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约瑟夫·奈（Joseph Nye）这个“软实力”理论家来说，特朗普的当选恐怕是对他的当头一棒，让他的理论失去了白宫“王官学”的地位。更麻烦的是，特朗普启动的强调安全、经济民族主义和去监管化的“变法”，不断凸显“美国利益”与“美国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什么是“软实力”？按照约瑟夫·奈的界定，“软实力”与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项目构成的“硬实力”相对，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它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等等方面。

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时候，曾奉行“巧实力”（smart power）哲学，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以与小布什任内牛仔式的单边主义外交哲学相区别，而约瑟夫·奈就是2007年《巧实力战略》研究报告的撰写者之一。约瑟夫·奈主张，美国要保持自己的国际地位，就必须充分发挥“软实力”的作用，避免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自身在国际上树立的道义形象。

放到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中，“软实力”理论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的《狱中笔记》重新阐述了霸权（hegemony，也经常翻译成“领导权”）概念，将其解析到强力（coercion）与同意（consent）两个维度，没有后一个维度，统治就很难被正当化。为此，统治集团通过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等等渠道和手段，将自身的价值观塑造成为全社会广泛接受的价值观，从而将“同意”生产出来。不过，这毕竟是共产党人提出的批判理论，不适合美帝直接用。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将批判性的“文化霸权”概念转变成一种服务于美国霸权建制的理论。这一转化工作当然从美国自身的思想传统中汲取了不少资源——如基辛格强调，美国兼具西奥多·罗斯福式的现实主义与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外交哲学传统，约瑟夫·奈则坚持后一个传统的重要性。

美国的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尽管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但长期以来非常自觉地维护着“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之间表面上的和谐。理想主义者坚持，只有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美国价值”去做事，美国才能实现最大的利益；而现实主义者也会利用“美国价值”来为许多完全基于利益算计的行动蒙上一层华丽的面纱，以更有效地达成战略目的，至少不会大张旗鼓地宣扬，按照“美国价值”做事会损害“美国利益”。美国主流媒体长期以来扮演着“美国价值观”祭司的角色。特朗普的上台打破了这种和谐，让“美国价值”和“美国利益”之间的紧张大白于天下。

充满争议的“变法”

美国历史上不乏“变法”的总统，林肯与小罗斯福就是两位杰出代表，但是他们拥有高超的叙事技巧，将自己的改革解释为回到美国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从那里重新出发。“变法”因此也就成为美国的“固本培元”之举。

但特朗普没有遵循这个传统。他在竞选期间不断攻击建制派种种与身份政治相联的“政治正确”，将它还原为实现建制派利益的话语工具，同时不断宣称自己才代表了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1月20日的就职演说沿袭了竞选时期的演说风格。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价值观”的核心词汇，在特朗普的就职演说中居于边缘地位。“自由”（freedom）只在演说临近结尾的时候出现一次。“民主”（democracy）和“人权”（human rights）根本没有出现。

不谈“民主”不等于不谈“人民”。特朗普在演讲中处处诉诸一个被建制派压迫的“美国人民”：“长久以来，我们首都中的一小批人享用着利益的果实，而民众却要承受代价。华府欣欣向荣，却未和人民公诸同好。政客贪位慕禄，而工作渐渐流逝，工厂一一关闭。”特朗普描绘出了一幅非常灰暗的美国景象，批判之前的路走错了，甚至带来了“对美国人民的屠杀”（American carnage）。这个词用得非常重，在美国总统演讲中可谓前所未有。而特朗普宣称从这个被建制派压迫的“人民”概念出发，重新界定“美国利益”，而界定的结果其实符合美国产业资本利益：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遏止产业衰败，实现产业振兴。

特朗普提出的方案，核心是采用“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新执政方针，鼓励买美国货，雇美国人（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但这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谁代表了“美国”和“美国人”呢？种族冲突的维度就会凸显出来。

