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石激起千层浪。希腊左翼政府上台果然带来了一连串的政治效应，而摆在欧元区面前的第一个需要回到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免去希腊的债务？希腊新任财长瓦鲁法克认为不谈债务减计就是浪费时间，但法德仍然“残忍”回绝了希腊的免债呼吁。剩下的欧洲人还在纠结之中。

摩根士丹利副董事长礼萨•穆加达姆的想法或许代表了一部分的人，他赞成欧洲应将希腊的债务减半，以挽留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但也有人与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的立场一致：万万不可直接勾销希腊债务，否则它在欧洲造成的问题将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削减利息和延长偿债期限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与委婉的法兰西人倒是不谋而合。】

摩根士丹利副董事长 礼萨•穆加达姆

希腊能继续留在欧元区吗？这个问题居于欧洲一场讽刺、威胁与反威胁大戏的核心。这是一个危险游戏。

在上周日议会选举中获胜掌权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坚称，紧缩政策必须结束，公共部门债权人必须接受部分希腊债务可能无法偿付的事实。这一信息在厌倦萧条的选民中产生了共鸣。但它导致柏林的政客们、布鲁塞尔的欧盟专员们和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官员们发出严正声明，他们表示，这种要求与希腊的欧元区成员国身份不符。所有人都坚称，这是一场政策辩论，而不是有关希腊在欧元区未来的辩论。但关于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讨论又回到了媒体头条中。

市场信号表明，退出欧元区对希腊的打击甚于对其他成员国，这使得欧洲人更有胆量支持、甚至主张让希腊退出的言论。希腊的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资产价格颇为稳定。欧洲银行业联盟已初具雏形。欧洲央行(ECB)已承诺实施量化宽松，全面购买主权债券。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还曾承诺“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更进一步消除人们的担忧。

希腊退出欧元区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对希腊而言，无论新启用的弱势货币德拉马克(drachma)可能提供何种解救，在那之前，希腊都将先经历多年的苦难——银行挤兑、经济联系丧失，以及恶化的社会冲突。对欧洲而言，退出欧元区的禁忌被打破，很可能将导致市场重估对其他较弱欧元区经济体的积极看法，以及危机在它们中间传染的风险。如果希腊退出，那么欧洲人可以将追偿债务这回事忘掉了——大幅贬值的德拉马克将使希腊更不可能履行债务。但仅仅否认希腊退出的可能性还不够。必须拿出一条可信的解决方案，以避免在悬崖边缘发生误判和意外。

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调整和史上最大的私人部门债务重组，希腊的公债仍升高至其产出的175%。当前计划呼吁希腊将基本财政盈余（不考虑支付债务利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2014年的1.5%，提高至2016年及以后的4.5%。这将对希腊的社会凝聚力构成威胁，并破坏经济复苏的前景。在政治上，这个目标是不可接受的。另外，高悬的债务问题会打击投资和公众信心。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欧洲应当提出实质性的债务减免——将希腊债务和财政余额要求减半——以换取该国进行改革。附带条件、分阶段的债务减免，可以把目标定为用3年时间将希腊债务降至欧洲的平均水平。这将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力倡导、欧元区部长于2012年达成一致的债务“显著低于GDP的110%”。而且，这将不依赖于一些已被证明过于乐观的假设，包括对希腊增长、通胀、财政努力和社会凝聚力的假设。（由于在2010年至2014年间参与了“三驾马车”的讨论，我在这里也必须对此承担自己的责任。）

希腊应当提出，不再拖延结构性改革。代表统治精英以外阶层的激进左翼联盟，可能会比之前的掌权者更乐于推进改革。紧缩政策的放松以及债务减免带来的政治刺激，将使激进左翼联盟的施政力度得到加强。希腊的基本财政盈余已接近GDP的2%——这正是一旦债务减免得到同意之后、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所必需的水平。作为对改革的激励，大部分省下的资金可以用于社会支出。

债务减免将不是易事，重要原因在于，必须由对欧洲纾困基金出资的政府给予减免（2012年，私人部门已进行了大幅债务减记）。公共部门债权人受到各自政治的掣肘：对由于自己的财政挥霍引发自身危机的希腊施救，是很难令人接受的。不过，希腊已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这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在强大、可信的计划下实施公共部门债务减免，根本不是新主意。务实者在2012年便提出了这一主张。

