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如果苏联人民从没听过共产主义，情况会怎样？但现在多数人都不清楚主宰我们生活意识形态的名称。如果对话中提及这些名称，对方可能只会耸下肩，表示未听说过。哪怕听众曾听过，也很难对其下定义。新自由主义：你知道这一概念吗？

新自由主义的匿名性是其权力的象征，也是来源。它在很多有名危机中都扮演重要角色：2007-2008年的的金融危机；巴拿马文件透露出的财富和权利外移；公共卫生及教育缓慢崩溃；儿童贫穷再度复燃；孤单感盛行；生态系统崩塌；唐纳德·特朗普崛起。但处理这些危机时，我们好像把他们当成相互独立的事件，根本没意识到这些事件都是经同一套哲学催化和加剧，而这个理念已有或有过一个名字。试想一下，有什么权力要比无名操作来得更大呢？

里根（左）和撒切尔夫人（右）合影

新自由主义曾十分盛行，以至于我们很少将其视为意识形态。我们更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这种乌托邦式、相信太平盛世会到来的信仰描述的是一种中立势力；一种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的生物法。但该哲学却试图重塑人类生活，转移权力中心。

新自由主义视竞争为人类关系的根本特征。它将公民重新定义为消费者，实践民主的最佳选择就是买卖，而买卖过程追崇价值，惩罚低效率。它认为“市场”传递的价值不可通过计划实现。企图限制竞争对自由有害。税收与监管要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应该私有化。劳动和集体谈判的工会组织被描绘成市场扭曲现象，阻碍了赢家和输家形成自然的层次结构。不平等被重铸为高尚品德：它不仅是实用性的奖励，更是财富的来源，层层流淌下来，可使每个人都富裕。努力使社会更加平等不仅会适得其反，更会败坏道德。市场会确保每人得到其所应得的。

我们正不断内化及复制该主义的信条。富人认定他们的财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而忽视了所拥有的种种优待——如教育、继承权及阶级——这些都有利于固化他们的财产。穷人开始为他们的穷困潦倒，埋怨自己，但实际是他们根本无从改变他们的境地。更不要提结构性失业了：如果你没有工作，那是因为你自己不上进。也不要谈高房价了：如果你信用卡被刷爆，那只是因为你无能、无远见。要是你的孩子没有学校操场也别在意：如果他们长胖了，那是你的错。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那些落后的人被定义成/自我定义为输家。

正如保尔·维哈赫在《我怎么了》书中提到的那样，由此带来的就是自我伤害、进食障碍、抑郁、孤独、性能焦虑和社交恐惧症。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在英国得到最严格的实施，也许英国称为欧洲最孤独之都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我们都是新自由主义者。

《通往奴役之路》主要讲述了集体主义社会制度的缺陷

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创造于1938年巴黎的一次会议。与会代表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对此概念做了明确的定义。他们都是奥地利的流亡者，以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及英国福利国家的逐步发展为例，他们将社会民主视为集体主义的表现，而集体主义和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又同属一个类别。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1944年，书中哈耶克认为政府规划破碎了个人主义，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控制。和米塞斯的 《官僚主义》一样，《通往奴役之路》也被广泛阅读。这引起了一些富人的注意，他们从中看到了免监管、免税收的机会。1947年，哈耶克成立了朝圣山学社，用以传播新自由主义学说，而该组织的资金来源就是富人及其基金会。

有了富人的帮助，哈耶克开始创建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在《万物主宰》中提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一个由学者、商人、记者及活动家组成的跨大西洋网络。该运动的富人支持者还资助了许多此类组织，用以完善及推进该思想。此类组织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美国加图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以及亚当斯密研究院（the Adam Smith Institute）。他们同时还资助了一些学术职务及部门，以芝加哥大学及弗吉尼亚大学居多。

随着演变，新自由主义变得更加尖锐。哈耶克认为政府应规范竞争，防止垄断形成，这一观点在诸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美国信徒的叫嚣声中终让路于另一个信念，即垄断权利应被视为对效率的奖励。

转型期间，发生了另一件事：即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失去了名字。1951年，弗里德曼高兴地将自己描述为新自由主义者。但此后不久，该术语开始消失。但更奇怪的是，即使意识形态变得更清晰，运动也更连贯，但失去的名字未被其他常见名称所替代。起初，资助资金很多，但新自由主义仍是边缘学说。战后，人们几乎达成普遍共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及西欧，充分就业及救济贫困成了大家共同的目标，最高税率变高，政府脸不红、心不跳地寻求社会出路，发展新公共服务，建立社会安全网。