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不寻求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而是承认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美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发光发亮成为榜样，让别人自愿来学习。这一表态与小布什的“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有着本质区别。“单边主义”的前提仍然是，美国要发挥领导作用，积极塑造世界的面貌。而特朗普的表述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孤立主义”(isolationism)的倾向，承认美国与其他国家都有权以自我中心的方式来行事，但这就会给美国的盟友带来极大的困惑：美国之前曾经大力鼓吹的协调合作体系，又将处于一个什么地位？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特朗普提名的内阁中充斥着商界巨头与军人，而且几乎都是欧裔白人。过去的总统往往还会在内阁里放一两个貌似白手起家的励志人物，以体现“美国梦”，再多配几个少数族裔官员，以体现多元开放，但特朗普不屑于这么干。许多人恍然大悟，原来特朗普的“美国人”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差序格局，并不是所有拿美国护照的人都能同等亲近他的政府。特朗普就职之后，很快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七个穆斯林国家人员的入境禁令，被媒体广泛称为“禁穆令”（Muslim ban），禁令甚至影响那些拥有美国绿卡或双重国籍的人，这在整个西方世界引发轩然大波，批评者视之为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司法系统很快对特朗普的“禁穆令”提出了挑战，华盛顿州司法部起诉要求冻结“禁穆令”，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了其要求。联邦政府司法部上诉至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维持原判。特朗普非常愤怒，毫不客气地在推特和新闻发布会上谴责反对他的法官。总统与法官的斗争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像特朗普这样搞得满城风雨，无疑也给全世界留下了“不尊重司法”的印象。

为了振兴制造业，创造就业岗位，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企业的环保监管。他提名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普鲁伊特(Scott Pruitt)担任联邦环保署署长，这位候选人是奥巴马气候议程的强烈反对者，让他来管环保署，不啻是让黄鼠狼守鸡窝。这又违反了主流媒体和前几届政府大力推广的价值：环境保护。

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频频遭到主流媒体的围攻，这加固了他的一个基本判断：主流媒体是压制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就职之后，特朗普持续在推特和新闻发布会上攻击主流媒体，不断指控他们制造假新闻，甚至指控CNN、《纽约时报》、NBC等几家媒体为全民公敌。而其坚持推特治国，目的也在于能够将自己的声音准确地传达给大众，防止遭到媒体的扭曲。而反特朗普的主流媒体认为自己既捍卫美国价值，也捍卫美国利益，特朗普则同时背离了二者。两边都觉得自己很对。于是，美国形成一幅奇特的景象，白宫里的总统天天和主流媒体对骂。这既损害了总统在国际上的权威，也使得美国主流媒体很难在全世界面前继续标榜自己是“客观中立”和“专业”的典范。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强的“敲诈式”特征。他在竞选阶段将中国视为阻碍美国伟大的关键因素之一，并且在就职之前就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许多人预期他上台之后会首先对中国下狠手。但中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特朗普在碰了钉子之后，声明尊重“一个中国”。

但美国的许多盟友们缺乏中国这样的力量，特朗普挤压它们更加肆无忌惮：他坚持在美墨边境修墙，并将通过税收政策让墨西哥人实际上出修墙的钱；他跟澳大利亚总理在难民问题上话不投机，毫不客气地挂断电话；他前脚跟日本首相安倍谈笑风生，后脚就宣布退出TPP，在美日同盟走向问题上迟迟不作表态，迫使安倍再次访美送上投资大礼包；他要求欧盟国家在北约体系里多出钱，以节省美国的军事费用，同时对欧盟的一体化冷嘲热讽，挑拨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家的关系，试图压迫德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作出让步。而欧盟各国的疑欧右翼势力也从特朗普的当选中获得了极大的激励，有的组织甚至已经开始模仿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与策略，这也令欧盟的领导人头疼不已。

特朗普牛仔风格的“变法”，使得美国内部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制度的危机，大白于天下。内政的分裂当然直接损害到美国的对外感召力，而敲诈式的外交手段，对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构成更大的冲击。一个“群主”不发红包，却天天以“退群”为威胁要求群友给他发红包，各位群友会怎么看呢？还会死心塌地跟着“群主”走吗？