欧元区已破除了在纾困、私人债务重组和银行业联盟方面的禁忌。正如激进左翼联盟需要克服希腊在深层结构性改革上的不情愿一样，欧洲需要克服在债务减免上的禁忌。

本文作者为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负责全球资本市场业务的副董事长，曾任IMF欧洲部主管

（译者/邢嵬）

欧洲承担不起宽恕希腊的代价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赢了大选。但或许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在争取西方精英阶层的舆论支持方面，这个“极左”政党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希腊经济状况感到非常担忧，因此他们开始赞同激进左翼联盟党的观点，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大幅削减希腊国家债务——希腊国家债务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到175%。

一位来自英语国家的资深政策制定者在达沃斯告诉我：“有必要将希腊债务保持在适当的规模。德国人应该记得，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受益于官方债务减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信件和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数篇评论文章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遗憾的是，直接勾销希腊债务在欧洲造成的问题将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可以预期此举将会造成三个主要负面影响。首先，它将引发欧洲北部国家的政治反弹，这将助长 极右翼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势力。其次，在欧洲南部国家，极左翼和反资本主义政党将赢得民众信任，并会要求进行类似的债务勾销，以及大幅扩张社会支出，后者将 会导致市场信心的崩溃。第三，在希腊违约之后——即便是经过协商的违约——欧盟成员国将不再彼此信任，这将更难保持欧盟的团结。

着眼于德国 冷酷无情的立场引发了有关二战的情感问题，却掩盖了如下事实，即几乎所有希腊的欧洲债权人都抱着类似的观点。芬兰和荷兰等国家的政客们很难证明帮助希腊纾 困是合理的。这些国家中持怀疑态度的公民似乎认为，希腊可能永远也不会还款了。（他们太傻了！）如果那些担忧现在得到证实，反对纾困的民族主义政党将会受 益。

芬兰总理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指出，芬兰已经借给希腊约10亿欧元——接近该国政府年度预算的2%。对一个同样陷入深幅经济衰退的国家来说，勾销其中一半债务在政治上将是 危险的。可能的受益者将是民族主义政党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

这种模式将在其他地区复制，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和荷兰的自由党(Freedom Party)都是可能的受益者。

从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的话中可以体会到欧洲北部国家的反应，他在tweet上发文称：“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通过承诺其他欧元国家的纳税人将向他们支付更多而赢得大选。胆子相当大。”

希 腊违约也将对德国政治局势造成不利影响——德国是欧盟的基石。“德国其他选择党”(AfD)无疑会从中受益——现在该党除了反对欧元以外，还反对移民。德 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取得的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是防止极右翼政党在德国兴起——法国、奥地利和荷兰都兴起了这类政党。现在这种成就岌岌可危。

欧洲的 极左翼政党也在为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党欢呼。轻易就能赖账和结束紧缩措施的想法，必定对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债务压力巨大的国家具有极大的诱 惑力。如果激进左翼联盟党成功地让希腊大幅减免债务，包括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爱尔兰新芬党(Sinn Féin)和意大利“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在内的各党派将会获得支持。但欧元区各国（尤其是在意大利或西班牙）普遍债务违约的前景将让市场感到恐慌，并加大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风 险。所有人都将受到冲击，包括社会民主力量党和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支持者。

希腊债务违约即便不会助长政治极端主义或者引起金融恐慌，也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只有欧盟所有成员国相信，其他国家将信守彼此的财务承诺并遵守欧洲法律，欧盟才能真正运作。一旦这种观点确实遭到破坏，未来就几乎不可能谈判达成任何协议了。

你将如何说服德国或芬兰议会投票支持欧洲又一次的纾困？如果共同信任不复存在，人们所珍视的银行业联盟等构想将如何推进？

所 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希腊必须继续受苦。尽管希腊整体债务规模异常庞大，但除了彻底违约以外，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希腊债务的利息已经被削减和延期。这种 “延期和假装”(extend and pretend)政策可能被进一步完善以减轻更多债务负担。偿债可能被延迟，直至希腊经济恢复一定程度的可持续增长。

这一点，加上欧洲央行(ECB)激进的货币政策和油价下跌，将有助于希腊经济恢复增长。

当然，欧盟又一次含糊的妥协将远不如激进左翼联盟党提出的债务勾销那么令人兴奋。但考虑到其他所有风险，含糊的妥协看起来具有奇怪的吸引力。

（译者/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