新自由主义主张维护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自从1970年代以来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政策开始土崩瓦解，经济危机袭击了大西洋两岸，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变成主流。如弗里德曼所说：“时候到了，你就不得不改变……刚好有一个替代准备可供选择。”在记者、政客、新自由主义人员的帮助下，新自由主义——尤其是货币政策——受到美国吉米·卡特政府及英国吉姆·卡拉汉政府的重用。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上台后，跟进了一系列后续措施：为富人大规模减税、碾压工会组织、放宽管制、私有化、公共服务外包及竞争。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世界贸易组织，新自由主义经常在未经民主同意的情况下，将政策强加于世界。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执行该政策的政党一度属于左派：如劳工党和民主党。正如斯特德曼·琼斯指出的那样：“如此充分实现的乌托邦，很难想到另一个。”

一个宣扬选择及自由的学说竟然用“没有其他选择”为标语，这看起来很奇怪。但哈耶克访问皮诺切特将军统治下的智利时说：“相比于缺乏自由的民主政府，我个人倾向于自由的独裁统治。”智利是第一批完全应用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国家之一。新自由主义所提供的自由，在用专业术语表达时，听上去十分诱人，但其实它只为富人服务，而不是穷人。

工会和集体谈判自由就是自由的压制工资。监管自由意味着污染河流、危害工人利益、收取不公正的利息及设计异国金融工具。税收自由意味着自由分配扶贫基金。

娜欧蜜·克莱恩

正如娜欧蜜·克莱恩在《震撼主义》记载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提倡利用危机，趁人民分心的状态下来强加不受欢迎的政策，：皮诺切特将军政变后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及卡特里娜飓风就是很好的例子，弗里德曼将两次危机描述为“可彻底改变新奥尔良教育系统的机会。”

如果新自由主义政策无法在国内实施，就会通过“国间争端解决机制”等贸易条例转移到国外：离岸法庭中，企业可要求消除社会及环境保护。议会投票表决限制烟草贸易、保护供水不受矿业公司污染、冻结能源账单或者阻止制药企业剥削国家时，企业就会上诉，而且经常胜诉。此时，民主就变成了一场戏。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矛盾是，普遍竞争依赖的是普遍量化及比较。结果工人、求职者及公共服务都处于吹毛求疵、令人窒息的评估和监测制度下，这种制度旨在奖励赢家，惩罚输家。米塞斯所推行的理念本意是使我们脱离中央计划的官僚噩梦，但现在反而又新建了一个。

新自由主义本意不是自我服务，但很快就沦落至此。新自由主义时期（英国和美国1980年以后时期）的经济增长明显比之前慢很多；但富人情况却是另一种图景。财富及收入的不公平分配在经过60年的衰弱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死灰复燃，国家打击联合工会、减税、上涨租金、私有化及放宽监管。

能源、水、交通、卫生、教育、道路及监狱等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及市场化让公司有权在相关地点建立收费站，向居民或政府收费，供其使用。非劳动收入另一个代名词就是租金。你用高得不合理的价格购买火车票，但票价只有一部分用于补偿运营商，以及燃油、工资、铁道车辆及其他项目的支出。剩下来的钱都归公司所有，这反应出你是如何受人摆布的。

经营英国私有化或半私有化服务的那些人，投资很少的钱，收取高费用，以此赚取巨大财富。在俄罗斯和印度，寡头通过降价销售的方式获得国有资产。在墨西哥，卡洛斯·斯利姆获得授权，控制几乎所有的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的服务，很快就成为世界顶级富豪。

如安德鲁·萨耶尔在《为什么我们供不起富人》中所说的那样，金融化所带来的影响与此很像。“利息和租金一样，也是非劳动收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富人对另一项重要资产——钱——的控制越来越紧。绝大多数利息的支付都是由穷人汇款给富人。很多人因房价、政府资金撤出而浑身是债（学生助学金变成学生贷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同时银行及高管在谋取暴利。

萨耶尔认为，过去四十年中，财富不仅从穷人转移到富人，也从那些通过生产新产品和提供服务挣钱的人转移到控制资产、收取租金、利息及资本收益的富人。劳动收入正被非劳动收入所代替。

新自由主义政策处处受市场失灵的困扰。银行因规模庞大，不能倒闭，连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司情况也是如此，正如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提到的那样，哈耶克忘了一点：基础国家服务是不可宣告破产的，这也就意味着竞争在此处行不通。商家谋取利润，但风险却留给国家承担。

