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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乡村教师待遇不断提高,为何仍留不住人?

2018-09-19 09:08:23

(文/观察者网 李泠)

从长沙驱车8小时到达湘西花垣县雅酉镇,再走十几里山路,就能在一片梯田中见到一栋单层村小。两间教室和一小间办公室并排,房顶上撑着“诚信、文明、勤奋、守纪”八个大红字。前方是一片有点坡度的水泥地,两端立着篮球架,近围墙处一根旗杆正对着教室。

这里就是近年来会偶尔进入公众视野的岔河小学,45岁的隆九金已在这学校当了28年的代课教师。

“岔河村就一所学校,我是学校里唯一一名老师。”隆九金同观察者网聊道。

隆九金下课后送学生们回家(图/隆九金,下同)

两林乡岔河村落于湘西凤凰、花垣两县交界处,是凤凰县特困村。全村4寨106户人家,散居在海拔600多米的山坡上。据隆九金介绍,村里孩子四五岁后都会送到他这边上学前班,读完一二年级,再转到9公里外的两林完小。

岔河小学操场上

今年隆九金要教45名学生,4到8岁不等,和往年相比人数算多的。学生们分为学前、一、二年级三个班,因为4月份其中一间教室改成图书室,所以目前三个班学生挤一间教室,按班级分区排座。

为把三个班都公平照顾到,隆九金采取“复式教学”——先给一个班级上课,其他两班在一旁自习写作业;上完一班换下一个班,如此轮流。

为赶课程,隆九金会不定时“拖课”。“作息安排是上午9点开始,下午4点20分放学,但我经常上到五、六点。”隆九金说完,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2018年春两林学区村小上课安排

因为全校就一个老师,所以义务教育课程要求的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全由他一人包办。“这些都还好。音乐课,我会先在网上查些音乐知识,或课堂上用爱心人士捐赠的音箱播放国歌、《感恩的心》以及小朋友们特别喜爱的《小手拍拍》等等。”

学生们教师节作画感谢隆老师

凭借“坚守”在大山深处27年,今年教师节,隆九金的名字出现在央视新闻公众号发布的《谢谢您,教我、爱我、陪伴我》一文中。隆九金为此小心翼翼地得意着——“央视新闻也给我说了几句好话”。但回想起这么些年来的经历,隆九金提的最多的词是“压力”。

28年代课,四易校址

1990年7月,初中毕业后的隆九金和父母在家务农。8月的一个晚上,68岁的村支书和村长摸黑到他家。

“老师年龄大退休了,外村的老师不愿来,过几天开学村里没有老师,三十几个孩子就没人教了。到外面读大家又都不放心,我们想请你当孩子们的老师……”村长说完一个劲地抽着草烟,支书焦虑而又期待地看着隆九金。

当时,许多同学邀隆九金到浙江打工,家里母亲生病、弟弟读书也正愁钱用。但隆九金又想到他这再一走,村里孩子难免失学,家乡教育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所以他翻来覆去想了想,便答应了村里的请求。

就这样,隆九金成了岔河村第一个代课老师。

刚开始的岔河小学只是一间修建于70年代的石头校舍,窗不挡风,瓦不蔽雨,黄泥巴捶的地面上摆着几张木板支起的课桌。隆九金形容当时的上课场景,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

1992年的暑假,一场暴雨把校舍下塌了。第二天赶来的老人们唉声叹气,孩子们则愁眉苦脸。隆九金当场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学校搬到家里。

当年的石头校舍,如今成为菜园子

隆九金那时住的家是一栋四间木板瓦房。为了空出地方当教室,第一间作为一家人生活用房,第二间摆放各种农具,隆九金父亲还拆掉了第三间堂屋的牌位,搬走了他弟弟的床铺,作为一间教室,第四间既是学生的教室也是隆九金的卧室,还兼做家里的灶房。隆九金的父亲还特地花一星期的时间把断脚少腿的课桌椅修好,不够的,就拿家里的来做。

由于木屋低矮潮湿,光线不好,阴雨天上课必须点着灯,久而久之,隆九金近视了,两个女儿近视了,几个学生也近视了。

老木屋内部

2001年暑假,隆九金知道弟弟打工有点积蓄,就积极做老人工作,在老屋旁边的空地上,修建了一栋两层小楼房。房子一修好,隆九金就把教室搬进了新房,而他们一家人还是住在原来的老木屋里。