烧钱，还是赚钱？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强调，“霸权红利”的维持需要美国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向心力。但美国为什么走向自损“软实力”的方向呢？特朗普有明显的性格缺陷，当然也存在执政能力不足的问题，但他并不是美国社会与政治分裂的源头，他只是继承了一个分裂的局面，并且拒绝继续粉饰太平。他所强调的是一个相反的见解：世人熟悉的“美国价值”并非天然有利于“美国利益”，它常常是非常烧钱的。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自信心爆棚，相信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帮助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世界。基于这种自信，美国政府接受新的产业国际分工，坐视大量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洼地”，许多跨国企业只在美国本土保留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利用对产业链的组织和支配能力来赚取超额利润。而克林顿执政时期对于金融资本的松绑，让从事中低端制造业的利润更缺乏吸引力，而且逐渐形成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配。

新的国际分工确实降低了商品的生产成本，使得美国中下层人民能够享受到更为便宜的进口商品。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低端制造业取得成就之后，并不会安于既有的国际分工角色，而是已经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挺进（如对半导体产业的布局）。美国在核心技术方面仍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其产业界精英已经产生了极强的危机意识。

中低端制造业的外流，也意味着工作岗位的流失，而金融服务业、IT等兴盛产业需要较高的技能，许多缺乏技能或技能过期的劳动者就陷入“就业难”的局面。不仅如此，不少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雇佣墨西哥非法移民来从事生产，这当然也加剧了本国公民“就业难”的问题。体现在近年的统计数据上，第一是劳动参与率长期在低位徘徊，第二是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比1999年的水平还低。

更麻烦的是，美国所遭遇的不仅是蛋糕没有分好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从低谷恢复，但增长缓慢。而这一切都是在“自由”“开放”“多样性”等主流价值旗帜下发生的。

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是一个霸权体系的“群主”，并以它认可的价值观作为这个“群”的核心价值，做“世界警察”是其“群主”角色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维护数百个海外军事基地要花钱，干预区域事务，更要花钱，如果利益计算不准确，还会花很多冤枉钱，就像小布什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收益与支出就极不成比例。

不仅如此，美国还会经常遭遇到两难的选择：当中东宗教极端分子喊着“民主”的口号，要求推翻跟美国配合默契的世俗独裁者之时，美国到底是站在谁的一边？奥巴马政府要照顾美国价值观，支持了不少宗教极端势力，其结果是推翻一个能够维持稳定的强人，涌出千千万万个强人，烽火连绵不绝，最终不仅损害美国的现实利益，也会损害到美国自己的道义形象。而不断陷入到类似的区域争端中去，其结果就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用十个手指头按着十只跳蚤，动弹不得。

但钱包已经在瘪下去了。截至2016年末，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接近20万亿美元，政府很难有钱投入基础设施的更新。布热津斯基将基础设施的老化视为美国面对的六大威胁之一，特朗普干脆说，美国的许多基础设施几乎就是第三世界水平。就在1月中旬，加州北部的奥罗维尔水坝因泄洪道损坏而出现溃坝风险，州政府下令数十万人疏散，这就是基础设施老化危及民生的一个生动的例子。

布热津斯基列出的美国面临的六大威胁中还有一项：美国民众的知识匮乏。大部分美国民众对美国之外的世界并不关心，也并不清楚美国在全球体系中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绑定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这种知识匮乏，使得许多利益受损的中下层白人只能是基于直觉作出反应——既然是企业外流导致自己失业，那就必须采取手段让企业回流；既然是墨西哥移民抢了自己的工作，那就要遣返非法移民，严控边境。美国竞争性选举政体的抗压能力是有限的，民间怨气郁积，很快会在选举中体现出来。

在竞选开始阶段处于弱势的特朗普，绕过主流媒体，直接借助“大数据”技术来对选民作出更为精准的了解，把握群众的情绪，进而设计更有针对性的回应方案。特朗普的数据团队实力究竟如何，网络有一些争议，但特朗普对互联网的运用，以及在“铁锈地带”的亲自走访，确实使他达到了被主流媒体遗漏的“沉默的大多数”，了解了他们的情绪。群众要求吃饭第一，情怀第二，特朗普就加以迎合。