失败越多，意识形态就会变得越极端。新自由主义刚好给政府提供了借口和机会，来减税、对公共服务进行私有化、撕裂社会安全网的漏洞、放开企业监管、重新管制居民。政府现在将其魔爪深入到公共部门的每一个角落。

也许，新自由主义最危险的影响不是其带来的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由于政府管辖的领域在不断减少，公民通过投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也受到限制。而新自由主义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花钱来执行选择权。但富人的财富比他人多：在大消费者及股东制民主下，选民并不是均匀分布。结果造成穷人及中产阶级失权。由于右翼政党及此前左翼政党采取了相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失权变成了权利被剥削。大部分民众脱离政治。

克里斯·赫奇斯评论道：“法西斯运动建立的基础并不是政治活跃，而是政治不活跃”。“输家”感觉他们在政治体制中无权发表意见，不能发挥作用。”政治辩论不再对民众公开时，人们就开始对口号、符号及轰动变得敏感。比如，对特朗普的崇拜者而言，事实和论据几乎就无关紧要。

朱特解释道：公民和国家间亲密的互动消失时，就只剩下了权威和服从，权力成为连接国家和公民的唯一纽带。而当政府失去建立在公共服务中的道德权威时，政府就只能通过“哄骗、威胁及迫使的方式来逼迫人民服从，这个时候，哈耶克所害怕的极权主义极有可能出现。

如果公民不能直接参与政治，就会对口号十分敏感，因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一般对事实依据无动于衷

和共产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是已经倒下的神。但这一学说像僵尸一样仍然存在着，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匿名性。换句话说是无名者的聚集。“看不见的手”这一匿名理论被无形的支持者不断推动。慢慢地，慢慢地，我们开始发现一些名字。我们发现：在媒体上强烈反对政府进一步规范烟草行业的英国经济事务学会（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自1963年开始，一直秘密接受英美烟草公司的资助。我们发现：世上最富有的科赫兄弟资助“茶党运动”的发起机构。我们还发现：查尔斯·科赫建立智囊团时，曾指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指责，组织如何运转操作要保密。”

新自由主义术语背后的隐藏意义往往要多于阐明意义。“市场”听上去像和重力、大气压力一样，是对所有人公平的自然制度，但实际上充满了权力关系。“市场所需”更倾向于指公司和领导的需求。“投资”如萨耶尔所说指的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一是为生产性及对社会有益活动提供资金；另一件是购买现有资产，以获得租金、利息、股息及资本增值。用同一个词来伪装“财富来源”完全不同的活动，把财富创造和财富提取混为一谈。

一个世纪前，暴发户被那些继承财产的人鄙视；企业家通过假扮食利者来赢得社会认可。如今，双方关系发生逆转：食利者和继承者将自己伪装成企业家，声称非劳动收入是他们努力挣来的。

这些无名性和混淆的概念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无名性、无地域性充分交织：特许经营模式让工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为谁工作；公司注册的离岸保密制度网络如此复杂，连警察都无法发现利益所有人是谁；糊弄政府的税收安排；无人能懂的理财产品。

新自由主义的匿名性保护得很好。那些受哈耶克、米塞斯和弗里德曼影响的人开始义正言辞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如今这个词很受鄙视。但他们并没有提供替代性理论。有人称自己为古典自由派、自由主义者，这种称呼就有点误导性和莫名其妙的谦虚，毕竟他们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官僚主义》以及弗里德曼经典作品《资本主义与自由》没有任何新颖之处。

但新自由主义至少在其初期阶段还是很令人钦佩的。它是一个由思想家和活动家组成的一致性网络，有着清晰的行动计划。十分有耐心、坚持不懈。《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也成为通往权利的道路。

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也体现在左翼政党的失败上。1929年，自由放任经济学导致经济大萧条，凯恩斯设计了一个替换性的全面经济理论。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行不通时，作为替代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出现。2008年，新自由主义崩塌，之后就没有理论可替换了，这就是为什么该理论如行尸走肉般存在着。左派和中央已经有80年没提出过新的通用框架了。

而现在，每次求助凯恩斯主义都以失败告终。用凯恩斯主义解决21世纪的危机忽略了三大明显问题。首先，要劝服固守旧思想的人很难；其次，凯恩斯主义在七十年代暴露出来的弊端并没有解决；最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对我们的环境危机只字未提。凯恩斯主义通过刺激消费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像电机一样，不断地破坏环境。

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都证明了一点，即仅反对破碎的体系远远不够，必须提出一个连贯性的替代方案。对于工党，民主党及广泛左翼政党来说，中心任务是打造经济上的阿波罗项目，根据21世纪的需求，有意识地定制出一套新体制。

（观察者网严南译自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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