2011年,隆九金的弟弟又在村东头修建了一栋三层楼房。看到弟弟忙着赚钱,暂时还不结婚,隆九金又打起他的主意,征得同意后,又把教室搬了过去。

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位师范生的乡村调研改变了隆九金和岔河小学的生活轨迹。那位学生从岔河村回去后联系了一些媒体朋友,2011年4月,湖南电视台过去采访,拍了部纪录片,自此“岔河小学隆老师”逐渐为外界所知晓。

2013年教育部门领导过来视察后,新校舍在旧校舍旁破土动工。

“本以为在家教一两年就可以解决,没想一带带了20多年。”隆九金同观察者网感慨道。

2014年3月,新校舍竣工使用。新学校上课那一天,岔河小学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升旗仪式。在家的村民们都赶来放鞭炮表示庆贺,孩子们列队站立,行队礼,唱国歌,升起了五星红旗。隆九金还把先前用了多年的铃铛带过来,说是可以在停电的时候继续使用。

这么多年过来,隆九金家人偶尔也会有几句埋怨。“以前家人说过我怎么这么傻,一直当乡村老师,还是代课,工资那么低。但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只能走到底,毕竟喜欢孩子,也离不开村庄。”

过去28年,隆九金的工资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增长过程。刚开始是每月53元,约十年后升到106元,后在媒体朋友的帮助下,隔几年一两百地涨,如今扣除一些保险后,到手能近1600。

收入微薄,没钱给妻子治病,成为隆九金至今最大的心病。

2003年前后,隆九金妻子患上内风湿性关节炎,起初家里以为问题不大,敷点草药,后来见有些关节开始僵硬,才去湘雅就医。那时医生说治好得几万块钱,但隆九金怀里就揣两三千,因此他们只能返回,继续尝试中草药治疗。

隆九金一说到妻子的病情,声音都低落了:“前几年工资低,爱人身体也特别差,当时压力大到差点崩溃。这两年,爱心人士联系了一个老中医,缓解了爱人的病情,自己才能有更多心思教书。”现在隆九金妻子的病情已有所好转,但仍无法自理生活,上厕所都得靠隆九金背过去。

在和观察者网聊天时,隆九金常表达对媒体朋友的感谢。经媒体报道后,不断有爱心物资输入,学校有了投影仪、音箱、电子琴,也迎来了篮球架和乒乓球桌。而他自己也开始自学电脑,尝试制作PPT上课。出名后,教育局也会请他给400多名教师上公开课,讲自己的故事。2018年1月,隆九金还获得马云公益基金会颁发的“乡村教师奖”,奖项附带的10万奖金让他在支付完两个女儿大学、高中学费之余,还能给家人买几套新衣服。

现在的隆九金希望岔河小学能再多一位教师,也向县教育局反映过,不过由于学前班24名孩子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因此生师比仍属合理配比,隆九金对此不抱太大念想。

乡村教育困惑:“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

隆九金凭借“坚守”深山教学而受人赞扬,但这也反向折射出乡村教育“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部分困境。

教育部曾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间,全国乡村教师数量由472.95万降为330.45万。短短三年内,乡村教师流失人数达142.5万,流失率达30%。为挽留乡村教师,国家在过往五年出台一系列奖补政策,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2013年9月起,国家实施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今年8月31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今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已覆盖200万人,达总数2/3,且5年间生活补助标准从最早人均258元到2017年提高至322元,平均增幅达25%。

而在2015年6月,国务院颁布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计划》明确指出,把提高教师地位待遇作为真招实招,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在《计划》实施近3年后,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曾做过相关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课题组调查的湖北、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6个样本县(区)乡村教师工资年收入均值为38520元,四川、云南等西部地区6个样本县(区)乡村教师工资年收入均值则为46228元。

2018年5月,国务院办公室更在《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要求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但待遇的逐步提升,仍难以使乡村教师一职在全国范围内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雷望红过去一年多时间内在全国调研了二十余所乡村学校。据其介绍,当前乡村教师仍处于不断流失状态,“县城相对好一点,乡村教师都想往城里挤”。

