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9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刊登杨奎松文章《以论带史的尴尬》，评析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日前，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转来学生的一封信，谈论阅读杨奎松文章的感受。青年学子如何看待这场争论？观察者网特此刊发。

罗老师：

杨奎松发在《上海书评》的《以论带史的尴尬》您见到了吧。杨先生的书以前我读过一些，他对于材料搜罗求备的能力以及恪守了价值中立的立场，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未读文章之前，着实期待他能写出精彩的对话文章。读罢却是大呼失望，我觉得这样的意气文字不该出于一个严谨的史家笔下。对照杨文，我又重读了两遍您前几天发来的汪先生的文章，有一些自己的不成熟想法，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一、关于“跨界”。杨先生治党史出身，似乎对接受系统文学训练的汪先先“跨界游走”到中共党史的行为颇为不满。我想公允地说，无论是不是该领域的专业学者，只要论之有据，言之成理即能对相关研究做出贡献，大可不必如此挑剔“出身”。杨先生指出的语病，我初读时没看出来，但我觉得既然说得对，治文学出身的汪先生大概也不会因为杨先生的“史学出身”而视而不见吧。抛开这些不说，我还觉得杨先生同样以出身为由，直接撇开对汪先生对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框架的置换等重点问题不谈，是不是有点画地为牢的意思呢。我虽后学无知，却也知道无数学人对如今学者囿于学科分科越来越细密的格局以及自身精力，仅能在极微小的领域内发出声音的现象的无比痛惜之情。而要杜绝这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现象，不正是需要更多的其他领域学者的跨学科视野么？

二、关于论证。杨文以没有举证质疑汪文，但令我纳闷的是，杨文以“以史带论的尴尬”为题，开门见山便要挖苦“政论长才”者，为汪文贴上来政论的标签，然后再强“政论”所难，以历史考据的标准相非难，这个逻辑似乎前后矛盾。杨先生是知道“汪文中涉及朝鲜战争史方面的错误”的，只可惜限于篇幅，“只能如此‘点评’一二”。放过这些问题，转而在局部细节上吹毛求疵，指出一二语病固然不错，但放大抓小，岂不可惜。杨先生把握史料的功力不容质疑，但白玉微瑕，比如汪文说“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到杨文引述，意思就不知不觉就成了汪氏要“自居客观地位”了，这完全相反的理解，怕在任何意义上，都恰恰是属于对“史料”的误读。这恐怕不能符合“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治史准则。

再比如杨先生所指责的“谁打第一枪并不重要云云，这怕是矫枉过正得也太远了一点”，而在汪文的论述中，这句话是在他对一系列战争原因的追问后，指出的“这些问题比谁打响第一枪更重要”。显而易见，“并不重要”与“更重要”意思相去甚远，杨先生的这个举证，着实有断章取义之嫌。再举“政党转型”一例，杨先生说：“为了论证自己的重大‘发现’，即中共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所谓‘政党转型’现象，作者在没有认真研读过史书的情况下即已主观认定，早期中共，一直到江西苏区形成前，都没有高度重视工农运动，更没有意识到发动群众配合战争的重要意义”。汪文所谓的“政党转型”是在他有关“人民战争”的论述过程中阐述的，我前后查找对照并未发现汪文有“没有高度重视工农运动”之类的意思，不知杨先生是如何得出他上述看法的。或许汪先生文风是有一些所谓的“艰深难懂”，但此文写作是严格遵循了学术规范的。而杨先生笔下虽是书评短文，但意气之辞溢于言表，非学术性的商榷文字文间亦比比皆是，并没有体现出一种应该的学术批判的态度。

杨奎松《以论带史的尴尬》部分内容

三、关于研究框架。汪文主要质疑的是现有冷战史框架下的以对民族利益和大国关系的研究为出发点的范式，而汪氏则要将朝鲜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以此“内部视野”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机制提供线索，重新将此事件置于当时的复杂语境之下讨论，不但不取价值中立的立场，而恰恰是要思考的起点回归到当时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下。这一“内部视野”，是在不忽视其他“内部视野”的情境下强调的。他指出，“这个‘内部视野’与其他的‘内部视野’在相互纠缠、并置和冲突中共同构成了那一时代政治生成的动力”，在此基础上，他“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就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他为这段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向度。这不仅仅关乎如何看待历史研究，其重要意义更在于如何重新审视历史的遗产。在这里，历史不仅仅是逝去的历史事件，更是活生生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气象上说，“政论”一词也非全无道理，因为这或许恰恰是囿于一隅之地，画地为牢的“专门家”不能做，也做不到的。

正是杨先生的文章，我反而得以更加仔细地体会到了汪先生文章中的深意，理不辩不明，我倒是更希望看到杨先生直面汪先生所提出的重要问题的商榷文章。不知老师您怎么看？

高领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