腐败”结局迥异之谜

值得今天的人们思索的是,几乎同样处于动荡政局的“风暴眼”时,为什么“美版腐败”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而“苏式腐败”却造成了普京所说的“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当美国在“镀金时代”遭遇诚信缺失、贪腐横行等重大考验,面临“国家重组”的重大挑战时,人们为什么没有选择“跳船”,也没有选择“弃船”?而当苏联出了问题的时候,人们弃之唯恐不及。特别是拥有1900万党员、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甚至无力做出“应激反应”,在没有任何痛苦和抗争的情况下自行消亡和解散。

应当说,腐败问题并不是“苏亡美兴”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区别在于,当整个国家直面“腐败之痛、贪渎之耻”时,人民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美国人民在抱怨中,选择了和这个腐败的国家一同改进。正如美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L. 艾伦所总结的那样:“当国家这艘大船偏离航线的时候,也就是说它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转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必要毁掉它,然后另造一艘大船,相反,加入这艘大船上的全体船员始终都保持着警惕、时刻都仔细地检查,并且及时修补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和改进,一边保证它继续行驶,一边进行维修。”

苏联人民则丧失了希望。1990 年10 月24 日—11 月5 日,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一项问卷调查已现端倪:关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30%的被调查者直接宣布对共产主义思想失望,每5 人中就有一名党员对党的纲领目标持否定态度;关于党的威信和作用,有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不具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认为其残存的威信也在丧失,且每5 人中就有一人指出自己已经脱离了政治生活……

当然,有选择是幸运的,做选择是痛苦的。但正如苏联作家尤里·邦达列夫所写的:“人们可以拿我们的改革和一架飞机相比,起飞了,却不知道飞行的目的地是否也有着陆的地方。”看似漫不经心的改革,抑或别有用心的改革,所带来的“硬着陆”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尤里·邦达列夫

根据大卫·科茨的观察,1992—1998年,俄罗斯经济在大爆炸式的快速转型下,经历了长达8年的萧条,这在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的大国中,还是第一次。相比于1990年的水平,1998年俄罗斯的GDP下降了42.5%。1998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开始了非常缓慢的增长,直到2007 年GDP才达到1990 年的水平。也就是说,1990—2007年这17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率是0。在俄罗斯之前的苏联时期,这个国家拥有一种多样化、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而在转型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则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特别是石油的出口。1995—2011年,俄罗斯自然资源的出口已经占总出口的近70%。

2011 年,原来可以生产很多高质量工业品的俄罗斯(苏联),发现它的工业品出口只占总出口的4.5%。举例来说,华盛顿的地铁系统是在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用来生产铁轨的机器设备都是在当时的苏联制造的。华盛顿政府之所以购买俄罗斯的铁轨,并不是为了让苏联发展经济,而是因为从苏联买到的铁轨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铁轨。而在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发达的工业体系已无法再生产出高质量的耐用工业品了。俄罗斯的自然市场战略使其在基础建设领域的投资逐渐下降,如铁路、电力供应等,教育、公共医疗方面的投资也出现下降。俄罗斯的人均病床数从1992 年到2010 年下降了1/4 以上,虽然俄罗斯获得了巨额的石油出口收入,但俄罗斯高等院校录取的学生人数却在过去的4 年中下降了28%

2005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学生为进名牌大学需付出3 万—4 万美元,每年花在招生行贿上的钱总计达5.83 亿美元,由商人支付的贿赂总价值从2001 年的340 亿美元上升到了2005 年的3 160 亿美元,增长了近10 倍。

腐败就是腐败,既不应当在国家崩溃的历史审判席上缺席,也不应该大包大揽为那些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硬伤”顶罪。当苏共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功能被“阉割”之后,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头羊的生机活力与日俱减。

苏联解体的亲历者麦德维杰夫深刻反省说:“截至1990 年,苏共差不多有近2 000 万名党员,苏共垄断了新闻并发行上千份报纸和杂志,它还拥有几十万名宣传工作者,苏共还控制着国家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此外,苏共手中拥有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并统治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和军队。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而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 年正是发生了这样的剧变。”

而民心尽失,民意所向,或者说人民对这一切的集体漠视和袖手旁观,才是剧变背后真正的最大危机。

(本文节选自《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作者高波,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

高波

高波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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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廉洁拐点》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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