雷望红调研过的一个乡镇中心学校,建筑已老旧,校门口有木工厂喷油漆,污染严重,无法协商解决。教师周转房只有16套,多数老师居住的房间没有卫生间,墙面掉皮、房顶渗水。操场本来申请的是橡胶操场,结果下来的项目成水泥操场。以前学校没有围墙,2014年底修好围墙后还拖欠施工方工钱。

雷望红统计发现,近5年来该校新招聘的乡村教师流失率达45.5%,目前留下来的教师要么已在当地成家,要么正等候调走时机,大多是人在心不在的状态。

雷望红统计发现,近5年来该校新招聘的乡村教师流失率达45.5%(表格/雷望红)

“下不去,留不住”不只是因为钱

“乡村教师流失不只是因为待遇问题。我去的几个地方教师总收入在当地已属中上水平,越偏远,教师待遇相对越高。而且近几年提升特别快,我2016年上半年去粤北,当地乡村退休教师工资已有7000多元。”雷望红同观察者网谈道。

雷望红访谈60多位乡村教师后发现,虽然国家已出台部分优惠政策向乡村教师倾斜——提高生活补助、建设更多周转房、职称评聘上有所优待等等,但仍有一些因素极大地影响着乡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如成就感缺失。“乡村教师往城里跑,除了城市生活便利,还有一点原因是在乡村教书太没成就感,学生少,且管教相对困难,缺乏有效的指导和约束手段。”

《中国农村教育评论》执行主编李涛在调研西南一所农村寄宿学校后也有类似发现:寄宿制学校中的留守儿童往往可能越被关爱,却越陷入到规训和抗争的痛苦中。李涛在报告中写道:

“底层孩子们的违纪次数被严格记录并归档,但尽管如此,乡校的孩子们,特别是高年级孩子们却并不足够惧怕这些被围观的所谓特殊身份标签。相反,父辈文化和同辈群体内部所形成的灰色共同体文化却往往抵消了特殊身份标签所带来的耻感。

如九年级男孩齐磊所述:反正学校也不敢开除,再怎么处分和警告最后最多也就是请家长,刚开始请家长来还觉得挺害怕,后来习惯了,请家长来也就没什么感觉了,反而每次家长来还嫌学校小题大作。李元元则说:‘我爸最烦学校了,屁大一点事就电话通知他来,他在蜀市打工,按天计酬,来学校一趟就耽误他赚一天的钱,所以,他也不来,还骂老师多事。’一旁的黄平接着插话:‘还是我爸看得最清楚,他在我八年级的时候就经常直接说,云乡学校未来反正也没几个能考上高中大学的,大部分都要出来在社会上混吃喝,在学校里不犯点错误将来怎么能混社会呢?’

学校内部底层孩子们在‘垂直抗争’(对抗老师和学校)和‘平行抗争’(对抗其他同辈群体和个体)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如兄弟帮、霸王团等底层孩子抱团取暖所形成的灰色次文化共同体,对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悄然赋予了另外一种‘英雄主义’的文化内涵,李元元告诉笔者:没有个处分、警告啥的都不好意思在兄弟帮混。而齐磊则在一旁暗示:我们的成员都必须通过检验,看是否足够男人!

来自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本想作为直接惩戒的柔性艺术,通过在同辈群体内部制造被围观的特殊身份标签,以同辈群体的集体鄙视和个体孤独来实现官方教育为本的惩戒目标。但是,却往往忽视了反学校文化所达致的英雄主义赋值和强意义解构反向使标签走向了反面。以至于德育主任邓老师一边说通过处分和警告可以使违纪学生在同学面前感到耻辱而痛定思痛改正违纪行为,另一边却有更多的违纪学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不乏邓老师眼中的‘乖’学生。 ”

作为马云乡村教师奖的负责人,郑菲从2015年第一届初选跟到今年,也因此接触过上百名乡村教师。在和乡村教师交流的过程中,郑菲发现乡村教师的失落感,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实质性的尊重。