左翼候选人桑德斯主张分蛋糕，大富豪特朗普是不会同意的，他的主张是做大蛋糕，但有针对性地创造一些就业岗位，这看起来难度比重新分蛋糕要小一些，最终也达到了“催票”的效果。

特朗普渴望政绩，在执政团队还没有配齐的情况下，就急匆匆地启动了体现“美国优先”精神的变法。将这场“变法”视为“逆全球化”恐怕是不准确的。美国的精英们不会放弃从目前这个全球霸权体系中获取的巨额“霸权红利”，关键是降低美国对这个体系的统治成本，花更少的钱，尽可能保持更多的控制力。那么，合乎逻辑的路径，就是让自己的盟友多出钱，多承担义务，同时压缩中国这样的竞争者的战略空间。这就是特朗普“敲诈式”的外交政策背后的算盘。它的关注点是美国如何保持自身的硬实力，至于国际声誉的损失，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历史上所有的“变法”都需要批评前人的做法，从而打碎前人给世人所制造的某些幻象。不愿意变法的约瑟夫·奈希望完整地维持原有的幻象。这里的核心，就是一个利益的计算。如果特朗普“变法”能让美国赚到大钱，重新增强经济竞争力，美国短期内损失一点国际声誉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大不了以后重建声誉就是。但从现在特朗普组建团队的困难来看，人们很难对此有足够信心。

许多策士已经在担心一种结果，就是特朗普既牺牲了美国的“软实力”，也没有赚到钱。掌握了行政和立法两权的共和党对特朗普这个“半路出家”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不是没有限度的，如果“党老大”们感觉对特朗普已经失控，弹劾总统也不无可能。但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程序，必将引发一场新的宪制危机，在短期内仍然会继续损害美国的“软实力”，因此启动这个程序也不能不十分谨慎。

特朗普的意义

在最近涌现的不少欧美网络漫画中，自由的火炬熄灭了，而自由女神正在被特朗普猥亵或屠戮。但是，火炬究竟是如何熄灭的呢？许多主流媒体止步于对特朗普的谴责，仿佛只要把他拱下台，美国就会恢复“正常状态”。但让我们看一下历史吧：在罗马共和国晚期，贵族派代表苏拉（Sulla）打败了借助平民力量夺权的马略（Marius），试图以独裁手段重建运行了数百年的元老院主导的共和政治；然而，他的政治遗产很快流失。只要罗马仍然游荡着大量没有土地的贫困平民，马略的幽灵就会时刻回归。

特朗普当然不是代表平民的左翼，而只是一个利用平民呼声提出美国产业衰落问题的右翼政客。他借助互联网和线下的亲自走访，针对受众展开更为精准的宣传，迎合了他们的情绪，动员起了被主流媒体忽略、但拥有关键选票的人群，赢得了选战。互联网让他可以有自己发声的平台，从而降低了对传统媒体的依赖。许多人惊讶的是，特朗普可以满嘴跑火车，但只要符合受众的情绪，还是能够得到受众支持，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情绪大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呢？这一前景令很多人恐惧，原因就在于，如果美国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美国梦”破灭之后的情绪郁积，也就日益严重，特朗普的“催票”经验，将始终对政客构成一种诱惑。

特朗普是否引领了一个“后真相时代”，关键就在于你是否认为他所指出的美国产业衰落是一个真问题。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那特朗普无非就是凭借煽情上位的政客。但如果你认为是一个真问题，特朗普就是一个真正的“变法者”，只不过姿态和手法比较简单粗暴而已。但至少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坚信这是一个真问题。“变法”就要打破坛坛罐罐，而基于全球化的虚拟经济的“软实力”，因为维护了既得利益格局，也许就属于被打破的坛坛罐罐之列。

约瑟夫·奈现在正在做什么呢？他正在媒体和网络上批判特朗普，指责特朗普不尊重法官，批判特朗普乱发推特损害美国“软实力”。他们之间的相互蔑视，还将持续下去。

（本文部分内容经删改后发表于《中国经营报》及人生副刊，标题为《强硬的特朗普  “柔软”的美利坚》，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推送了原文，观察者网获授权转载。）