“大家一说起乡村教师,就像是一个被流放的工作。刚毕业的年轻人一说要去乡村工作,很多父母第一反应是不同意,更希望孩子们去城市、去企业。大家对乡村教师的不认同度还是很高的。以前村民有哪里不懂的,会请教当地的教书先生,平日写字也会请先生代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马云公益基金会于2015年推出“乡村教师奖”,今年已进入第四届(图/东方IC)

郑菲观察到乡村教师中有两类人尤其渴望获得外界的尊重,一类是年轻老师,另一类是代课老师。

“年轻老师刚进入职场,一腔热血,希望做些事来,但体制内很多老师一开始只是把教学当工作。此外朋友、父母也难认可,还是希望他们换地方,有一个‘好工作’。另一类是游离在体制外的代课老师。平时各类教育奖项,多跟他们没什么关系。读他们的材料,常能感受到他们想对社会倾诉,希望社会能了解、接纳、认可他们。我们组织过多次线上线下学习活动,注重拓展乡村教师教学技能的同时,也重视激发他们对乡村教师一职的热爱和责任感,这两类老师最愿意去学。”郑菲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谈道。

学生不好教能否成为乡村教师流失的理由?

相比城镇学生,农村学生不好教似乎已逐渐升为一种社会共识,“教不好”也常被归为乡村教师流失的原因之一。而已任职乡村教师25年的李建壑对此持保留态度。

李建壑先前教过3个乡村学校,2012年10月调到现在任教的广西省贵港市港南区瓦塘乡鹿山小学。在李建壑身边,每年都有老师往城区调动,三五年合同一到期,马上走人或考公务员。李建壑对此有些愤慨:“他们的教育良心还无处安放”。

李建壑对教学生,尤其是留守孩子,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李建壑告诉观察者网,“我现在带的五年级,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先前这班纪律差,成绩全镇倒数第一,原来有32人,转走了9个,很多人是因为看不到希望。我主动接下这个班,就是想给他们希望,让他们相信自己并不是没药救了。”

李建壑给这照片命名“朋友圈”(图/李建壑)

李建壑表示,自己会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适当处理,不会因他的缺点或犯错而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即使是成绩最差、调皮捣蛋的“顽固分子”,在李建壑眼中都不是坏学生,只是还没看到他的闪光点。

“我班上有个廖同学之前被别的老师称为‘疯子’,上课和老师顶嘴,不做作业。现在廖同学上课不叫了,他记得哪一节是我的课,作业也认真写。昨天写56个字,我在本子上写上:恭喜你写对了41个字!他挺自豪的。”

李建壑也是2016年马云乡村教师奖的获得者,她去杭州接受培训时,还特地去杭州师范大学买了几本笔记本。“我给他们(学生们)炫耀了杭师大的笔记本,谁都想得到马云老师母校的笔记本。”

李建壑认为农村学生的教育,需要老师、孩子、家长三方共同努力。因此,她会一开学就让家长考虑“希望孩子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要求不在孩子身边的家长能进行“有效陪伴”,多和孩子电话、视频聊天。

而早在2008年,李建壑就发现乡村学校课外书籍非常缺乏,很多孩子因课余时间没课外书可读而无所事事,有的沉迷于网吧荒废学业。于是她自掏腰包,创办“爱心书香书屋”。2012年调来鹿山小学时,她还扛来十几蛇皮袋的图书。现在,李建壑依靠自筹资金和发动社会爱心力量,在贵港市22个乡村学校创办了“爱心书香”书屋,鹿山小学如今连走廊处也都摆上图书供学生阅读。

李建壑已创办22间“爱心书香”书屋(图/李建壑)

李建壑对观察者网表示,乡村孩子有广阔的天地,乡村教师也并非不如城里的老师,只要多想点法子,乡村教育是可以找到突破口的。“比如,城里现成资源丰富,而乡村自己动手做的资源多,可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再比如,农村孩子缺乏美音体的专业教师,但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资源共享,只要有心,都不是困难。因地制宜,自己动手,不等不靠,就靠老师和学生也是可以把学校管理好的。”

李建壑希望全社会都能尊重乡村教师,而乡村教师自身更是要把乡村教师一职当事业对待。“要树立终身从事乡村教育的信念,也要宣誓,像入党那样宣誓,可不能拿乡村教育当跳板。”这是李建壑对年轻乡村教师的衷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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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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